虚惊
老吴的艺术馆，在市中心“精神堡垒”（解放碑）不远的大众游艺园里，这个重庆最热闹的地方，里面赌场妓院烟馆戏院什么场合都有，小偷、妓女、乞丐、流氓、艺人、特务……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在这里云集。艺术馆是当时在重庆当市长的杨森为了装点门面成立的，办公室就设在大众游艺园楼上的几个房间里。艺术馆的馆长周稷，是杨森的同乡，也是吴昌文在上海美专的同学。周稷本人无党无派，并不关心政治，但是他头脑清楚，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好谁坏，尽管十多年前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吴昌文的政治身份，还是委任他在馆里做总务主任，把内外大大小小的事务，一概交给老吴包办，自己当了个不管事的“甩手掌柜”。这样一来，我们便借着老吴的“权力”，在这里大展拳脚：馆里搞戏剧、绘画、财务的几个职员，都是老吴找来的进步人士，就连伙房里的采买打杂人员，都是我们由合川撤下来的几个战士。楼上那几间空着的办公室，是我们掩护同志的临时招待所，老吴把其中的一个房间，交给我居住。可是这里的特务这么多，时不时要吆喝着查户口，我成天进进出出，没有个理由也不行啊，于是我又去重庆大学，找到了曾经为小杜他们安排隐蔽的杜刚伯教授。杜老是北大毕业的老教授，陈毅的好朋友，他在重庆办了两个学校——“东方人文学院”和“草堂国专”，我就是他委任的学院驻城办事处主任——名正言顺的林大主任。
我这个“林大主任”光有头衔没有工资，工作就是利用这里的条件油印发行学习资料，让大家好好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一旦解放就能迅速适应工作。
这些资料有《挺进报》和《反攻》这样的地下刊物，有同志们收听抄录下来的《新华社》时事新闻和社论，甚至有刚刚闭幕的“七大党章”。印刷的地点，就在我的寝室里，尽管大好的形势让我们时不时都有些“得意忘形”，可还是把印刷的时间大都安排在晚上。这天晚上，我同从合川下来的刘赢洲在房间里清理刚印好的“七大党章”，准备带出去分发，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急刹车的声音，接着一阵喧哗。我探头一看，昏暗的路灯下，一大群特务哗啦啦跳下了车，在游艺园的大坝子里散落开来，弯着腰鬼鬼祟祟地找什么，看不清楚在搞什么鬼。我和刘赢洲以为是谁告了我们的密，急忙掀开褥子，打算将这批印刷品放在床垫下藏起来，准备应付检查。
忽然“砰”的一声，门被掀开了，一个人嘴里叼着一支烟，直愣愣地立在门口。我只觉得头皮一麻——我的个天，我们怎么会这样大意：居然没有闩门！
时间在一瞬间停止了，足足有好几秒钟，这点时间足够我清醒过来，看清楚了那人的面目：原来是住在我们隔壁的王嘉仁。真是活见鬼了，他怎么偏偏在这样的时候走错了房间，又偏偏遇上了我们没有闩门这样千载难逢的“时机”，把这一切都看了个一清二楚。他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
我一伸手把他拉进来，随手关上了门，对他说：“你都看见了，现在随你怎么办。要是去当人肉贩子，把我们卖给下面的特务，我们跑不了，你也没有好下场；要是愿意为我们做点好事，将来是不会亏待你的。”
王嘉仁此时也清醒过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尖笑了：“去告发你们？你看我像那号人？我早就想对着草鞋作揖——一走了之，怎么还会去告发你们？快点把东西搬到我寝室去。”(https://www.daowen.com)
这个王嘉仁，虽然是留学法国、比利时、瑞士三国的“大学士”，在特务的心目中却是一个不中用的潦倒文人。他生逢乱世，满肚皮的学问无处施展，成天衣冠不整，发不完的牢骚，骂不完的怪话。他的寝室里，满地是烟锅巴，床上堆着乱七八糟的书报，床下塞满了烂鞋子臭袜子，烟雾弥漫、臭气难闻，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从来没有看见有谁进去过，此时此刻，这当然是最保险的地方。我和刘赢洲二话没说，赶快把“危险品”搬进他的屋内藏起来。
艺术馆被特务们围得水泄不通，谁也不准进出，我们回到自己房里，沉着地商量着如何应对下一步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过了好一阵，汽车的声音又响起了：特务们走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那天并不是特地来搜查艺术馆的，而是用探听器来侦察我们的秘密电台。
一场虚惊过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帮助过共产党的“大学士”王嘉仁，被我们安排在一个大学里教书。那个时候，像王嘉仁那样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在老吴手里有一大批，有的是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还有些是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因为各种原因与党失掉了联系。这些人中有市参议会的秘书，有盐务局的中层干部，有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有粮食部的专员和职员，还有大中学校的教员、做生意的老板……眼看全国要解放了，大家都恨国民党，愿意为我们工作。有个叫严静的，在伪参议会做文书收发，经常向我们反映参议会的情况和敌人动态，还动员一些同志去军队做策反工作……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特务经常在大街上，甚至闯进居民家里搞突击检查，谁没有身份证就抓去关起。这对我们那些撤退下来的同志，是很大威胁，吴昌文就通过他大姐找到她的干亲家——杨森的机要秘书，拿来很多盖了市府公章的空白身份证，谁需要就给他一张填上，同志们都笑着说：这真是“吉人天佑”，老天爷要保护我们，国民党有什么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为其中一部分同志解决了遗留下来的党籍问题，其余的根据他们的经历和能力，大都安排了工作。
【注释】
[1]江竹筠（1920.8—1949.11），原名江竹君，女，四川自贡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冬随丈夫彭咏梧到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担任下川东地区地工委和川东临委的联络员及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随后江竹筠被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14日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