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夺食
形势越是紧张，敌人就越是疯狂，他们举着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令箭，大力抓捕地下党人和进步群众，其中被关进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就多达数百人。1949年7月，党组织发出指示：要尽一切努力解救被捕的这些同志，让他们活着迎接解放，这无疑是到虎口里去拔牙。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展开了对被捕同志的营救工作，有的成功了，而大多数则没有成功。
成功的是1947年营救“大夏剧艺社”的党员钟锄云。抗战胜利后，那些进步的剧团和演员相继离开重庆，回到上海，只有川籍人士留了下来，宁君国立剧专的川籍同学席明真、钟锄云及蒋廷藩等人，在重庆组成了“大夏剧艺社”，准备恢复进步的话剧活动。为了节约演出费用，第一个剧目选用了法国剧作家编导的《母爱与妻爱》，剧情简单，全剧只有三个人物，由席明真与宁君主演，钟锄云任导演，蒋廷藩任舞台监督，我任前台主任。
渣滓洞白公馆地形图
演出经费是我去《国民公报》找陶敬之借的，具体的数目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也是去找“民主实践社”的朋友凑集的。该剧定于1947年4月28日正式演出，可就在4月21日晚上，国民党在全市进行了大逮捕，钟锄云于当晚被捕，戏演不成了，赔钱是小事，人可得赶快救出来，而且钟锄云是党员，要是“露馅”就糟了。不过还好，那时候国民党乱抓的人多，钟锄云的身份没有暴露，在当局眼里，他不过是个不安分的文化人。我找到蒋林隐蒋二哥，他又去找了他的那些弟兄中管事的人，自己亲自作保，把钟锄云保了出来，让他马上离开了重庆。原以为此事不了了之，可是不久特务居然要保人交出钟锄云归案。蒋二哥又去找人说情，再送上一笔“包袱”，才算最后了结。虽然蒋二哥受了点连累，钟锄云总算脱险。
可是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特别是华蓥山起义之后，被捕的同志多，敌人的防范也更加严密，我们营救的任务，也变得既繁重又艰难。1949年初，秦耀被捕了。秦耀是秦鼎的哥哥，都是合川人，因不能忍受豪绅恶霸欺压，纠集一批绿林好汉揭竿而起，打富济贫，成了当地的“棚子”。后来党组织派人前往，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这才走上革命道路。秦鼎匪性不改，成了十恶不赦的叛徒，出卖了我们不少的同志，可是他的哥哥秦耀，却于1948年初加入了共产党，起义时担任了第七支队一中队中队长，在战斗中英勇善战，挫败数倍于我的敌军，成了军中著名的英雄。起义失败后，他撤退到重庆，不幸在化龙桥被捕，拘留在歇台子看守所。
我得到消息，立即派了在观音岩饭馆当小工的同志，以送饭为名到看守所去打探秦耀消息。这个同志出来后跟我说：秦耀在看守所内化了个名字叫刘汉清，没有暴露身份，表现也很好。我们一听：得赶快想办法，这些日子起义地区的地头蛇们已经带领特务和叛徒，在各个看守所“指认”共产党，像秦耀这么有名的人，要是被认出来就糟糕了。好在我们的关系也多，很快就找了个人，去向歇台子看守所的所长说情，说是自己的一个什么亲戚，从乡下来城里，不怎么懂城里的规矩……请所长您高抬贵手。
因为没有证据，也因为那段时间莫名其妙抓进去的人太多，所长也乐得送给朋友一个顺水人情，同意取保释放。消息传来，我们喜出望外，很快就找到了担保的铺子和保人，准备第二天就去取保接人，谁知道就在那一天，合川联防办事处派人带领特务前往看守所，将秦耀认出，立即带往重庆警备司令部，定为要犯下狱。1949年的4月19日，秦耀在大坪英勇就义，临刑前沿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
现在解放临近，敌人越来越疯狂，营救工作不但将更加困难而且危险，可是我把上级的决定向同志们一传达，真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从山上下来的这些日子里，打又不能打，说又不能说，大家东躲西藏，心里正憋着一股闷气，一听说要去解救战友，禁不住摩拳擦掌，你一言我一语，出主意想办法，然后由蒋老头来定夺。
有人提出：渣滓洞白公馆那地方，由敌人的“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直接把守，附近的地区全部都封锁了，铁丝网扯了一道又一道，看样子防守得很严密，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干脆回起义地区去，动员一些人和枪来，找时机进行武装劫狱，反正大家正恨得手痒。
蒋老头不同意：“敌人这一路上关卡林立，就是我们组织好了人和枪，肯定也很难通过，退一万步说，就是通过了，进了重庆城，也难掩护下来。再说了，你们研究过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地形没有？那里居高临下，又在一条山沟里，易守不易攻；‘内二警’又是敌人的一个半特务性的警察部队，清一色的美式武装，我们这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游击队，恐怕连靠近都很难，别说是进攻了。”
我去和老朋友蒋林隐商量，他提出一个建议：“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长漆玉林，跟我有些交情，只要你们同意，我愿意去做他的工作，请他放人。”
蒋老头一听更加反对：“这个漆玉林，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我们很多同志都是他抓进去的，他知道自己血债累累，人民饶不了他，肯定是铁了心为蒋介石送葬，我们这一去，岂不是自己往虎口里送？”
后来，诗伯又找到了一个关系。这个人是诗伯的堂兄陈人望，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预算处的处长，因为手里捏着国防部的财政大权，连主管渣滓洞白公馆的特务头子徐远举也要借重他几分。能不能通过这个关系去做做徐远举的工作，把我们关在渣滓洞的同志们救出来？
蒋老头还是不同意：“这个徐远举，更是个罪恶满贯的死硬分子，大特务，根本不可能。”
诗伯这次没有听蒋老头的安排，还是去找了陈人望，通过他去找徐远举，救出了我们的七工委书记徐庶生。起义刚刚失败，徐庶生就被捕了，他的妻子找到诗伯，一定要把老徐救出来。诗伯觉得老徐虽然是起义队伍的领导，可是现在身份没有暴露，可以趁着当前混乱的局面，去试一试。于是决定去找堂兄陈人望，要求他以亲戚的名义，营救徐庶生。诗伯带着宁君还有老徐的妻子，几次去到陈家做工作，诗伯对陈人望和他的夫人信誓旦旦地说：“救出了徐庶生，你们就是立了大功，不但会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还保证你解放后有工作！”于是陈人望就在家中宴请了徐远举，还拿出了自己的十根金条给了他。不久徐远举亲自提审了一批犯人，其中就有徐庶生。不知就里的徐庶生以为已经被定成了重案，心里有些忐忑，谁知道上堂去徐远举只是问了一句：“陈人望是你的什么人？”答曰：“表兄。”徐远举一挥手：“下去！”随后徐庶生被特务转到了专门关押小偷扒手的太平门看守所里，躲过了渣滓洞那场残酷的大屠杀，算是死里逃生。
8月份，由岳池撤下来的徐荣恒告诉我，在磁器口见到他的老师贾佐。贾佐现在是“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的中队长，正在招募新兵，要他去当兵，徐荣恒来请示我，看能不能去。
徐荣恒说的这个交通一旅，对内叫作“志农部队”，其名字是由重庆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的“志”，和特务头子戴雨农（戴笠）的“农”合名而成，实质上是一个特殊的武装特务组织，任务是看守渣滓洞白公馆，负责这两个监狱的警戒任务。而徐荣恒说的那个“贾佐”，就是我当年在万县崇拜的那个风度翩翩的英雄人物贾希夷。这个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一直是在李克农和徐特立同志直接领导下的“特课”工作，不但与我很熟悉，早年与父亲和诗伯交往也很深，就连蒋老头说起他也很了解：当年蒋老头参加南昌起义时，跟他在同一个部队，而且贾希夷还是蒋老头的排长。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能直接打入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当然是个绝好的机会，而且又是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在里面做“内线”。可是又一想：虽然我们大家对他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毕竟有多年没有见面了，现在敌情这么复杂，还不知他最近的情况怎样了。于是只好把“激情”收拾起来，先派徐荣恒去摸清情况后再说。
很快，徐荣恒把贾希夷带来，和我们见面了。
当年万县一别，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我们彼此都在打听对方的消息，可是所有的消息都似是而非。看看眼前的希夷，早已不是当年在万县的演讲台上声嘶力竭涕泪滂沱的演讲者，我呢也不再是被他的激情鼓动得疯狂的小林。我成熟了，而他已经年过四十，我们紧握着对方的手，已经感觉到这些年彼此的艰辛。希夷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们中央特课的直管特工，曾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多次被敌人发现追捕，又多次逃脱，也算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由于工作的保密性，他的关系也一直都断断续续，现在直接的关系又断了，与地方组织又联系不上，他只好独立作战，打入了渣滓洞白公馆警卫队这个关键的地方，等待组织去找他。他那天在招兵处一看见自己当年的学生徐荣恒，凭着他对学生的了解和自己多年在“特课”的经验，认定能够通过徐荣恒，找到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关系”居然会是我、诗伯和蒋老头这样的老朋友。(https://www.daowen.com)
我们说啊笑的高兴了一阵，然后赶紧部署下一步计划。希夷说：“你们说怎么办，我尽力配合就是。”
我说：“不管怎么说，总得先安排几个人进去吧？”
希夷说：“这事正是时候。别看国民党现在整天喊着要坚守重庆，其实是要办一个‘干训班’，准备培训一批小特务，等全国解放后，潜伏下来和共产党‘打游击’的。你们让徐荣恒带上几个可靠的人进来，不要暴露和我的关系，也不能和我发生联系，我会让他们逐步取代中队中不可靠的分队长、事务长和文书，把这个中队牢牢掌握到我们手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做下一步打算。”
很快，徐荣恒先后带了四个人进了这个神秘的“志农部队”，希夷把他们当成了骨干使用，事情很快就有了起色。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交警队内部开始争权夺位，有人觊觎希夷的“宝座”，对他的身份有了怀疑。希夷又待不下去了，一个深夜，他悄悄地离开了这支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至关重要的部队，徐荣恒他们因为希夷的出走，也待不住了，只好撤了出来。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9月的一天，张平和又在磁器口看到一张“交警一旅”招募新兵的通告，赶快来告诉我，还说他可以找到关系打进去。
好个“交警一旅”，好个“志农部队”，如此频繁地招募对付我们的小特务，却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的机会！我们立即同意了张平和的计划，并嘱咐他多拉上几个人进去。
张平和通过他一个同学的亲戚，找到“交警一旅”军官队的一名军官，把他自己和杜文举、陈立洪介绍到交警一旅的“干训班”去当传令兵和勤务兵。这个“干训班”，就是希夷说的那个专门训练“打游击”和潜伏特务的培训班，除了军官队还有个军士队，共有三百多人，地点就设在渣滓洞监狱斜对面的五灵观立人山小学内。特务机关对这个“干训班”非常重视，连特务头子徐远举、何隆庆也常去那里巡视讲课。张平和他们一进去就发现，整个地区警卫森严，特别是监狱的周围，设有三道防线，每道防线都要有特制的通行证（分临时、夜间和特别通行证）才能通行。他们几个人因为是长官身边的传令兵和勤务兵，行动还比较自由，可以随便进出大门，可是也不能随便出入这三道防线。
要施行营救计划，首先要摸清情况，我给张平和他们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绘制一张尽可能详细的地形图。当时这个地区，还没有自来水，就连军官们的洗脸水和洗脚水，都全靠勤务兵和传令兵到山脚的河沟里去提，平时还要不停地到处走动，去给长官们买吃的、用的，传达各种各样的命令和指示。几个人利用这些机会，满山东绕西逛，走遍了附近的松林坡、杨家山、白公馆、阅兵场等地，把整个地形看了个八九不离十。陈立洪这个机灵鬼，不知道用了什么招，居然把主管“干训班”的孙副官手里的临时通行证搞到了手，闯进了渣滓洞监狱警戒线的第二道防线。
1949年11月，一个轰轰烈烈的冬天来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解放大军分兵两路，向大西南进军，蒋介石去了台湾，重庆的国民党残余已经成为瓮中之鳖，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逃跑的逃跑，隐蔽的隐蔽，纷纷为自己寻找后路。
我们把目光瞄准了渣滓洞监狱旁边的国民党第二十四兵工厂。
重庆是国民党的军工要地，二十四兵工厂就靠近渣滓洞监狱，只要往高处一站，可以清楚地看到渣滓洞监狱的碉楼和人来人往的情况。我们在兵工厂的“内线”，是张平和同志的哥哥张平江。张平江是个进步群众，在二十四兵工厂炼钢部当工人，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已经陆续安插了一些人到厂里掩护下来，现在要做的，是要让这些同志动起来，想办法打入这个厂的警卫队，把枪掌握在自己手里。平时不动声色的张平江和同志们接到指令，立即活跃起来，到处交朋友，拉关系，人托人人找人，终于打通了警卫队的副队长，同意补充两个新兵进警卫队。我们马上选了两个精明能干的同志进去，这两个人又在警卫队里大交朋友，最后其中的一个居然补上了机枪手，掌握了一挺机枪！我和蒋老头知道了这情况，简直乐不可支，连忙带进信去：“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一定要谨慎行事，到时候我们再派支队伍打进去，配合你们封锁敌人的碉楼，消灭碉楼里的守敌。这样就有可能实现解救战友的计划。”
把渣滓洞监狱的情况侦察清楚之后，张平和、陈立洪到二十四兵工厂张平江那里，把各自头脑里的信息汇集起来，画好了一张很详尽的渣滓洞白公馆地形图。这张地图是用一张一尺见方的土白纸绘制的，上面标明了从歌乐山、童家桥、红槽房、二十四兵工厂到渣滓洞白公馆的路线和沿途的警戒线，又用特殊的标记注明了区内的警戒线、岗亭、哨所和木栏的标志，以及军械仓库、营房住地、兵力布置，还用特别文字说明了第三道防线较严密，线外有电网、线内有警铃，还有便衣武装特务把守等等。在敌人那么严密的监视下，他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绘制出这样一幅详细的地图出来，真是很不容易。
11月中旬，张平和他们精心绘制的这张地图由陈立洪带出来，交给了我。
为了方便同他们联系，此时蒋老头通过敌人联勤总部一个姓张的参谋，已经把我和亚彬介绍到离渣滓洞白公馆不远的沙坪坝三十粮秣库，我当文书，亚彬当库丁，蒋老头明确了我的任务：在这个避风港里，坐镇指挥营救工作。
这是一个军用粮食仓库，库长姓叶，在我掌管的花名册上，注明有八十个库丁，实际上东一个西一个已经跑了五十来个——看来这个叶库长吃空缺吃肥了。库里剩下的二十多个库丁，大都是广东人，整天无事可做，就坐车进城去捉小狗，一麻袋一麻袋地装回来，煮上一大锅，吃狗肉，发牢骚。这些广东兵，思乡心切，眼看此时大局已定，没有一个愿意打仗的，发起牢骚来肆无忌惮，说是如果真的要他们去打仗，都要当逃兵。
我乐得和库丁们一起吃狗肉，却不和他们一起发牢骚，晚上在汉渝路或者远处的田边去转悠，等着张平和他们溜出来和我联系。
没几天，当勤务兵的小杜打扫清洁时，一抬头看到政工室的墙壁上贴有一张当天讲课的课时表，第一名就是讲“共党批判”的教员邬竟成。小杜一看这个名字，暗地里吃了一惊：这个姓邬的，不就是老王的表妹夫吗？
小杜说的老王，就是武胜石盘乡的乡长王屏藩，他入党后参加起义，担任了五支队的副司令员。起义失败后，老王从战场上撤退，转移到了重庆南温泉，这个极厚道的人，看见同志们的生活都很困难，通过各种关系为大家找钱。几个月前，他还找人从家里带来一些银圆，放在他的表妹那里，就是让小杜去取的。小杜化装成学生模样去老王表妹家取钱的时候，见过这个邬竟成，知道他是老王表妹的丈夫，在省立教育学院当总务主任，可现在他怎么又跑到这个特务培训班来主讲起“共党批判”来了？原来他是个秘密特务啊。既然是见过面的特务，小杜就有可能暴露，还可能牵连到已经稳住了阵脚的张平和及陈立洪，于是小杜当机立断，转身去了长官那里，说是刚刚接到消息，父亲突然病危，临时告了个假走了，这一去便不回头。
也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大军大踏步地向四川推进，敌人慌作一团，到处调兵遣将，做各种各样的打算。渣滓洞监狱隔壁的第二十四兵工厂的警卫队传出风声，说一旦共产党占领重庆，就是要与其他国民党的队伍合作，拖出去打游击。而此时我们的准备工作没有完成，警卫队也没有被我们掌握，两个已经打入了警备队的同志，只好撤了出来。
事到如今，我们事先策划的计划，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张平和他们几个人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努力，出色地完成力所能及的侦察任务，再待在渣滓洞监狱里面很危险。可是我们打进这个地方不容易，再说现在的局势瞬息万变，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可能冒出个机会来。我告诉张平和、陈立洪，沉住气，不要慌，能稳下来就稳下来，哪怕到时候策反一两个管用的特务也好，要是敌人逃跑，就撤退。
陈立洪和张平和，就这样不动声色地稳下来。期间当上了文书的张平和掌握了潜伏特务的花名册，重庆一解放，他就进了重庆市公安局，拿着这份花名册，把这些潜伏的特务一个个按名捉拿。当然了，那个依然想以省教育学院总务主任身份隐藏下来的秘密特务邬竟成，也没有能够逃脱法网，被张平和亲自带人捉拿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