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下潜
一天，老黄带来了一个人，矮胖个子，温文尔雅，像一个大学教授，友凡介绍说：“这是邓照明同志，我们的邓大哥。”邓大哥很亲热地握着诗伯的手说：“陈大姐，我们的老前辈，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又笑着对我说：“听说你同老黄是老战友？他把你们的情况都同我谈了，老刘被捕后，你的担子更重喽！”
邓照明是党的七大代表，从延安回来担任了川东临委副书记，参与策划了华蓥山的起义。起义失败后，我们同上面的关系也断了，邓大哥从去年9月底去上海找党组织，没有结果，随后又去香港才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取得联系，现在带回了上级党组织的意见，向我们传达。邓大哥说：目前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当前的任务要把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不再搞农村武装斗争，而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发动群众保护城市、工厂、学校、仓库和敌伪档案，防止敌人破坏。要掌握敌人的党政军情况和他们的动态，要特别重视统战和策反工作，注意整顿组织积蓄力量。对于不久前发生的这次起义，上级特别指出：川东地下党的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进步群众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组织这次武装斗争起义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有错误的，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的“左倾”盲动，统战工作中的右倾，致使起义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邓大哥对我说：“石泉同志被捕后，你们这一摊子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大家要吸取老刘的教训，特别小心谨慎。今后，起义撤下来的人员安置掩护，还有起义地区的组织清理恢复，由你统一管起来，你只对川东临委负责，采取单线联系，不与地方上和其他组织发生横的关系。还要注意：不要事事都去亲自处理，更不能和每个人见面，可找几个联络员分别与各地区的同志接头，你听取他们的汇报，研究处理一些重要的问题。还有：要把上面的指示尽快地传达给每一个同志，说服现在还留在起义地区和撤下来的同志，不能再在农村搞武装斗争了，要积蓄力量，积极做好迎接解放的各项准备。”邓大哥走出大门，看到歌乐山下一排排电网、一座座碉楼，心情很沉重地说：“在山下渣滓洞白公馆关有我们很多同志，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地把他们营救出来。这是一项急迫的任务。”
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我的妹夫陈作仪在重庆第二次被捕之后，也被关进了渣滓洞，到现在音信全无。
送走了邓大哥和老黄，我们大家都松了口气：我们的工作目标，终于明确了紧急下潜，迎接解放。
从1948年10月起，我与刘石泉同志负责清理岳池、武胜、合川等起义地区党的组织和撤退到重庆来的一些同志的掩护工作。年底，石泉同志不幸被捕，以后就由我负责。这些地区党的组织多已遭受破坏。参加起义的同志（包括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红色群众）群龙无首，有的撤离疏散，有的仍在原地坚持战斗，他们迫切地要求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我得到邓大哥的指示之后，立即分派人员赴岳池、武胜、合川等地，进行工作。
渠江与嘉陵江合流的合川，是起义的发起地之一，也是敌人重点“围剿”的地区，白色恐怖形势严峻。1949年5月份，我派杜文举第三次去合川，主要任务是传达上级指示：不再搞武装斗争，把枪分散保存，保存力量，团结群众，准备迎接解放。到了7月份，杜文举还未回重庆，我有些担心，就于8月去到合川，准备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合川北门外观音阁与杜相会。我假装在庙内一根长板凳上躺着乘凉，久等不来，路边卡子上的乡丁不时进庙来贼眉贼眼地看看，又出去交头接耳地说悄悄话，我看是要准备“理麻”我了，便立即起来拿出香烟给乡丁们散发，并暗示我是从重庆行辕来办案的。正说着，小杜带着一乘滑竿来了，我上去就给了他一个耳光，说等了你这么久都不来，不知道王大爷今天请我吃饭吗？快走！我跳上滑竿，就叫进城。我们越走越快，转了两个弯，见无人跟踪，便打发了滑竿，沿小路去到河边。到处都是乡丁啊特务啊，找个谈话的地方都很困难，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跳下河去，像是大热天两个下河洗澡求凉快的人，在河里边游边谈。杜文举的家是刘石泉建立的交通联络站，通过他父亲保长的身份做掩护，他弟弟杜文成做交通员。敌人在起义地区清查得厉害，他们只好白天隐蔽在稻田里，晚上才出来活动，把许多同志转移到安全地方，枪支弹药也分散隐蔽起来，因此我们的人和枪都未受损失。我给他布置完下一步的任务，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已经在河里谈了三个多钟头，河水冰凉，我又在打摆子，嘴唇冻得发紫，说话直打哆嗦，从河里爬起来分手，天都要黑了。我沿着河边，到了一个熟人家里，在那里医治了一个多星期身体才稍微好转，回到重庆。小杜当晚没有地方去，摸到一家肉店卖肉的案桌上睡着了，天亮时卖肉的刀儿匠来收拾案板，以为他是叫花子，朝着他背上就是一刀背，把他赶走了。不料他回家之后，就遇到叛徒出卖，父亲和弟弟都被捕，他本人半夜越墙而逃，经过十几道关卡，才脱险出来，到重庆找到我。
岳池的冯群生是起义的重要骨干，早已上了敌人的黑名单，撤到重庆后，被安排在国民党一个师管区做文书。最初他接到老刘“清理组织准备战斗”的指示后，与另外两个同志穿上国民党的军装，大摇大摆地回到罗渡溪他的老家，老远就听见哭声震天，家门口围了一大堆人。他心里一紧，扒开人群挤进去，才知道是母亲去世了。自己走了才没几天，母亲怎么就……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冯群生从头凉到脚，“扑通”一下跪倒在母亲灵前大哭起来。他这一哭，让满屋的人都大吃一惊：这个被国民党到处捉拿的人，怎么会大摇大摆回来了？不是说他是共产党吗，怎么又穿着“国军”的军服？几乎就在一瞬间，所有的客人都走空了，包括那些仇恨国民党的，也包括那些害怕共产党的，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于冯群生一连几天，连一个需要联系的人都找不着了。他知道事情不妙，很快也离开了。事情已经败露，回来的路上再也不敢穿国民党的军服了，更不敢再三个人一起走。冯群生找了件破褂子穿上，连夜拣着小路赶回重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几个乡丁在一条狭路上相逢，对方把手里的枪一横：“站住！大清早的，干什么去？”(https://www.daowen.com)
是啊，这么早，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去呢？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更跑不得：你还有枪子儿跑得快？平时怪机灵的冯群生，居然也一时语塞。那几个乡丁一看，扑上来就要动手抓人。就在这个时候，冯群生突然发现前面一个农民正在门前磨刀石上，“嚯嚯”地磨着割谷子的镰刀。他灵机一动，朝那农民喊道：“老板——今天割哪块田的谷子啊？”
几个乡丁一听：原来是给人割谷子的短工啊，怪不得这么早呢。这才把枪拿顺了，放他过去。
我们把从武胜退下来的小王王香西，安排进了市中心的小什字派出所当文书。不久，小王下班时，忽然发现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被人塞进了两张《挺进报》。小王不动声色收起了《挺进报》，当天晚上就交给了他的上级老谢，老谢又赶快转告我。我们凑在一起冷静地做了分析，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派出所里有思想进步者，得到这两份《挺进报》后，传给他认为可靠的人，以扩大宣传；二是特务对小王有了怀疑，故意找来两份《挺进报》试探他。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不是好事情，说明小王平时的言行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可是我们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起平日里小心谨慎的小王，什么地方出了娄子。
小王现在处的位置，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撤吧，是要保险一些，可万一是个“偶然”，我们不但损失了一个极好的“阵地”，还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曾经在派出所这样的地方混的小王，和很多警察都成了“熟人”，再也不可能在重庆城里露面，只有再往外面转移，那将是非常麻烦的。不撤吧，当然有些危险，可是我们分析来分析去，无论是什么人，都仅仅是“怀疑”和“试探”而已，只要小王不动声色，即使是特务干的，量他们一时半会儿也不敢怎么样。我对老谢说：“你告诉小王，叫他稳住，不要惊慌，看看事态的发展再说。”后来果然没有动静，我大松了一口气，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在我心中一直都是个谜。新中国成立后，我遇上了从渣滓洞监狱里逃出来的萧钟鼎萧司令，这个谜才解开了，说起来令人不敢相信：那两份《挺进报》，居然是他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塞进小王的抽屉里去的！
这件事情，说起来话长。当年萧钟鼎把已经暴露的我父亲送去了江油，接着我又走了，后来他自己也奉命离开了万县，先是去了通通（江）南（部）巴（州）地区办松烟厂和纸厂，接着又去宜昌，做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长官潘文华的策反工作，再后来也来到了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四川省委都撤回延安去了，他和我们一样，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不同的是我们后来接上了，而他到现在也没有能够接上，只好先加入了“小民革”准备搞武装起义。他猜想我手里有党的关系，希望我能想办法帮他接上头，请党组织派人去具体指示。我立即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黄友凡。老黄曾经于1939年在万县地区所属的巫山县工作，对萧钟鼎的情况也有所了解，经过多次研究，同意解决他的组织关系，然后通过他把党的有关指示传达下去。于是我约了萧钟鼎，在离小王派出所不远的华华茶馆里见面，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
脱了好久的组织关系，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接上了，萧司令高兴极了，老黄走后，又和我叙了很多旧事。他听说我父亲已经因病去世，非常惋惜，说，你父亲啊，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厚道热情，干起工作来简直就是拼命，可惜死得太早了。他也知道我和诗伯的女儿宁君结婚了，问起我诗伯的情况，我只简单地说了句：“她在重操旧业。”萧司令一下就明白了，连声说：“好好好！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在万县西山公园的时候看她打枪？咳，原先我只是听你父亲说过她会打双枪，还不大相信，当场就递给她两支快慢机，她一只手拿上一支，打香火，一甩手就是一枪，一甩手又是一枪，枪枪弹无虚发，而且左手比右手还打得好！难得啊难得，一个女人家，身经百难，不屈不挠，是个难得的女英雄啊。”我们这次谈了两个多钟头，分手的时候，我给了他两份刚刚出来的《挺进报》，他揣进怀里，若无其事走出了茶馆，赶往朝天门，准备过河回他在江北的住地，可是才走到五四路口的“白敬宇眼药铺”门口，忽然上来两个便衣特务，二话不说把他拉上就走。萧钟鼎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是被“小民革”里的一个叛徒出卖了，心里只是盘算怎么处理我给他的那两份《挺进报》。
当时特务满街乱抓人，其实是没有什么证据的，可是这两份《挺进报》要是让特务搜了出来，就是铁打的证据了。说来也巧，两个特务顺路把他押到小王所在的小什字派出所，然后一个出去买烟，另外的一个去上厕所，萧钟鼎一看机会来了，赶忙将《挺进报》塞在身边办公桌的抽屉里——这个办公桌，就正好是小王的办公桌。
过了一会儿，两个特务进来，把萧钟鼎带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老街三十二号，然后又作为嫌疑犯关进了渣滓洞。不过“嫌疑”终归是“嫌疑”，因为没证据，即使在渣滓洞里，也始终没有能够定他的罪。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情真是无巧不成书：要不是两个特务急着要抽烟要撒尿，也不会把萧钟鼎押到小什字派出所，让他坐在小王的办公桌前；要不是遇到小王，这事情恐怕要闹大；要不是我和老谢的冷静，小王也会有危险；可要不是我自己给了萧钟鼎这两份《挺进报》，我和小王老谢都不会虚惊这一场；要不是老萧他的脑筋灵活，这两份《挺进报》，将有可能送掉他的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