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东莞孙伟超先生收藏的东纵北撤日记，是一本关于东江纵队抗战胜利后北撤山东前后经过的原始记录。东江纵队1946年6月底7月初北撤山东烟台的故事，各种书本不乏记载。时至今日，这件事已经过去70年了。
1945年重庆谈判所产生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有段文字说：“（中共）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以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这是东江纵队北撤的由来。东纵是中共领导组建的一支抗日武装，诞生于日军入侵广东之际，长期转战华南，坚决抗击日伪军。特别是在日军占领香港时，组织了大规模的营救运动，将大批困于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及各方面人士抢救了出来，并从香港的集中营救出百余名港英官员；此外，还营救出美军飞行人员八人，同美方进行过情报合作，东江纵队因此更饮誉于中外。在跨过了战争的艰难历程，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时，在上述重庆谈判确定的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的大框架下，东江纵队这支南粤子弟兵，却要面临一次离乡别井的大迁徙。他们参加抗战保卫了这片国土，为此做过艰辛而光荣的付出，而国土重光时，他们却要忍痛离开，收拾行囊远走他乡。而让人不安的问题更在于，这一本来出于争取和平的举动，会不会适得其反，演成一出千古悲剧？北撤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广受关注，牵动人心，原因即在这里。
回到历史现场，东江纵队北撤，难度很大，风险极高。第一，力量对比悬殊。当时东纵等部总共只有1万多人（北撤人数被限制在2400人），而国民党在广东的部队总共有20多万人。弱势之东纵等部，面对这样强劲的对手，并处于对方的监视、隔离及切割之下，要想做到顺利集结，安全转移至数千里外的他乡，确实是个绝大的难题。第二，部队集结不易。这次北撤，因种种原因，又被称之为“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撤”。参加北撤的，不止是东江纵队，还有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南路部队、粤中部队等部。各部遍布于全省数十个县，活动范围达1000多平方公里。而集结时间，被限定在一个月之内。在通讯联络手段极其落后，交通设施极不便利，荆棘遍野，欃枪满地的情况下，要将这么多队伍限时限刻集结一地，其千难万险，不言而喻。第三，形势不利。1946年以来，虽有《停战协定》的颁布，但内战并未停止过。有史家谓，这时国内所高奏的，是“和谈—内战交响曲”。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而具体的态势，是关内小打，关外大打。当广东在酝酿、准备北撤之时，东北的长春、四平、吉林等地，战火越烧越旺；中原宣化店等地，亦是战云密布，硝烟弥漫。这种到处开打，或厉兵秣马，或摩拳擦掌的紧张局势，对于东纵等部的顺利集结和安全北撤，也是极其不利的。
以上种种，都不免让人内心发怵。在从全省各地往集中地点转移的过程中，会不会被人一一吃掉？在集结地点等候上船时，会不会被人连锅端走？而上了船之后，还不等于万事大吉了，不测之灾，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例如，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船会不会被人突然调转航向，连人带枪，齐刷刷地开向并非预定要去的地方？总而言之，东纵北撤，前景莫测。这不是一次让人高枕无忧的旅行，而是一段未知数很多，风险极高，危机四伏，随时都有翻车沉船可能的行程。当时很多人为此而担忧，这当然并非出于过虑。
然而，综览东纵等部北撤的史料，却让人读出了另一番观感。
关于东江纵队北撤的协商、谈判，从1946年初开始。谈判的参与者，为重庆军事三人会议所派三人小组成员及军调部第八小组成员，分别由国民政府、中共和美方各派代表组成。谈判先后在重庆、广州等地举行。综观谈判的全过程，争持、辩论、唇枪舌剑的场面，固然在所难免；谈判亦出现过陷入僵局，久无进展的情况；但是并非根本谈不拢。经过充分的协商，反复交换意见，终于于4月初签订了有关的协议，5月21日达成了最后协议。而北撤部队的集结之路，虽然不是一条坦途，实际上亦出现过某些擦枪走火的险情，有部队遭受过伏击，付出了流血的代价，但是并未演成太大的风波，基本上是如期、顺利到达了集中地。再者，北撤部队的集合地——大鹏半岛，虽然一时被称为是个“火药库”，特别是美方派来接送的船只到来之前，又传出国民党军队有即来围歼的“计划”，更使半岛的上空危险系数急剧提升，大有一触即发的可能。但是这种“计划”，终未变成现实。总而言之，广东的这次北撤行动，可警惕之处甚多，事前设想的险情亦十分之多，但是有惊无险，最后是以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部共2583人（原定2400人）登上美方安排的三艘登陆舰，于6月30日启航，7月5日安全抵达山东烟台的结果，从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还在念初中时，我读过广东作家韦丘写的一本薄薄的小说——《不算坎坷的旅途》，写的是中共游击队的一批伤病员在国民党士兵的“护送”之下，乘坐一艘小小的木船，沿北江顺流而下，向集结地点转移的故事。后来阅读渐广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故事，正是取撷于东纵集结、准备北撤的素材。韦丘是东江纵队的一员，亲身参加了那次北撤。
这是一本文字流利的作品，其情节让我经久不忘。在那艘小木船上，国共之兵近距离相处，朝对口晚对面，密切接触，一路上，未免意气纠缠，勾心斗角，风波迭起。而船舱内的“战争”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小船儿已越过了急流险滩。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目的地，也就快到了。作家韦丘可能认为，这是一趟并无太多波折的旅程，所以他给这部小说取了个《不算坎坷的旅途》的拗口之名。然而，这“不算坎坷”四个字，不仅让我记住了那个故事，也让我对东纵北撤的历史，有了点形象化的、带“定位性”的认识。(https://www.daowen.com)
我在干校当五七战士时，还从一位电影导演的口中，知道了“文化大革命”前某电影厂曾有将韦丘的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打算。那部尚未开拍的影片，已定名曰《珠江水长》。我想，那国民党“护送”共产党的故事，那国共之兵在七尺船舱中互相纠缠的情节，对于一些追求出新意、挖深度的艺术家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对演员的表演，也提供了可以尽情发挥的空间。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那小小的七尺船舱，浓缩了当时中国政治上空的风云雷电。船舱虽小，演出的却是关乎战争与和平这一文艺创作永恒主题的宏大故事。至于影片为何没有开拍，联系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创作环境，那当然也是不难理解的。
是的，东江纵队北撤，道路既“坎坷”，但又“不算坎坷”。这一条争取和平之路，虽然其中有曲折，有障碍，高低不平，坑坑洼洼，但无论如何，北撤的任务最终是完成了。1946年6月26日，中原大战爆发，此为全面内战爆发的标志。而东纵北撤部队登船之日，正是中原大战爆发后的第三天；北撤之船启航之时，正是各地战火熊熊燃烧之时。发生在这样的时间节点的故事，今天读起来，不是仍然让人感到至为“另类”，极为侥幸，也极其难得么？
这似乎是一个例外，是万炮齐鸣中奏响的小段和乐，是开放在战争焦土上的小朵黄花。
在那段历史中，对于战争，人们已读得太多太多。谈谈打打，最终不免一打。战争，业已“常态化”，而和平虽然是众生企盼，但却是不易获得、极为罕见的东西。作为争取国内和平的一项举措，东江纵队北撤走过的道路，无论是“坎坷”的，还是“不算坎坷”的，在今天看来，都已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其本身的秉赋——为了和平！而和平的实现，即使局部的，短暂的，仅此一例的，也都是难能可贵的，让人经久不忘，成为一种具有特别意义的记忆。
据辩认，孙伟超先生收藏的这本北撤日记为叶锋所作。叶锋，广东惠阳人，曾任东江纵队支队长，东纵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东纵北撤。这本日记对研究东纵北撤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极为珍贵。东纵北撤70周年之际，为推动对东纵北撤历史的研究，在东莞长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孙伟超先生及叶锋亲属决定出版这部日记，邀编者协助整理、编辑。编者对这部日记略作校订，并在此基础上，搜集了叶锋其他相关的文字记述，并摘编了有关东纵等部北撤的若干历史文献资料，同时附录了广东老战士联谊会整理的北撤人员名录，编为一辑。对编辑、出版中存在的问题，尚祈各界不吝教正。
曾庆榴
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