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前后的印美关系

2000年，克林顿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两国签署了指导21世纪印美关系的框架性文件，双方一致同意建立“持久的、政治上有建设性、经济上富有成果的”新型伙伴关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克林顿对印度为时5天的访问是美国总统对南亚历史性访问中的极重要一站，此前22年没有哪位美国总统踏上南亚的土地。而此次美国总统的南亚之行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只有区区5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9·11”事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印美关系急剧升温而美巴关系每况愈下的局面。在美国世界贸易中心遭到“基地组织”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举国上下大受震撼，政府发誓进行“严厉的报复”，以图发泄被恐怖袭击的仇恨。美国政府将报复的目标锁定为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之后，使得它对南亚的战略倚重方向发生了极其重大的改变，由既定的倾向印度重新调整为倚重巴基斯坦，大幅度回调对印、对巴关系。这种状况被专家描述为将由“扬印抑巴”向“重巴顾印”回摆。

美国缘何回调对南亚两个重要国家的政策，主要原因是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哲学主导了此次战略调整。在美国看来，“9·11”事件以后，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优势重新凸显，印度虽然重要，但是与眼下的反恐相比无疑更为看重巴基斯坦的作用。在美国政府的心目中，如果要发动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阿富汗战争，无疑需要巴基斯坦的全力支持，否则它甚至无法使军队和武器装备进入内陆国家阿富汗。从地理上来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巴基斯坦是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前沿和空中走廊，是美国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理想平台。此外，由于巴基斯坦与塔利班曾经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掌握着大量相关的情报信息，因此也是它必须高度重视的倚重对象。而印度距离阿富汗较远，中间为巴基斯坦所隔断，对美国发动战争的意义远逊一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改“冷战”后向印度倾斜的态度，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使其再一次成为阿富汗战争的“前沿国家”。(https://www.daowen.com)

为了使巴基斯坦政府能够作出与美国配合的战略抉择，美国对国内极不景气的巴基斯坦提供了1亿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延长了396亿美元的债务偿还期，后追加数量十分可观的援助。为了促进美巴合作，美国还利用自身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些影响，扩大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经过美国及其盟国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先前提供135亿美元融资的基础上再次提供新的融资。为了强调巴基斯坦的作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还戏剧性地把出访南亚国家的顺序由“先印后巴”改为“先巴后印”。在访问伊斯兰堡期间，鲍威尔与穆沙拉夫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会谈，并就阿富汗局势和克什米尔问题公开发表了接近巴基斯坦立场的讲话。

而此时的印度为了显示对印美关系的重视，也迅速对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作出了反应。时任外长辛格表示，在美国采取对塔利班报复性打击的过程中，印度愿意提供“最充分的合作”，包括提供相关情报、后勤支援以及军事设施。印度还派外交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双双赴美示好，以便在新的形势下拉近印美关系，说服美国在进行阿富汗战争的过程中，将巴基斯坦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将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分子列为军事打击的对象，以便借美国力量趁机消灭长期困扰印度的“跨境恐怖分子”。但是印度的态度并未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其借助美国打压巴基斯坦的初衷也因美巴关系转圜被迫打消。布什总统在同时任总理瓦杰帕伊通电话时明确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意在扫除全球的恐怖主义，而不是特定地区的恐怖主义。美国的这种态度与此前的对印热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印度的失落感陡然增加。印度的舆论纷纷批评美国移情别恋，指责美国的实用主义态度。印度的报刊上甚至出现谴责美国“再一次让巴基斯坦成为前线国家”“美国已经沿着印度河出卖了印度”“密布的乌云笼罩着印美关系”等激烈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