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如果海德格尔曾经拥有一个不仅在年代意义上所堪称的同时代人，那么这人就是其主要著作比《存在与时间》早六年出版的这位德国犹太人。海德格尔的“新思想”与罗森茨韦克的“新思想”在当代历史上的关联并不广为人知，虽然罗森茨韦克本人确实引人注目。他们的从属关系是以这样的方式显著表现出来的，即一人的思想与另一人的思想一样，不陷入实证主义而积极地通过他们出于人类此在“实际状态”（Faktizität）的共同出发点，避免了德国观念论的意识的形而上学。欧根·罗森施托克（E.Rosenstock）的早期著作，马丁·布伯、汉斯·艾伦贝克和鲁道夫·艾伦贝克（H.und R.Ehrenberg）、维克多·冯·魏茨泽克（V.von Weizsäcker）以及费迪南·埃布纳（F.Ebner），都产生于时代的同一个精神。《辩证神学》的开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这一历史范围内，也属于德国哲学如今的最新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哲学是创造性的，并且具有一种坚定的面貌，这面貌不仅仅是自言自语的孤独者的头脑。在此我们限定于讨论《救赎之星》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对立，并借此讨论不同于时间之时间性的永恒性问题。

在罗森茨韦克的短文集中有题为“混乱的阵线”（Vertauschte Fronten）的两页文章。它为宣扬科恩的《源于犹太教的理性宗教》^[2]（Religion der Vernunft aus der Quellen des Judentums）第一版而作，而且受1929年春在达沃斯举行的高校会议影响，恩斯特·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争论是这场会议的焦点。罗森茨韦克有关于此的观点在他死后才发表在一本杂志上。其内容如下：科恩的著作曾拥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命运：他作为学徒在康德的车间里所干的活（康德的经验理论、康德的伦理学奠基、康德的美学奠基），彻底革新了他们时代的学院哲学，并且为“马堡学派”奠定了基础。他成了师傅之后的著作（《纯粹认知逻辑》《纯粹意愿伦理学》《纯粹感觉美学》）在这一学派以外很少被人注意，他自己的体系停留在一种显然过时的精神的古怪著作中。最后，年迈的科恩在其体系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改建与重建，即《理性宗教》（1919年科恩死后出版，1929年再版），这几乎完全默默无闻，尽管老实说，这部著作与众不同地通过人与上帝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Korrelation）”的基本概念冲破了观念论的边界，并如罗森茨韦克所称，预先指向了“新思想”^[3]。按照罗森茨韦克的看法，海德格尔与卡西尔之间“混乱的阵线”在于，卡西尔代表马堡的康德主义“旧思想”，与此相反，海德格尔实际上代表老科恩的“新思想”而与康德主义嫡系学者相对立，恰恰就这点而言，科恩教席的继任者想必会对这位以及每位老“马堡人”怀有矛盾的心情。(https://www.daowen.com)

罗森茨韦克为了给他的论点——海德格尔的思想运行于科恩所选取的方向上——提供根据，比较了海德格尔的出发点：人——其完全自由的此在是一种“被抛的实际性”——的有限本质与科恩的一种表态^[4]，在其中科恩怀着激情去强调“起码的个体”（Individuum quand même），与“见多识广的资产阶级思想”针锋相对，他说贫弱的人类个体的本来价值存活于“文化之永恒性上的智力输送”，然而又说那永久合乎人情的，恰恰是情绪与心态上稍纵即逝的东西。并且当海德格尔在其演讲中谈到，人们必须把人从所谓文化商品的懒散享乐中唤回到他命运的困境中时，科恩的讽刺就与此相称：科恩说，人们能够把“过往理性的碎片”以及“道德法则的稻草人”留给他的命运。科恩晚年著作所抛在身后的理性，是观念论的“产生着的”（erzeugende）理性，他以受造物的天赋理性取代了前者。然而，海德格尔与科恩各自回返到赤裸裸的实际个体，其间的区别在于，科恩要在起码的个体（Individuum quand même）上，如同个体在一切观念的生成之前就绝对地在此那样，去证得宗教的观念论（Idealismus），他尤其是要“以永恒的荣耀去装点尘世的虚荣之物”，相反，海德格尔不再想从永恒性那里再去了解任何东西，而是出于时间去理解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