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90年代以降，中国诗歌备受指责的原因之一据说是远离现实。事实上，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在90年代的汉语诗歌中，‘介入性’因素及其强度都在不断地增加”。[9]在那些突出“介入性”因素的诗作里，“现实”及“诗与现实”的“关系”得到了新的诠释：“先锋诗一直在‘疏离’那种既在、了然、自明的‘现实’，这不是什么秘密；某种程度上尚属秘密的是它所‘追寻’的现实。进入90年代以来，先锋诗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动向，就是致力强化文本现实与文本外或‘泛文本’意义上的现实的相互指涉性”[10]。那些先锋诗“所指涉的现实是文本意义上的现实，也就是说，不是事态的自然进程，而是写作者所理解的现实，包含了知识、激情、经验、观察和想象”[11]。
秉承这一诗学路向，“70后”诗人也写出了体悟现实的“介入性”诗作，像前述的姜涛、韩博、阎逸、蒋浩等诗人，其诗歌写作的重心看似放在诗艺的推进上，实则他们的不少作品以隐喻的笔法切入当下的现实生活。如诗人西渡就将韩博的长诗《未成年人禁止入内》视为“‘当代评论’的代表作”，认为该诗的“好处在于诗人对于现实的变形处理，因而增加了对现实的概括力和针对性，不仅让我们看到现实和诗人对现实的态度，而且让我们看到了诗的艺术”。[12]这无疑是一种稳健的现实观和成熟的诗艺的结合。
对世俗生活的关注，成为这一代诗人写作中无可回避的主题。相较于每一时期都有诗歌采取过于直接的态度处理社会现实，朵渔的诗歌对现实的关切十分巧妙（尽管笔者对他那首得到广泛赞誉的“地震诗”持保留意见），他的短诗给人印象深刻，如《七里海》只有短短五行，但颇显力度：“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漫步在/黄叶枯草间，我的泪流下来。并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深深的惊恐/来自那个高度，那辉煌的色彩，忧郁的眼神/和孤傲的心”。他的诗歌注重对细小事物的描写，某种“虚弱”语气为其偏于口语的写作加入了朴质的元素；这一点也体现在他新近发表的长诗《高启武传》之中。这部长诗试图以个人的微观历史呈现乃至穿越时代的宏大历史，此一方式（或手法），在其他“70后”诗人的长诗如凌越《虚妄的传记》、张永伟《雪：为村后的小山哀悼》《再悼村后的小山》、赵卫峰《断章：九十年代》、木朵《名优之死》、江非《一只蚂蚁上路了》等中可以见到。
吕约的长诗《四个婚礼三个葬礼》同样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喜剧，却有意将当下与过往、爱与死、灵与肉、冥想与忧患嫁接在一起；因而视野更加开阔，也更有力度，堪称破碎世界的挽歌：“身体微微离地/在风的脚下卷来卷去/一闭上眼睛就看见自己/街头/泡沫码头/灌木丛工地/剧院雕像的阴影下/风口/到处站立/同一时刻出现在两个方向”。她还在其文论中对“破碎世界中的完全诗歌”进行了有力思考，提出了“诗歌以语调重建精神秩序”、“‘我们’对‘我’的限制与补充”、“‘惊奇’通往世界的无限性和多样性”等命题。[13]另一位出生“南方”（吕约的《四个婚礼三个葬礼》有一节涉及此题）的“70后”诗人王艾，在长诗《南方》中以凝练的笔力，扫描了时代洪流裹挟下“南方”的精神与物质发生变迁的历程，他眼里的“南方”幻化为一个香消玉殒的女子，曾经的优雅气质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已经荡然无存：这部长诗包含了丰沛的诗情，堪与“南方”相称的华美语词、张弛有度的句式显得摇曳多姿，实乃“70后”长诗中不可多得之作。
多年前我触摸星辰，
透过她粉色牙床构成的时间地平线，
看到记忆的稀释剂，(https://www.daowen.com)
向那巨大黄昏的怀抱中推出。
多年前它穿过我的骨骼，
留下一排牙印、一绺青丝、一颗皮肤上的黑痣，
但灵魂盛装，精神假面，
在一列三流时代开去的列车上飞舞。
王艾的《南方》隐含着不难辨察的反省意识，这种反省意识在另一些“70后”诗人的长诗中则演化为一种激烈地批判；像冯永锋（站在环保主义立场）的《非分之想》、谢湘南（作为媒体工作者）的《过敏史》、魔头贝贝（做过多种职业）的《起诉书》等，对现实的观照与书写中充满了尖利的控诉色彩。相比之下，宋烈毅的《下午时光》《变化》、黄金明的《洞穴》等长诗，更愿意将目光投向那些日常的景致，洞察世俗生活中的卑微力量，语势变得舒缓，语气也柔和了许多：“一只黄鼠狼在和他对视/这一瞬间/照亮他们//阴暗的时刻来临/一些东西转瞬即逝/只能坐在房间里回忆”（宋烈毅《下午时光》）。这是“介入”现实的另一种路径。
不管怎样，撇开那些过于急切地对现实的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和有效“介入”，不仅为“70后”长诗写作增添了厚重感，同时也使长诗作为一种文体在现时代获得了一定的意义依据。这意味着，通过长诗写作，“70后”诗人能够在加速度的时代列车旁放慢步伐、驻足观视，保持一份从容的心境应对纷乱与喧嚣。多年以前，“70后”安石榴曾坦然自陈：“70年代出生诗人的群体意义和创作本身尚缺乏理论的阐释和支撑，并没有完成写作的自我阐述和整体阐述。”（《七十年代：诗人身份的隐退和诗歌的出场》）迄今为止这一“阐述”仍然未能完成。毋庸讳言，当前中国诗歌处于较为普遍的涣散、乏力的状态，已经或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70后”诗人面临着精神与诗艺的双重转型。他们能否成为未来诗歌的中坚？能否摧毁一种腐朽的代际等级制和有关“进步”的意识形态幻象，而将诗歌写作带入一种宽阔之境？以上谈及的部分长诗，或许让人有理由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