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质”背景下对“异质”的探求——为“70后”学人论坛而作
关于“70后”学人的自我反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作为“70后”学人的一员，我虽然自感谈不上有什么成就、远未到进行学术总结的时候，但当同仁和朋友们提出这一议题时，我是乐于参与其中的，并视之为一次学术途中小憩、自我审视和调整的机会。
的确，我们这一代学人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也完成了大同小异的步入学术研究之路的过程（我本人是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大学、上世纪末获得博士学位的），其间所包含的“同质”性、特别是我们身处的学院体制的利与弊，值得从学理层面予以检讨。另一方面，尽管“70后”学人与此前的“60后”学人、此后的“80后”学人，在生活境遇、发展道路、学术志趣等方面或有较大不同，但从“长时段”来说，这几个“代际”的学人又分享着相近的文化、思想资源，同时（曾经并仍然）面临着共同的生存与学术困境。如何从这种更为根本的“同质”中，找到属于我们这一代、进而是每位“70后”学人的学术个性，在我看来更应成为“70后”学人自我反思这一议题的主旨。
倘若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读研究生、懵懵懂懂地撞进学术殿堂算起，我从事学术研究有近二十年时间了。现在想起来，当初选择冯至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虽说带有很大的率性的成分，却也是渊源有自——与我中学阶段作为诗歌痴迷者的创作与阅读积累密切相关，且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我今后学术研究的旨趣和方向。我中学里读到的第一部新诗集是同桌从省城带回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朦胧诗精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中北岛的诗句：“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摇着一片新叶/像摇着自己的孩子睡去”（《雨夜》），“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路，怎么从脚下延伸/滑进瞳孔里的一盏盏路灯/滚出来，并不是晨星”（《红帆船》），令我不禁大吃一惊，我反复琢磨着这些句子，很快将这两首诗记诵烂熟于心。其实，我读到那本《朦胧诗精选》的1987—1988年之际，朦胧诗的风头早已过去，当时诗界掀起了一股更为汹涌的“第三代”诗浪潮，各地诗歌流派大展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那个年代的激情氛围催生了无数诗歌爱好者，我和几位同学也受到感染，成立诗社并办了一份刊物（只能是手工油印的），传阅、交流、争论、朗诵……陪我们度过了紧张的学习时光。当然，那时的我们对于诗潮的更迭、变迁知之甚少，也没有兴趣系统地了解那些诗潮的风云变幻，对朦胧诗的历史背景和一些作品的内涵无力深入探究，只是在一种感性的欣赏中接受着潜移默化。随后，我接触了海子、骆一禾的诗歌，抄录并背诵过骆一禾的《大黄昏》（结尾的“那些/洁白坚硬的河流上/飘洒着绿色的五月”给我无穷的遐想）、《祖国》等；后来集中阅读的是昌耀，他的《河床》《冰河期》《斯人》《紫金冠》被我常常诵读，而他作为“口吃者”（敬文东语）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或许正是早年的那些阅读，极大影响了我的投身新诗研究及研究趣味与方式：对纯正、典雅诗风的偏好，对内敛的精神诗学的倾心，对诗歌语言、形式的敏感，对感受性的看重。
我对现代诗歌的阅读在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变得系统化，当我读到尘封几十年后陆续出版的“九叶派”诗人的作品时，所受到的震动是可以想见的。我的导师苏光文教授是“大后方文学”研究的卓有成就的学者，并不专门研究诗歌，但他很支持我的毕业论文做诗歌研究（我至今感激并怀念他的宽宏）。由于我觉得自己难以驾驭像“九叶派”这样大的题目，于是就选了一个单个诗人——这个诗群的师辈冯至作为研究对象。不过，最终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没有对冯至进行全面研究，只是分析了他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十四行集》；当时论文用了一个十分夸张的标题，其中有“存在之思”、“非永恒性”之类字眼，某些段落也过于“诗化”，比如在写冯至酝酿《十四行集》的情景时完全是一种文学性的描述：“1941年初的一个下午，在西南中国偏远的一隅，冯至感到崭新的诗的时代正在临近，他走在那窄小的乡村小路上陷入了沉思。”
必须承认，我关于冯至《十四行集》的论文及随后对鲁迅、郑敏等的论述，在主题意趣、思维方式乃至行文风格等方面，都受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风尚（基于审美主义、本体论和自律性观念）之余绪的感染。其间交织着流行一时的英美新批评（赵毅衡译介）、符号学、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诗学、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等理论的熏陶，还有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冯至所推崇的里尔克诗歌，以及海德格尔的哲学及其阐释过的荷尔德林诗学。各种阅读后留下的印迹混合在一起，在相当长时间里左右了我研究的思路、取向以及文字感觉，贯穿于其中的一条内在线索则是对诗歌文本作语言、形式分析的偏爱。
因此，一直到师从叶子铭、朱寿桐二位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那几年，我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新诗语言方面，并写出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以此为基础，临到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借用巴赫金、福柯等的“话语”（Discourse）理论，提出了“新诗话语”的概念，欲以之对新诗的某些现象和问题做出解释。所谓“新诗话语”，就是将新诗的本体和历史看作一种“话语”，其中包含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语言和语境。我认为，新诗的生成和发展极大地受制于语言、语境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研究“新诗话语”即探讨：处于现代性境遇中的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给定的语言（现代汉语）和言说空间，将自身的现代经验付诸现代表达。换言之，现代汉语如何被诗人们用来将自己的经验转化为诗歌？语言和经验如何在诗人们的倾力熔铸下而获具现代的诗形？更具体地说就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新诗进程中，诗人们是如何看待、处理现代汉语的？如何以各自的创作实践探入了现代汉语与诗歌的复杂关系？借用“话语”概念探讨新诗的历史和现象，意在将问题意识伸进一种鲁迅式的关于汉语表达和书写的现代性困境：“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的设想得到了两位先生的认可和支持。惭愧的是，我以“新诗话语研究”为题的毕业论文虽然按时完稿并顺利通过答辩，但囿于本人才情和气力，论文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构想，而留下了颇多有待扩展和深化之处。承蒙洪子诚先生的厚意，论文经过算不上充分的修改后，有幸被纳入他主持的一套丛书得以出版。
在探究“新诗话语”之初我就提醒自己，不必对几乎已成常识的“话语”概念本身进行复述或重新厘定，而应该由此提炼出新诗史上一些有价值的议题。不过，反观自己前几年所进行的新诗话语研究，着眼点仍然主要在语言层面。能否将关于新诗语言的研究导向深入？我想到了格律这一并不新鲜却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议题。实际上，新诗格律紧密勾联着语言（现代汉语）的特性，理解现代汉语的特性与辨析新诗格律的实质互为前提：一方面，现代汉语的某些特性在很大程度上规约着新诗格律的建立；另一方面，新诗格律的生成与演化的规律又增进了对不断丰富发展的现代汉语特性的认识。二者之间一个最显要的关联是，由于现代汉语的种种限制，新诗的格律大概只能趋向于内敛即“内在化”。我以上述观点为基本论证思路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新诗格律问题研究”意外获得批准，这促使我在其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花费了较多气力专注于对以格律为切入点的新诗语言、形式的重新探讨。这些兼具宏观和个案的探讨深化了我的新诗语言研究，将我的研究带入新诗语言更加细微的层面——词汇、句法、节奏、语调等。我研究新诗格律的结论是：新诗也许永远无法获得像古典诗律那样“固定”的格律，却始终要保持现代意识烛照下的对形式的追求。
十年前（2004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题为《可能的拓展——以新诗研究为例》的短文中，曾提出“从新诗自身伸发、扩展开去，将新诗历史与存在方式置放到纷繁的关系网络中辨析其面貌和特征”。这涉及“新诗话语”另一与语言紧密联系的因素——语境。我意识到，尽管从语言出发进入“新诗话语”探究体现了一种本体的自觉，但以此进行的语音、词汇、结构等相关分析，很容易将新诗话语研究沦为单一的技巧分析。诚如解志熙先生在点评我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论文《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论20世纪新诗语言问题》时指出的：“或许新诗的语言问题是一个不可能单在‘诗的语言’范围来论说的问题”（文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文化日趋纷繁复杂的现实，也越发彰显了单纯的语言研究的内在限度。于是，我在研究新诗语言的同时着力从历史语境的角度去考察新诗，并提炼出相关论题。强调语境的重要性意味着，“新诗话语”无论作为一种漫长的历史过程还是具体的单个文本，其意义的理解和生成都必须被置于多重的语境中。——不仅是话语内部的上下文，而且是包括政治、经济、宗教、科学、文化、出版、教育、传播（接受）在内的外部环境以及文学体制（如社团、流派、论争、理论倡议），且体现这些场域（及其交错关系）对“新诗话语”施加的或隐或显、或深或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进而言之，应留意语境的参与如何强化现代汉语对新诗的制约（即语言自身的局限性因语境的介入而最终得以显现），如何与后者共同造成了新诗的双重困境。在研究过程中，我借鉴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经福柯阐发的尼采的“谱系学”和柄谷行人的“起源”研究等，试图呈现语境及其作用于新诗的复杂性。
由于这些年我的研究偏重于新诗语言，而有关新诗语境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因而后者将成为我今后新诗研究的重点之一。另一研究重点，就是针对新诗研究本身或新诗研究方法进行探讨，以寻求新诗研究的多方位拓展。可以看到，在现有的学科格局中，新诗研究有其特殊的位置，多年来，新诗研究总是在相对封闭的框架中，在经过一轮轮充满悖论、冲突的颠覆与重建之后，实现着自身美学趋向的更迭和问题疆域的转变：除了古今中西之类的宏观命题外，内与外之别、自律与他律的分歧、个体与集体的龃龉、审美与政治的纠缠等，便是集结于长期以来新诗研究的挥之不去的议题（譬如，“新诗话语”包含的语言、语境两方面，就分别指向了新诗研究的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每隔一段时间，这些议题的变种就会以不同的面目膨胀出来，激起或大或小的徒劳无益的论争。
概而言之，新诗研究始终面临着两个基本难题：一是如何调协所谓谨严的学院化的历史研究与活泼的当下（跟踪式）批评之间的关系；一是在保持对各种诗歌现象和问题的历史感的同时，又显出对时下变幻的创作实践的持续敏感。这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已成为新诗研究遭到诟病的根由——僵化、空疏、滞后，是人们常常用来指责新诗研究的一些标签。诚然，目前的新诗研究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可从两方面予以检讨：一方面是新诗研究（者）本身的缺陷，由于研究者丧失了钻研的耐心，或缺乏重新提问的能力，导致粗制滥造、重复无效的成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新诗研究与外部环境的错位，很多研究者也许并未意识到，随着历史语境的变换，某一时期确立的研究观念和范式，在新的条件下会逐渐失去效力——社会文化语境的迁移，迫使人们对诗歌发言的方式发生改变。
我以为，新诗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对其本身进行重新认识与定位，消除新诗研究所遭受的误解。比如，一些人以为，研究或批评就是发表意见，说好与坏、答是与否。其实，研究和批评的内涵与具体实践要复杂得多。李长之七十年前的一番话说得好：“批评是一门专门之学，它需要各种辅助的知识，它有它特有的课题。如果不承认这种学术性，以为‘入门’，‘讲话’的智识已足，再时时刻刻拿文学以外的标语口号来作为尺度硬填硬量的话，文学批评也不会产生。”[14]显然，人们所期待的新诗研究中可能具有的洞见，不是从义正词严的表态、理直气壮的宣讲和信口开河的说辞中产生的。新诗研究是对新诗历史、文本的细致入微的体察与发现，需要学识、修养、判断力、趣味的综合。而新诗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个具体问题的“一次性”解决而存在，而是为了呈现和重新梳理问题，使之得到清晰的彰显。真正的新诗研究或批评同样是一种独具匠心的创造，要经历一次如桑塔格所说的“智力自我表达的过程”。
在当下，新诗研究同诗歌创作一样，面临着某种更为艰难、错杂的处境；那些整齐划一的对于诗歌的指令被撤除了，许多流行一时的规则失效了，有关诗歌的认识也变得波动不宁。诗歌被纳入了一个更加阔大的关联域之中，早已不仅仅是诗体、形式等内部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与时代生活、个人遭际等因素的多方位的摩擦。在如此情境中，新诗研究应该如何调整方式、保持有效性和活力呢？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新诗研究者开始了重新清理的工作，如重返历史现场、重缕理论概念、重拾文本分析、重提本体研究，等等。不过，重返历史现场，不是要还原一个静态的所谓客观的过去场景，而是寻索可能被忽略的历史细节；重缕理论概念，不是简单地弄清某个概念的来龙去脉，而是以“考古学”的态度、重新辨析概念生成的深层源头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错杂关联；重拾文本分析，不是止步于它的自律性和自足性，而是要留意历史氛围、制度策略、文化心理等“外部因素”，渗入新诗文本的复杂印迹及其对新诗文本样态与体式形成过程的塑造和影响；重返本体研究，不是重新回到某个局部或总体的本体观念，而是要重新找到本体研究得以生根的语境及二者的新的紧张关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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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70后”指认为流派的说法，可参见黄礼孩为《70后诗集》（两卷本，海风出版社2004年版）所写的序言《70后：一个年轻的诗歌流派》。
[2]敬文东：《“没有终点的旅行”》，《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第2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姜涛：《偏移：一种实践的诗学》，《北京文学（精彩阅读）》1998年第1期。
[4]唐晓渡：《编选者序：从死亡的方向看》，见“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与死亡对称——长诗、组诗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70后”诗人梦亦非对长诗的意义也有相似表述：“长诗是强旺的生命力、敏锐的洞察力、巨大的创造力所凝集而成的结晶”，“它可以全面地表现诗人的才华高低、技艺的生熟、胸襟的大小、情感的浓淡、境界的深浅、经验的多少”。见梦亦非《艾丽丝漫游70后：返真的一代》。
[5]痖弦：《现代诗的省思》，《中国新诗研究》，第19页，洪范书店1981年版。
[6]唐晓渡：《编选者序：从死亡的方向看》，见“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与死亡对称——长诗、组诗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诗全编》，第889页以下，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8]梦亦非：《地域文化·写作资源·史诗》，《苍凉归途·评论卷》，第139页以下，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
[9]张闳：《介入的诗歌》，《声音的诗学》，第14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唐晓渡：《90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山花》1998年第8期。
[11]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谁去谁留》，第24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2]西渡：《普罗透斯，或骰子的六面——读〈汉花园青年诗丛札记〉》，《新诗评论》2008年第2辑。
[13]吕约：《破碎世界中的完全诗歌》，《破坏仪式的女人》，第245页以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14]李长之：《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李长之批评文集》，第377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