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示“大力协同”攻克原子弹

1959年对于新中国的原子弹工程而言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如果说在此之前，新中国是想依靠苏联的帮助研制原子弹的话，那么，从1959年开始，就真正是彻底丢掉幻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来研制原子弹了。在1959年之前，因为有依赖思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是有失误的，主要就是没有重视原子弹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因此，到1959年，尽管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推进，但有关原子弹的核心技术仍然没有任何突破。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非常复杂：一是理论设计，也就是要把原子弹设计出来，原子弹的样子、内部结构等，都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设计出来；二是爆轰试验，目的是摸清原子弹内爆规律，配合理论设计，验证理论设计正确与否，用现场试验来解决理论计算无法解决的问题；三是制造，也就是根据上述正确的理论设计与现场试验，生产制造出原子弹产品，这里的关键是要有合格的浓缩铀；四是核试验现场观测，主要是为了取得大量真实的核爆炸数据，如果拿不到核试验数据，核试验就不能叫真正的成功。

要想完成上述四大方面的工作，主要依靠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和兰州铀浓缩厂。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机构的科研力量和物质条件都不具备完成任务的条件，必须要取得国家的支持，动员全国的力量。那么，在这个最需要支持的关键时刻，中央高层对研制原子弹持什么态度呢？这里就不得不说有关“两弹”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了。当时的中国真可谓“祸不单行”，苏联单方撕毁协定不说，还逼迫中国还债，更要命的是，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天灾人祸一齐来，使“费钱”的“两弹”面临着考验。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两弹”要放慢速度，甚至应该暂停，等国民经济好转之后再说。不能因为“两弹”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全局，“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两弹”是不少领导者的心里话。对于“两弹”上马与下马的争论，毛泽东的表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李富春的汇报时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961年7月，聂荣臻指示国防科委起草了一份“两弹”要继续上马的报告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认可了这个报告。这样，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两弹”不仅没有下马，还得到了特殊的关照，相关特殊政策和措施迅速跟上，最精锐的力量迅速向原子弹工程聚集。(https://www.daowen.com)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二机部迅速调整原子弹研制的战略和思路，深入分析了原子弹工程最薄弱的方面—技术难关，进而迅速调集力量，集中攻克原子弹技术难关。从1960年初开始，在中央的支持下，从中科院和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选调了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中高级科研人员加入攻克原子弹技术难关的队伍。同时，又将原子能研究所的王淦昌、彭桓武等一批高级研究人员调到核武器研究院。这些科研人员与先期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朱光亚、邓稼先等人，构成了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骨干力量。当时正值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持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广大科技工作者是深知这一点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愤图强的意志和决心，他们忘我工作，不舍昼夜。中国能在短时间内突破原子弹关键技术，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

1962年对于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程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一方面，调整原子弹研制战略后，在党中央给予的人、财、物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三年的艰苦攻关，原子弹研制工程的各个子系统都有很大的进展。具体表现在：到1962年底，在理论上通过大量的计算和分析，对浓缩铀作为内爆型原子弹核装料的动作规律与性能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在实验方面，基本掌握了获得内爆的重要手段及其主要规律和实验技术；兰州铀浓缩厂方面，铀235生产线各个环节的技术难关，大都被突破和掌握。总的来说，整个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由量变开始发生局部质变，让人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另一方面，中央领导人的关心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大协作，支持原子弹的研制。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分析了中苏分裂后的严峻国际形势，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原子弹的研制要加快进行。根据中央的这一态度，会后，二机部领导经过讨论，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毛泽东于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随后，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二机部的“两年规划”。为加强领导，组织实施，决定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副总理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为委员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作为一个权力机构，中央专委从成立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共召开了13次会议，讨论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央专委职能扩大，整个“两弹一星”工程都是在中央专委的领导下进行的。应当说，中央专委在推动我国“两弹一星”工程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