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在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总动员令下，在中央专委的有力领导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程在1963年至1964年上半年迎来了丰收。这一年，在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等的努力下，理论研究取得突破，原子弹设计完成，原子弹可以生产了；这中间，王淦昌、郭永怀、程开甲等领导的试验工作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原子弹的关键部件、点火装置—点火中子源也在原子能研究所王方定的带领下制备出来了；兰州铀浓缩厂气体扩散机上的核心部件、被苏联视为绝密技术并被奉为“社会主义的安全心脏”—扩散分离膜也在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吴自良的带领下攻克了；有了扩散分离膜和原子能研究所黄昌庆制备的六氟化铀，兰州铀浓缩厂成功提炼出了铀235；在此基础上，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成功地加工出了原子弹实弹需要的铀部件；原子弹试验靶场的核试验测试工作，也在程开甲的领导下快速推进。总之，整个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胜利在望。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到一个人，那就是钱三强。他在原子弹研制工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是决策系统里的战略科学家，是关键时刻知人善用的组织科学家，是攻克技术难关的领军科学家。仅就“两弹一星”元勋而言，有11位与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有关，除钱三强本人外，其他10位科学家走上原子弹、研制的关键岗位几乎都得益于钱三强的推荐。宋任穷认为，钱三强在原子弹研制中“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在原子弹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青海金银滩核武器研制基地和新疆罗布泊核武器实验靶场，也在各部门和军方的大力支持下，到1964年春基本建好。从1963年3月开始，原子弹研制大军开始移师金银滩，在那里制备第一颗原子弹，并进行原子弹原理实验。因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时间是1959年6月，中央遂决定将“596”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借以激励全体参与人员克服一切困难，制成原子弹。1963年11月20日，在金银滩基地进行了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使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实验的结果获得了综合验证。1964年6月6日，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除了没有装铀部件之外，其他都是核爆炸试验时要用的实物，试验结果实现了预先的设想。
到1964年上半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在望。4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八次中央专委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随后，根据罗布泊的气象情况，经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原子弹试验起爆时间（技术上称为零时）定在1964年10月16日。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在新疆罗布泊地区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水平和制造的先进程度，超过了美、苏、英、法四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水平。当晚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授权播送了中国政府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人民日报》为此刊印了号外。《声明》指出：“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庄严承诺，是对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巨大贡献。
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远快于当时其他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个速度曾令人十分惊奇。后来，人们发现，中国的氢弹奇迹其实就蕴含在钱三强后来总结的“预为谋”之中。(https://www.daowen.com)
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以。”这等于是给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定了调。到了1960年底，原子弹已有眉目，二级部部长刘杰想到了氢弹，而此时副部长钱三强也想到了氢弹，二人经过商量，决定氢弹的理论探索工作可由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当年原子能研究所立即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一方面成立以黄祖洽、于敏为首的轻核理论组，开展氢弹反应原理研究；另一面成立以蔡敦九（后改为丁大钊）为首的轻核实验组，配合和支持轻核理论工作的开展。这一“先行一步”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几年时间内，轻核理论组共写出研究报告和论文69篇，还有一些没有写成文章的研究心得，对完全陌生的氢弹理论及许多关键性概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也指示二机部要就核武器发展问题作出全面规划。1964年10月，在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核武器研究所抽出三分之一的理论研究人员，全面开展氢弹的理论研究。1965年1月，二机部把原子能研究所先期进行氢弹研究的黄祖洽、于敏等31人全部调到核武器研究所，集中力量从原理、结构、材料等多方面广泛开展研究。在理论攻关中，最初形成了两种思路：一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部提出的原子弹“加强型”的氢弹，即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将其威力加大到氢弹的标准；二是黄祖洽、于敏在预研时提出的设想，当时是两条思路一起攻关。1965年夏，于敏提出了新的方案。9月底，借助中科院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当时最先进的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于敏带领部分理论人员，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计算，分析摸索，终于找到了解决自持热核反应所需条件的关键，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这是氢弹研制中最关键的突破。后来证明，这一新的理论方案大大缩短了中国氢弹的研制进程。根据新的理论方案，1965年底，核试验基地召开了规划会议，提出了氢弹科研、生产的两年规划，确定了“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中央专委随即批准了这个规划。
进入1966年，国内政治气候日紧，但因为氢弹的特殊性—毛泽东亲自关心，还因为氢弹研制工作已有国防科委—军方接管，周恩来又亲自领导，所以氢弹的研制受到的冲击较少。经过紧张的准备，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结果表明，新的理论方案切实可行，先进简便。12月30日和31日，聂荣臻在罗布泊试验基地马兰招待所主持座谈会，讨论下一步全当量氢弹试验问题。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在1967年10月1日前采用空投的方式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爆试验的建议，不久，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就在这时，从西方媒体得知，法国很有可能在1967年爆响氢弹，有可能赶在中国的前面。为此，在科学家们的建议下，中央专委批准在7月1日前，进行氢弹试验，争取赶在法国前面。因氢弹试验采取空投方式，这对飞机和降落伞的要求非常高，当时确定了我国最先进的轰—6甲型飞机承担空投任务，并在核试验场区进行了数十次投弹模拟试验。
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由轰—6甲型飞机空投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以”的预言—只是洲际导弹还未实现。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美国用了8年零6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我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发展速度是最快的，因而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公认中国的核技术已经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