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有弹也要有枪：“两弹”结合成功

原子弹有了，导弹有了，下一步就是原子弹与导弹的结合了，简称“两弹结合”。为什么要搞“两弹结合”呢？原因在于，原子弹正如当时西方嘲笑的那样，只是一种“无枪的子弹”，也就是说，原子弹只有飞出去才会发挥它应有的威慑力，飞不出去的原子弹是没用的。要想让原子弹飞出去，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用飞机携带空投，发展空投核航弹，比如美国在日本投掷的两颗原子弹用的就是这个办法。然而，那时中国的战斗机非常落后，很难飞出国境，因此这一路径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原子弹与导弹结合，发展核导弹，这也是当时的世界潮流。核导弹比起用轰炸机投掷原子弹，更具有威慑力，因为核导弹射程远，命中率高，还难以阻挡。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钱学森就提出了“两弹”结合的构想。1964年9月1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决定由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共同组织“两弹结合”方案的论证小组，着手进行核导弹的研究设计，钱学森担任总负责人。研制核导弹有两个关键：一是原子弹必须小型化，以便安装在火箭上；二是要加大火箭的推力，加强安全可靠性，尤其是要求制导系统要提高命中率。对于领导人而言，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如果真要进行全当量的核导弹试验，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毕竟中国是要在自己的国土上试射核导弹，如果失败就等于给自己放了一颗原子弹，那就是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周恩来和聂荣臻非常重视安全，要求“两弹结合”要确保万无一失，以至于在1966年3月的中央专委会议上，钱学森保证导弹不掉下来；李觉保证核弹头就是掉下来了，也不在地面爆炸。为此，科研人员想尽办法确保安全。就火箭本体而言，增程后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安装了自毁装置，如果在导弹飞行的主动段发生故障，不能正常飞行，可由地面发出信号将弹体炸毁。就核弹头而言，安装了保险开关，如在主动段掉下来，因保险开关打不开，只能发生弹体自毁爆炸或落地撞击，不会引发核弹头爆炸。(https://www.daowen.com)

为了确保安全和成功，核导弹在进行了一系列地面测试之后，在装上核弹头之前，还要进行没有核弹头的发射，即“冷试验”。1966年10月初，在正式发射核导弹之前，连续进行了三次冷试验，都取得了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全当量核导弹，9分钟之后，核弹头在新疆罗布泊569米的高空实现核爆炸，首次核导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发射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1945—1958），苏联用了6年（1949—1955），中国只用了2年！“两弹结合”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战略核导弹。就在这一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部队诞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在引进苏制P—2导弹的同时，还引进了苏制“萨姆—2”型导弹。前者是“地对地”导弹；后者是“地对空”导弹，用于防空。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4套“萨姆—2”型导弹设备、62发导弹。这些导弹在当时的防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击落过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国民党的战机。根据防空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由国防部五院对“萨姆—2”型导弹进行仿制，仿制导弹命名为“红旗一号”。1963年4月完成了模型弹仿制，6月进行模型弹飞行试验。到1964年10月，“红旗一号”导弹成功击落中高空仿真目标，12月“红旗一号”导弹定型。与此同时，从1964年初开始，在“萨姆—2”型导弹的基础上改进设计，研制“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红旗—2号”增加了导弹的射高和作战斜距，增强了制导站的抗干扰能力。1965年4月，“红旗二号”总体设计方案通过，到1966年底，“红旗二号”经过多次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67年6月，“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设计定型，投入批量生产，开始装备部队，为确保我国领空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