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土地利用生态效应
土地利用变化会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在生态环境方面，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会对水圈（水量、水质、水循环），土壤圈（土壤质量、生态功能、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大气圈（气候变化、碳循环）都产生影响，从而改变一个区域的景观格局和生态系统结构。王点等人[17]利用江西省土地利用矢量数据，对2000—2013年江西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开展了评价研究。
生态风险指数通常根据如下公式计算：
公式中，ERI为生态风险指数；i为各景观组分类型序号；Ai为该样地内第i种地类的总面积；A为样地总面积；Wi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所反映的生态风险强度参数。
不同研究者计算采用的土地生态风险强度参数在纯粹的数值上差异可能很大，但各地类的生态风险强弱其实是一致的。根据各地类利用方式和开发强度对区域生态系统的作用程度，工交用地生态风险最高，居民建设用地其次，耕地生态风险也较高，草地、水域生态风险较低，林地生态风险强度最低。
江西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值分布格局如图2-6所示。江西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分布格局与城镇化发展程度高度相关，呈“北高南低、中间高、外围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中等及其以上生态风险等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地形较平坦的鄱阳湖平原区和赣中丘陵盆地区。鄱阳湖平原城镇扩展速度最快，城镇和人口密度最高，生态风险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尤其是最发达的南昌市生态风险等级最高。图中可以看到非常突出的一条线横贯江西，这条线与沪昆线路在江西境内的路线重合，将上饶、鹰潭、抚州、南昌、宜春、新余、萍乡等江西一半多的地级市串联起来。交通线路的建设与城镇化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城市的分布和发展程度会影响交通线路的规划，而交通线路尤其是干线的带动又会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赣中丘陵盆地区的吉泰平原土壤肥沃，耕地面积占比高，生态风险也比其他地区偏高。不适于人类大规模城镇化发展和农业种植的地区生态风险则较低，低生态风险等级区域分布与江西省山脉走向一致。
图2-6 2000—2013年江西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分布(https://www.daowen.com)
徐羽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研究基础上，也对江西省城镇扩张背景下土地利用生态效应展开了研究，根据生态风险指数变化情况，将江西省划分为热点区、次热点区、温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五个区域，如图2-7所示。对比图2-7与图2-6，可以看出生态风险变化热点、次热点区域空间分布和中等风险以上区域空间分布高度相似。生态风险变化热点区、次热点区主要分布在环鄱阳湖区以及地级市周边地区；温点区主要分布在城镇和人口较疏散的地区；冷点及次冷点区主要分布在鄱阳湖区和边缘山地。随着城镇化发展，土地利用变动加剧，城市地区生态风险不断增长，城乡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差异加大。
图2-7 江西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变化空间分布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除了影响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而且会更深刻地影响区域生态系统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过程，进而重塑区域生境分布格局与功能。徐羽还对五河流域生境质量状况及空间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除饶河流域之外，其他四河流域生境质量都呈现明显的分段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