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基础
万年、长安两县是唐代京畿地区的两个重要属县，县治设于长安城内，而县域突破了外郭城限制，延伸至近郊，两县在城内以朱雀大街为分界，街东为万年县，街西为长安县，城外亦依此，城西西至沣水一带归长安县，万年县占据城外东部直抵蓝田县西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2]依自然聚落划分，两县在外郭城内分别领有45个坊及市，而在城外领有附郭之村。乡里是按户口数编制的基层行政单位，本应普遍推行于城郭内外，但由于长安城市建设、管理的特殊性，在城内，坊里既是实有空间，又是行政、人口编制，乡里制未得推行，在城外，乡里制则与村聚并行，在地名上出现乡、里、村或乡里、乡村并称的情况[3]。
自成书于开元年间的《两京新记》以降，韦述、宋敏求、徐松等文士，嗜以史籍小说按证长安城之坊里巷曲，书写都市内部构造[4]，承此余绪，对城外万年、长安两县所辖乡、里、村名、位置的考订，也成为古今学人接续未断的一项工作。
宋敏求在《长安志》卷一一、一二万年、长安县部分，主要罗列宋代乡里村社，亦略追溯唐乡，记万年县“唐四十五乡。灞桥东有大陵乡，元载祖墓在黄台乡，真光（贞观）中有霸城乡，余不传”，长安县“唐五十九乡，有渭阴乡，见于下，余不传”[5]。此后陆续有清人毕沅、陆耀遹、毛凤枝的增订，此已有文论及，不赘[6]。
近人考证万年、长安乡里，始于原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武伯纶，他因工作之便，得利用西安附近出土墓、砖志，举证出唐万年县40乡、30里、11村，长安县30乡、8里、7村[7]，此后又作补充，在万年县下增加金龟乡卧龙里（1乡1里），在长安县下增3乡（归化乡、昆明乡、安国乡）1里（长乐乡王柴里）[8]，他还以《华阳国志》载汉有建章乡，疑唐亦有同名之乡（然迄今资料未见，本文不从）。同时，武氏还利用墓志出土地信息，将志主葬地中的唐代乡里村名与今地对应，每考证出一新乡，必试述其今分布范围。武伯纶的工作模式及工作结果，在唐长安近郊乡里村考订这一学术领域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意义[9]，但并未立即引起反响。约20年之后，爱宕元氏才重拾这一课题，除墓志外，他把目光扩大至碑刻、史籍、佛教文献、小说等，共考证出万年县42乡，比武氏增加积福乡、崇德乡。长安县33乡，比武氏增加梁升乡、弘政乡、合郊乡（后二为隋乡）[10]。此后该研究结集出版时，又有增补，所列万年县所管表中乡数为43，长安县所管表中乡数为36，同时也收集了未明所属县或所属乡的里与村。在补村名基础上，爱宕元对比了敦博藏地志残卷与《太平寰宇记》、《长安志》所记万年、长安乡数异同，推想有唐三百年应对两县基层区划进行过调整，后期乡数缩减；他还讨论了乡、里、村名各自的命名规则，以及考证万年县得乡率高于长安县的原因[11]。(https://www.daowen.com)
1996年出版的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专列《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分布图》一幅，将之前纸面文字的考订按诸图像，其中涉及万年县的乡约41个，长安县的乡32个，在武伯纶、爱宕元基础上，实际万年县增补了金龟乡卧龙里，而长安县增补昆明、福阳二乡，唯史氏态度严谨，万年县黄台、安福、上好、平原、青盖5乡，因位置难于确定，未绘入图，而山北、大明、安盛3乡，仅知为隋乡，故删去[12]。1998年西安碑林博物馆工作人员对馆藏该年之前西安出土的360余方隋唐墓志的出土时地信息进行了整理，在此基础上亦列举了长安乡名、村名、原名，但无新补[13]。1999年，杜文玉于万年县下新补长安、滋川、卢陵3乡，于长安县下新补新昌、弘政、布政、弘安4乡，并确定了它们在地图上的方位，重新考订了黄台乡与崇道乡的位置，讨论了《安万通砖志铭》中安国乡普宁坊连称的原因[14]。2004年，尚民杰在此课题上又有推进，共考证出万年县45乡，长安县37乡，较以上研究多增补的为万年县鹑首乡、丰润乡，长安县神泉乡，他也关注了各乡下辖的里与村，对于万年县45乡名已全获知，而长安县有差距的事实，他以《长安志》所记59乡或为误记，长安县之乡或许在50左右[15]。
随着西安周边墓志的新发现，2006年，程义又广采新资料并综合前说，对两县辖乡里情况进行了总结，程文第一次系统区分隋乡与唐乡，由于隋唐之间乡里村名有很大的继承性，此前的考订工作采用墓志，并不注意时代，程文注意到隋、唐间乡名有变化，补出隋大兴县10乡2里，长安县9乡6里。唐乡，程文言新补万年县5乡，实际新乡名仅永寿乡，较大的突破在于长安县，增补14乡，实际新乡名有务德、高平、洞口、积德、福民、务道诸乡，至此，长安县乡名达到48[16]，长安县仅50乡的推测可能不能成立。程文对两县下的村与里也做了大量补充，对武伯纶等前人错误进行了纠正；其理论思考也值得重视，以往考订两县下乡，皆是以《长安志》所记乡数为基准，但实际《长安志》记载只是某个时间点的情况，这个时间点，程义以为近于《两京新记》成书之开元十年（722）[17]。
程义后，又可见户崎哲彦、高铁泰两人撰文发表新见，户崎氏又补万年县2乡，淳风乡与凤栖乡，通观前人考订成果，提出几点意见：1.以长安、万年两县下皆有永寿乡，而实际上永寿乡姜村应属长安县；2.墓志中所记“万年县长安乡”令人生疑，或为长乐乡之讹；3.万年县鹑首乡，疑为龙首乡之讹；4.前人通列安盛乡、大明乡、山北乡于唐，但其为隋乡，应删；5.否定唐万年县有少陵乡，以其为宋乡；6.质疑见于宋人记载的苑东、东陵、薄陵三乡为唐乡[18]。高铁泰文与户崎商榷，提醒最早记录两县乡数的是敦博天宝地志，以薄陵三乡应为唐乡。对义善乡位置重新厘定[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