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宫碑刻价值分析
重阳宫碑刻存藏情况较好，其内容多与全真教有关，对于研究全真教乃至道教及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蒙汉文合刻的圣旨、令旨类碑刻，保存了当时封建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历史资料，也是研究蒙元文字的重要资料。在重阳宫所有碑刻中，蒙元时期高道的“道行碑”有十数通之多，这些传记类碑刻，保存了不少全真教及道教义理方面的内容，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重阳宫碑刻中有些碑刻书法上佳，可为研究中国书法史提供资料。
首先，重阳宫碑刻反映了全真教的历史发展与封建政治的联系，对于研究元代社会、政治、文化及宗教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全真教肇始于宋金之际，发展于蒙元，到了元朝初期发展到了顶峰。全真教发展的历程充分反映了其与封建政治的紧密联系，这在重阳宫碑刻中得以充分展现。一是与政治关系近疏决定其发展兴衰。据重阳宫碑刻载，王重阳初创全真教时，在关中传教并不顺利，多受金朝统治者打击，不得已才东赴山东；山东传教初期，也多是“地下”传教，与金朝统治者并未发生联系；在山东传教亦不顺利，不得已，王重阳又率弟子重返关中；王重阳死后，马丹阳继任掌教十三年（1170—1183）。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马丹阳被迫离开关中，率徒东归山东宁海，至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5]。面对这种现实，全真诸子在不断遭受打击中，主动与封建政治联系，欲改变自己的命运。据《全真教祖碑》载，早在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世宗“遣使访其（王重阳）门人，应命者丘（处机）与王（玉阳）也。命丘主万寿节醮事，职功高。五月，见于寿安宫长松岛，讲论至道，圣情大悦，命居于官庵。又命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于官庵正位”。到了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六月，章宗“再诏王处一至阙下，特赐号体玄大师及赐修真观一所。十月，召刘处玄至，命待召长天观”（《全真教祖碑》）。由于高道王玉阳、丘处机、刘处玄先后受金世宗、金章宗的召请礼重，全真教才得以发展；金承安三年（1198），王玉阳在京师请祖庵为灵虚观得准后，在封建政治的大力支持下，全真教及祖庭才得以大振玄风。二是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机缘决定了全真教的发展程度。全真教的发展程度，一方面是由封建政治的护持所决定，另一方面又与其对封建政治的影响分不开。据《白云真人綦公本行碑》，丘处机率弟子“栉风沐雨，胼手胝足，跋涉数万里，见上（成吉思汗）于西域雪山之阳。宗师承虚己之问，乃答：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来之，则安之，此济世之要术也。是言既奏，深契上心，玉音奖谕，唯恨相见之晚。因被旨佩虎符，宗主天下道流”。元太祖成吉思汗深受丘处机说教的影响，故在“敕真人丘师圣旨”中指出：“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恩命之碑》）。从此，元太祖成吉思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由重杀伐到重道德，将丘处机奉为神仙、国师，屡下诏免除全真教所有道观“差发税赋”，全真教在蒙元皇帝的护持下得到了重大发展，“重道尊教未有今日之极，道教蕃衍，教门增广未有如斯之盛”（《十方重阳万寿宫记》），重阳宫成为天下道观之冠。
其次，重阳宫碑刻集中记载了全真教的教义及修炼要旨，对于研究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宋元之前的中国道教史上，曾经出现过“五斗米道”“天师道”“太平道”等名称，还有金丹与符箓之分，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派，宋元之间或以后，中国道教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派。此时，正一道已露端倪，真大道开始形成，太一道和净明道也已经出现。上述诸宗派中，或注重金丹，或注重符箓，或金丹符箓并行。与全真教几乎同时的正一道，不提倡出家，居家事符箓，主要是与人消灾免难。全真教则是另立旨趣，以三教合一为前提，要求信徒出家修行，以得成仙。这在重阳宫碑刻中得到充分体现。如《王重阳书无梦令碑》中，镌刻了王重阳作“无梦令”一首：“大道长生门户，几个惺惺觉悟。铅汞紧收藏，方始澄神绝虑。心慕心慕，便趋蓬莱仙路。”阐述了大道自觉，无人能体悟，应该放弃金丹符箓，定神弃虑，弃家避世，超凡脱俗，才能得道。这是全真教教义非常形象的说明。在重阳宫数通“道行碑”中，也有如此阐述。如《马真人道行碑》记述了马丹阳论修道要旨，即“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此外更无良药矣”。《尹宗师碑铭》记述了尹志平论及的修道要旨，与上述论述精神一样，“以谦逊勤约为治心之要，以践履功行为入道之基”。他们都强调修道要旨，在于清心寡欲，修身重德。关于修道的原则方式，上述碑刻论述道：“夫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静为基，节饮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行则措足于坦途，住则凝神于太虚，坐则匀鼻端之息，卧则抱脐下之珠”（《马真人道行碑》）。这些都是全真教提倡的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的清修真言，接近于佛教禅宗的修炼方式，与其他道教宗派有着明显的不同。
再次，重阳宫碑刻具有重要的文字学及历史学价值。重阳宫现存有7通元代圣旨碑，其中5通为蒙汉文合刻，是非常重要的文字学资料。其中4通碑刻镌刻的蒙古文字是藏传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巴受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于至元六年（1269）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而成的“八思巴”蒙古文字。此文字创建后，由元世祖下诏颁行，官方文书均用此种文字书写。现存八思巴蒙古文字碑，全国范围内发现约有20余件，而重阳宫即保存有数通，对于研究元代文献译名的还原及演变，尤其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古代蒙古语言的研究也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另外，据《重阳宫道教碑石》作者介绍，重阳宫所存元至元二十四年刻立的《蒙汉文合刻令旨碑》，所刻蒙古文字与八思巴蒙古文字不同，长期无人辨识，从该碑汉字译文中能判断为帖木儿大王令旨。国内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的学者，曾发表过关于元代蒙古文字的研究成果，认为元代碑刻中的蒙古文字，包括畏兀蒙古文字与八思巴蒙古文字两种，由此初步认定此蒙古文字当为畏兀蒙古文字。此判断经《重阳宫道教碑石》作者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主任道布研究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照那斯图教授沟通，两位学者均认定《蒙汉文合刻令旨碑》的蒙古文字，确系已经废绝的畏兀蒙古文字。该文字为元太祖时用畏兀（回鹘）字母拼写而成，自上而下直写。元代畏兀蒙古文字碑，现已发现者为数并不多，这就突出地显示了该碑的珍贵性，对研究元代蒙古文字、语言及元代宗教政策、政治制度等都有重要价值[6]。重阳宫所藏数通蒙汉文合刻碑刻，内容均为皇帝下旨保护全真道观产业及减免赋税差发、褒奖高道诸事；《全真教祖碑》《真元会题名记》《白云真人綦公本行碑》《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恩命之碑》《十方重阳万寿宫记》《栖云王真人开涝水记》《褒封五祖七真制辞》《宸命王文碑》等，展现了全真教与金、元社会政治的关系，是研究元代宗教史及寺观经济的重要资料；此外，《李无欲本行碑》《碧虚杨真人碑》《全阳周尊师碑》《重阳祖师仙迹记》《马真人道行碑》《披云宋真人道行碑》等，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全真教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思想、道行等，是研究道教发展历史及道教历史人物的重要资料。
（责任编辑：段志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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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敏霞：陕西社科院古籍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是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陕西碑刻文献精粹汇编》（立项批准号：14AZD095）的阶段性成果。
[2]［明］赵崡：《石墨镌华》卷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3]［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四册。
[4]［民国］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二十八《宋真人道行碑》，《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5]《金史》卷九《章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
[6]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