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学教育碑刻
儒学教育类碑刻主要指内容与儒学、教育相关的碑刻，西安碑林涉及这一内容的藏碑有10方，碑文主要记载了蒙元时期西安宣圣庙、府学、碑林多次维修增建的情况、府学田产档案以及当时政府颁布的保护府学房产、田产的文书，不仅为认识今天西安文庙的建筑遗存提供了参考数据，同时也是研究西安碑林历史的重要资料。
路远先生认为金元时期是西安碑林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金、元两朝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人儒学文化的态度和相应的文化政策，决定了碑林和孔庙的命运[3]。路远先生根据目前留存的这些碑文内容进行过统计，发现在蒙古人统治关中130余年间，对碑林、府学、文庙的整修有8次，其中专门整修碑林2次，专门整修文庙者3次，整修府学、文庙兼及碑林者3次[4]。
《京兆府重修宣圣庙记》：元至元十三年（1276）刻，刻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兴庆池禊宴诗碑》碑阴[5]，现陈列于碑林第三展室。碑螭首龟座，通高332、宽98、厚28.5厘米，碑中部横向断开，碑文漫漶缺损严重，尤以中部、最下部缺字较多。额题“重修宣圣庙记”6字，2行，满行3字，篆书。碑文31行，满行63字，楷书。前陕西四川□□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徐琰撰，昭勇大将军、京兆路总管兼府尹、诸军奥鲁总管营缮使司大使赵炳立，刘彬刻[6]。
碑文记述了至元七年冬至八年夏（1270—1271）对府学、文庙及碑林的整修情况。这次整修新建了大成殿七楹，改建了内外二门，重塑了先圣先师孔子像和十哲像，修二堂于大门之内。对于当时的碑石，碑文记载道：“石台孝经，唐明皇之御书也，为之起楼以贮□；石刻九经，开成间之故物也，为□架□以庥之。”
著录见《类编长安志》卷一〇第299页，《关中金石记》[7]卷八第5页，《咸宁县志》[8]卷一六第17页，《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9]第17页；全文见《陕西金石志》[10]卷二七第5—7页，《续修陕西通志稿》[11]卷一六一第5—8页，《金石萃编未刻稿》[12]卷上6—10天，《西安碑林史》第520—524页；图版见《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3]第48册第70页，《西安碑林全集》[14]卷二九第2961—2968页。
《府学公据碑》与《重立文庙诸碑记》，同刻于蒙古海迷失后二年（1249）的《刘处士墓碣》碑阴，现陈列于碑林第六展室。
《府学公据碑》：元至元十三年（1276）刻，位于《刘处士墓碣》碑阴上部，连额高82厘米。额题“府学公据”4字，2行，满行2字，隶书。碑文正文19行，满行35字，楷书。正文后有蒙文1行，“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押1行。
碑文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护京兆宣圣庙、府学的房舍和地基不受侵占而出具的文书。文书明确规定，禁止官员、使臣、军马等在府学和宣圣庙内住宿、集会宴饮、理问词讼，禁止工匠在此营造，并明确东至庙、西至泮濠、南至城巷、北至王通判府为府学之四至，显示出当时府学由以成德堂、采芹堂、西院正堂为中心的三组建筑构成。
著录见《关中金石记》卷八第5页，《西安府志》[15]卷七二第14页，《咸宁县志》卷一六第17页，《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第17页；全文见《陕西金石志》卷二五第27—28页，《寰宇访碑录》[16]卷一一第13页，《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五九第27—28页，《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上11—12天，《西安碑林史》第524—525页；图版见《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8册第72页，《西安碑林全集》卷三〇第2969—2974页。
《重立文庙诸碑记》：元至元十四年（1277），位于《刘处士墓碣》碑阴下部，高67厘米。碑文首题“重立文庙诸碑记”，22行，满行24字，楷书。王府典书、京兆路府学教授孟文昌撰，府学正骆天骧书，学录徐鼎、学正董溥立石，府学生王仁刻。
碑文记述了鉴于至元初年立于文庙的唐宋碑刻仆倒在地的实际情况，提举司案牍雷时中命工匠修葺彩绘庙学，总管任佐出钱百余缗将碑刻重新立起，“断者重续，废者载立”。
著录见《西安府志》卷七二第14页，《咸宁县志》卷一六第17页，《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第17页；全文见《陕西金石志》卷二七第9—10页，《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六一第9—10页，《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上12—13天，《西安碑林史》第525—527页，《全元文》[17]卷四六九第482—483页；图版见《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8册第72页，《西安碑林全集》卷三〇第2969—2979页。
《陕西学校儒生颂德碑》：又称《安西王盛德碑》，元至元十四年（1277）刻，现陈列于西安文庙院内。碑螭首龟座，高370[18]、宽129、厚37.5厘米。额题“皇子安西王盛德之碑”9字，3行，满行3字，篆书。碑文首题“陕西学校儒生颂德之碑并序”，15行，满行52字，楷书。王府典书、京兆路儒学教授孟文昌撰，前司天台判、府学学正骆天骧篆额，嘉议大夫、前陇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仆散祖英书[19]。碑阴刻明代《九鸶图》和“陶然亭”3字。
该碑记述了元至元十年（1273）安西王到陕后整治辖区内的种种举措，尤其是特颁教令，“凡士之居境内，皆隶儒籍，仍全复其家，敕所在毋扰”，深得诸生赞颂。
著录见《类编长安志》卷一〇第299页，《关中金石记》卷八第5页，《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第17页；全文见《陕西金石志》卷二七第8—9页，《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六一第8—9页，《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上14—16天，《全元文》卷四六九第480—482页；图版见《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8册第74页，《西安碑林全集》卷三〇第2981—2986页。(https://www.daowen.com)
《文庙释奠记》：元至元十六年（1279）刻，碑阴为《竹雀图》，现藏碑林第四、五展室北侧碑廊。碑圆首，中部横斜断裂，座佚。碑残高122厘米，宽61.5厘米，厚20厘米。额题“皇子安西王释奠之记”，3行，满行3字，篆书。碑文首题“文庙释奠记”，18行，满行28字，隶书。王府典书、京兆路儒学教授孟文昌撰，京兆路儒学教授骆天骧书并篆额，学正董溥、学录徐鼎立。
碑文记述了元至元十五年十月安西王等释奠文庙的过程。
著录见《类编长安志》卷一〇第299页，《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第17页；图版见《西安碑林全集》卷三〇第2988—2994页。
《加圣号诏碑》：元皇庆二年（1313）刻，仍立于西安孔庙原址。碑螭首龟座，通高440[20]、宽133、厚40厘米。额题“皇元加圣号诏”6字，2行，行3字，篆书。上截刻元大德十一年（1307）朝廷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皇帝诏文12行，满行16字；下截是当时的中奉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赵世延记述此事的跋文，共32行，满行30字，楷书。碑阴刻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左思明书《四言诗》和张尚德刻《南极寿星图》，左侧下部为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樊瑶《关公长征图》。
著录见《关中金石记》卷八第9页，《咸宁县志》卷一六第18页，《寰宇访碑录》卷一一第48页，《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第17页；全文见《陕西金石志》补遗下卷一第9页，《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六六第9—10页；图版见《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9册第29页，《西安碑林全集》卷三〇第2997—3002页。
《赡学田记碑》：元至元六年（1340）刻[21]，现陈列于碑林第五展室。碑圆首方座，通高151、宽62.5、厚27.5厘米。额题“赡学田记”4字，2行，行2字，隶书。碑文四面刻，均为楷书，前部分为记，10行，满行65字，后部分为各县地亩统计册，79行，行字数不等。建昌路儒学教授贾仁撰，儒士雷孜书。
所谓学田，“指所有权属于儒学，其收入归儒学开支的田地”。“它是儒学的收入来源，也是儒学运行的物资保障”[22]。碑文称陕西的学田租入较他郡数额虽多，但由于交接不明，疏于管理已数十年，以至“小则侵其畔，大则没其全，甚者去其籍，至无谓也”。当时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李中，在任内建神厨，立仓庚，树棂星门、新提举司廨、幕吏舍，“凡庙学必用，前所未备者，靡不完美”。此外，考虑到田无簿籍，久将湮没，“遂钩核泮池故域，及田之在兴平等县者，剔其隐匿，理其逋歉，督视有司创为簿籍，列其县邑乡村，条其顷亩界畔、佃主地邻租入之”，并刊石以“为奸者无所容”。元至正六年（1346）虞集撰写的《奉元路重修庙学记》载：“五年夏（后至元五年，1339年），御史李中又计学廩之赢，修神厨、仓屋、更衣之室及提学官廨。冬，御史蔡明、安达尔更建棂星门。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学田五十顷，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数，以畀之学官。”[23]所记内容与此碑相合。
著录见《关中金石记》卷八第4页，《寰宇访碑录》卷一二第26页，《咸宁县志》卷一六第17页，《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第17页；全文见《陕西金石志》卷二五第24—25页；图版见《西安碑林全集》卷二九第2957—2960页。
《重修宣圣庙记》：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刻，现陈列于碑林第六展室[24]。碑为横长方形，高61、宽73厘米[25]。碑文26行，满行20字，楷书。前学录李祺撰，学正摄教授事马懿等立石并书。
碑文记载至正二十四年（1364）夏，知府笃仲渊不忍看到宣圣庙“廊庑倾圮，瓦木狼藉”，而率府吏李淳、学官马懿督工整修，不到1个月时间，“补罅漏，端欹侧，新腐败，饰漫漶”，最终使“殿庑斋廊，门墙庖库”焕然一新。
著录见《咸宁县志》卷一六第18页，《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第18页；全文见《西安碑林史》[26]第530—531页；图版见《西安碑林全集》卷三〇第3021—3022页。
《重修宣圣庙记》：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刻，现陈列于碑林第五展室。碑圆首方座，通高245.5、宽95、厚25厘米。额题“重修宣圣庙记”6字，2行，满行2字，隶书。碑文首题“大元重修宣圣庙记”，30行，满行56字，隶书。前征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董立撰，资善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中丞张冲书，朝列大夫、佥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事王武篆额，京兆何惟敬刻。碑阴刻参加修缮人员题名，并附刻《东坡梅花图》。
碑文记述了至正二十五年重修文庙、府学和碑林的经过。当时文庙已30多年未修，且被军队占作屯兵之所，由于当局财政困难，故修补的材料多来自“官府民间之弃余”，如“以筑城阙之修椓，易大屋之坏椓；裒废寺观之完瓦，补正殿之漏瓦；和泥取造楮币之灰，捣麻用悬门桥之绠”，结果“易漫漶为鲜华，变破败为完整”。这次整修涉及正殿、两庑、仪门、神库、七贤及二处衣堂、石经廊、孝经碑亭。碑阴刊刻录事司、咸宁、长安的儒户73人、寓居儒户1人、厨户5人、洒扫户2人，其中有与本文所述碑刻的撰文或书写者出自同一家族的，如《辅昌墓志》撰者同恕的曾孙同晖、《重立文庙诸碑记》撰者孟文昌的曾孙孟惟一、《张翼墓志》撰者李兟的曾孙李敏，《赡学田记》的书者雷孜曾祖为雷述，因此这一名录为研究元代陕西儒户提供了宝贵资料。
著录见《关中金石记》卷八第17页，《咸宁县志》卷一六第18页，《寰宇访碑录》卷一二第54页，《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第18页，《西安府志》卷七二第14页，《咸宁县志》卷一六第18页；全文见《西安碑林史》第531—534页，《全元文》卷一七八二第526—528页；图版见《西安碑林全集》卷三〇第3024—30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