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藏乾隆石经拓片
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刻完成后，石经历经了嘉庆八年（1803）的磨改和光绪十一年（1885）的奏修，碑上的文字发生变化。清人蔡赓年修撰的《奏修石经字像册》重点记录了光绪年石经刻改的具体字样，而且也涉及了嘉庆年磨改的文字情况。根据遗产院工作人员所介绍拓片的年代，拓片上的字应该是光绪年奏修后的状态。199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收录乾隆石经拓片十三张。据国家图书馆金石组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拓片大致拓印于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说这些拓片反映了光绪年奏修后石经上文字的状况。现将《奏修石经字像册》的记载与《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以下简称国图）中的拓片、文化遗产院（以下简称遗产院）藏乾隆石经拓片进行部分对比，列表如下：
① ［清］蔡赓年：《奏修石经字像册》，贾贵荣辑：《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第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60页。
②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5页。
③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8册，560页。
④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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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8册，第565页。
②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118页。
③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8册，第565页。
④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118页。
⑤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8册，第581页。
⑥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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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8册，第605页。
②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124页。
③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8册，第605页。
④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124页。
⑤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8册，第605页。
⑥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124页。
续表
①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8册，第605页。
②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125页。
③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8册，第618页。
④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128页。
⑤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8册，第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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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8册，第653页。
②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134页。
③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653页。
④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34页。
⑤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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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682页。
②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6册，第139页。
③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682页。
④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39页。
⑤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671页。
⑥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42页。(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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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671页。
②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42页。
③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672页。
④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44页。
⑤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672页。
⑥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44页。
⑦ 《奏修石经字像册》，第687页。
⑧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48页。
以《奏修石经字像册》一书记载为依据，通过将两套石经拓片上个别字进行对比，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出国图和遗产院的拓片都反映了光绪十一年奏修后乾隆石经上的文字状况。两套拓片相比，遗产院藏乾隆石经质量更好一些，墨色浓黑，字体清晰。
通过比对可知现存石经在光绪年依照《奏修石经字像册》所载字样做过磨改。光绪年奏修的大部分是将不体字改正过来，而这都因刻工粗心草率，例如《孝经·圣治章》中“莫大于配天。”的“配”字，“酉”里面多刻了一横。光绪年奏修还有很多文字在初刻时是正确的，如《尚书·君陈》中的“允升于大猷”，初刻时即乾隆五十六年刊刻时“升”字没有刻错，而在嘉庆八年的改刻中磨去一笔变为“廾”，在光绪十一年的奏修中又改回“升”。又如《诗经·墉风·定之方中》中“匪直也人”，“直”字初刻错误，嘉庆八年的磨改并未干净，光绪十一年奏修彻底改正过来。由此可见，光绪十一年由蔡赓年主持的奏修乾隆石经是非常必要和必须的，不仅改掉了大量不体字，而且纠正、完善和补充了嘉庆年的磨改，大大提高了乾隆石经的质量，为“十三经”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