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真难忘记
在我做专业编剧的十多年里，经过了一些事，也认识了一些人。有些确是记忆中难以忘怀的。
我先说朱文权吧。刚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在大东区文化馆，他在沈阳话剧团。我们是在市里举办的戏剧创作班上相识的。那时候，沈阳市群众艺术馆为了帮助业余作者提高创作水平，当然也是为了发现人才和好作品，他们经常会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比如我，就曾经参加过曲艺、戏剧的创作学习班。
学习班里一般是这样的。一种是由各个行业、各单位自行推荐参加学习班的人，然后由专业的老师传授专业知识。这种班被称为普及班。还有一种，就是他们从各类会演或者是报刊发表的作品发现人才，然后把这些人聚到一起。参加学习的人大多会带着自己的作品来，然后老师针对作品进行点评，并且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这种班针对性很强，比如市里要举行文艺会演或者艺术类的比赛等，就会有目的地选择有苗头作品的作者来参加学习班，这是所谓的提高班。
我是在戏剧学习班上认识朱文权的。那是1980年的春天。我带着自己写的话剧《走在阴影里的人们》参加了市里的戏剧研讨班。现在还记得的班里同学有沈河文化馆的冯述、飞机制造厂的张寿光。之所以还记得他们俩，是因为我们后来在一起合作了电影《笑比哭好》。
朱文权在那个班上对我的剧本《走在阴影里的人们》，给过指教。从那时起，我称他为老师。到后来我们在创作研究室成为同事，到后来他退休。一直到今天我也已经退休，我一直称他为老师，他是我心中的老师。
高高的个子，方方的脸庞，一头黑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客气地说，他是个美男子，不客气地说，如果在今天，他绝对是地道的“美女杀手”！
我很喜欢他。他一双笑眼眯着看你，让你感觉很慈祥。他用钟样的声音和你说剧本，一字一句地娓娓道来，让你感觉动听。
他是演员出身，后来做了编剧。
后来，《泪，是甜的》剧本得到了他很好的指点得以成功；后来正是他，推荐我进创作研究室当了专业编剧。
他爱喝酒。编剧们笑称他是“白酒协会”的会长，他还真的给我们唱过他填词的“白酒协会”会歌。每每相聚，必有酒喝。
还记得我们一起去上海观摩戏剧节。在火车上他和我说，小子，听说上海没有白酒喝，这可咋整？我告诉他，放心吧，我一定让你在上海喝到白酒。于是，在没有观摩任务的一天中午，我把他领进了淮海路上的一家餐馆。以我在上海近八年的经历，那是一家我知道的一定有白酒的地方。
那天，我们喝了一斤多白酒，喝到服务员说啥也不卖给我们酒后才罢休。还记得我们当时喝酒的时候，周围食客围观的情形。有一个人和我说，小伙子，你父亲可真能喝呀，不愧是东北大汉！我很自豪地告诉他，这才哪到哪，要是服务员允许，他还能喝这么多！
后来我到了评剧院，他去看我，我们在北市场的小馆儿里把酒言欢。后来他退休了，我在创作室为他举办的八十寿诞上给他敬酒。直到今天我也退休了，可我还是常常对自己说，要是还能有机会和朱老师一起喝点酒，那该多好！
我再说董先生。
董先生大号董振波。
在戏剧圈子里，凡知晓他的人，大多称他的雅号“董先生”。我最早听到这么呼他的人是后来做辽宁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的孙浩和中国京剧院院长的宋官林。那时候他们二人还都在沈阳市艺术研究所任职。
抚顺“大伙房水库”，一个很幽静的地方。创作室、艺术处和沈阳评剧院的几个人在这儿讨论一个剧本《风流寡妇》。剧本的作者就是董振波。
就是在这里，我开始了和他正式的接触。那时候他在评剧院里当编剧。(https://www.daowen.com)
评剧院排演《风流寡妇》，剧本广泛征求意见，就请了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讨论剧本不是我的事，我的任务是构思的一个戏有了点眉目，领导让我来这个清静的地方继续完善剧本提纲。
但是，我对《风流寡妇》的讨论暗含兴趣。其一是听说这个剧本很有苗头，正在引起各方关注。我当然想知道这个戏的基本情况，也想知道大家怎么讨论和评价这个剧本。其二就是关于作者本人了。早就听说董振波这个人，我对他很有兴趣。因为他曾经是工厂的临时工，写了一个小戏叫《袜子的故事》，后来还改编成了电影。因为创作上的成绩进了评剧院成了专业编剧。不管这个人究竟如何，单是他的这个创作经历，对于一个也是业余作者出身的我，就足以让好奇心爆棚了。我得好好听听这个剧本，好好看看这个人。
不高的个子，壮壮的体格，虽不苟言笑，却透着机灵和精明。
那一次的剧本讨论很成功。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温暖的创作氛围。参加讨论的人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家提意见时会争得面红耳赤，提建议的时候也是争先恐后。一个人物，一个情节，甚至一句唱词，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在一旁听着，真是受益匪浅。
后来，《风流寡妇》大获成功，直至获得“全国优秀剧本奖”。后来，在董先生家的书房里看到他和曹禺先生的合照，就是他那时的得意。
在“大伙房”，和他相识却没说几句话，我心里有点遗憾。可没过多久，他也调来创作室，我们从此成了同门同事。
那以后就不用说了。我常常怀着尊敬的神情向他讨教，他却常常一脸客气地对我，这个心里有数、做人低调的先生，着实让我敬重。
可也有取笑他的时候。记得一次我们去上海看戏，我和他住同一房间。每天早上他都不睡懒觉，我看见他时，总是他一脸汗水地从外边回来，他说他有早跑步的习惯。有一天，他向我展示他在上海买的一双旅游鞋，那会儿这种鞋子时髦啊。然后第二天他就穿上跑步去了，第三天不见了鞋子，我说咋不穿了，舍不得？他气气地说，坏了。我不禁捧腹大笑，并把董先生买鞋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他不恼，只是笑。
先生是个相当合群的人。我们共事的时候，彼此好多交往。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外出，在一起吃饭，对了，还在一起搓麻将。我去他家，他来我家，好不热闹。
然而，真正的彼此相知，还是在他退休以后。
棋盘山风景区。创作室全体在这儿聚会，不是讨论剧本，是欢送董先生光荣退休。
那天他破例地喝了酒。
他把我叫到屋子外，说是要向我请教点事。我一时诧异，然听他“请教”后，我就坏坏地与他“咬”了一阵耳朵。
从他退休后，我们时不时地“厮混”。我到评剧院工作，他去看我。剧院要排戏，需要剧本，我请他出力。他寂寞了，就找我聊天；我无助了，就请他帮忙。兴致来了，还一块去寻找音乐能带来的欢乐。
一晃晃到我都退休了，我们还会找机会在一起。这么多年，一起度过了那么多快乐又知心的好时光。
是啊，做编剧这么多年，写了戏也结了人缘。那么多的好人啊，我不能一一列举，真的是怕挂一漏万。那不是我想做的。
可是朱老师、董先生完全能代表那些我心中的好人了。
谢谢你们，在职场陪伴我的朋友们，你们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