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法简史

一般认为，书法就是有笔有墨。余秋雨先生指出，我国最早出现的文字，不见笔迹与墨痕，而是刻铸在甲骨上、青铜钟鼎上、瓦当上、玺印上。更壮观的，则刻凿在山水之间的石崖、石鼓、石碑上。在学界，有许多学者囿于“书法即是笔墨”的观念，这种看法有失偏颇。翻开中国书法的前几页，我们看到，所谓的书法是以铜铸为笔，以炉火为墨，保持着洪荒之雄、太初之质。

汉以前出现的甲骨、钟鼎、石碑上的文字，大部分都是篆书。篆书分大篆、小篆，小篆由李斯发明，李斯为人，无法与同门师弟韩非子相比，但其对秦王朝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影响深远，至今犹存。这其中，李斯进行文化改革，对六国形状不一的文字进行简化，创立了小篆，在文字的书写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这应该说是秦大一统的重要内涵。进入秦末，由于军事、政治之需要，据传一个叫程邈的狱隶创造了隶书，把李斯简化的汉字更简化了，使中国文字向着抽象化又迈进了一大步。

再后来，一个叫王次仲的河北人“以隶字作楷法”，开启了楷书时代。而楷书时代的标杆人物当属曹魏时期的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堪称其扛鼎之作。曹操则“尤工章草”，体现了其政治家的大开大合和非凡气度。曹操写字，立马可待，陕西汉中栈道石门之下“衮雪”碑刻就是例证。

章草的首席大家，当属张芝。张芝，瓜州人，被后世誉为“草圣”。敦煌的索靖和瓜州的张芝，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璀璨的明星，是甘肃人世代称颂的书家。当地人为了纪念张芝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做出的独特贡献，在瓜州县城修建了张芝纪念馆，纪念馆门口的地上写着张芝的《冠军帖》。

草书和楷书相依相融的结果，就是行书。进入东晋，出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峰。在这里，稍有文化的中国人都会随口说出王羲之和《兰亭序》。当然，东晋王家，绝不止一个王羲之，还有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等。毫无疑问，王羲之为代表的东晋书法家们以集体的原创性智慧将中国书法艺术推向了巅峰，至今影响深远，无人超越。随后出现的魏碑，也创造了中国书法的又一极致。进入唐代，中国书法史上也是群星闪现，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为欧体之范本；颜真卿之《祭侄稿》成颜体绝唱；柳公权之《玄秘塔碑》开柳体之先河；还有张旭之《肚痛帖》，怀素之《自叙帖》，大家辈出，名作纷呈，唐代之书法可谓蔚为壮观。如同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唐代一过，气象大减。在书法领域，尤为明显。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中国书法的灵魂史，在唐代已可终结。以后会有一些余绪，也可能风行一时，但在整体气象上与唐代之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东晋以降，各路书法家都在反复地模仿和复制，但无人妄言比肩晋王之语，正所谓“万里河山可以易主，书法经典不可再造”。(https://www.daowen.com)

进入宋代，出现了“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苏东坡是文化天才，诗、书、画俱佳，书法自成一体，学界称之为“苏体”，在书法史上《寒食帖》与《兰亭序》《祭侄稿》齐名。也有学者认为，在宋代，真正把书法写好的是米芾，书界所说的“米南宫”“米颠”“米痴”，都是他。米芾学习“古法”，但又不囿于古法，其书法作品为行草，《蜀素帖》是留存后世的代表作。

谈到宋代书法，我们不得不提及“无一不能，唯一不会当皇帝”的宋徽宗赵佶。赵佶是画家，是诗人，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他的一幅《写真珍禽图》曾拍了2350万人民币。据文物专家认定，《写真珍禽图》是赵佶登基之前为端王时期的作品。这幅画将大自然中飞禽那灵动起舞的神韵描摹得惟妙惟肖，让世人惊讶。可以看出，赵佶对生命、对大自然、对江山大地的热爱。在书法领域，赵佶自成一体，创立了举世无双的“瘦金体”。该体横细竖粗，秦桧略加改造后，就成了“仿宋体”，成为我们今天使用广泛的电脑字体。赵佶政治上无能，生活上堕落，经济上腐败，最终导致“靖康之变”悲剧的发生。总结历史的兴衰，赵佶被永远写进了耻辱帝王、无能帝王的历史。但在书法史上，赵佶的影响我们无法抹去，“仿宋体”已深深地融入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中。

元代不到百年，但在书法史上却有位置。南宋王朝宗室赵孟頫成了元代文坛的领袖，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说：“自唐以前，集书法之大成者，王右军也；自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赵集贤也。”文徵明之子文嘉称赵孟頫的书法为“上下一千年，纵横二万里……无有与并者”。清代乾隆御刻的《三希堂法帖》中赵书占了全书的六分之一。

明代书法，与文脉俱衰。在书法史上博得一席之地的，一是董其昌，二是王铎，史称北王南董。董其昌书法虽好，但德行欠佳，特别是晚年在家乡鱼肉乡邻，引发众怒，让人觉得其书法丑陋不堪。王铎书法，创造了一种雄壮的奇崛风格，使萎靡的明代精神为之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