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新宪法（1803年—1830年）
《调停法案》颁布之后的十年是和平与进步的十年，也是几个世纪以来前所未见的十年。瑞士人在1798年表现出的浩然之气，现在重新焕发出了活力。新闻行业实现了空前的自由。通过广泛传阅小册子和杂志，公众的无知被一扫而空。正如一句俗话所说，“比起索洛图恩和沙夫豪森，瑞士人可能更了解大特克岛[1]”。18世纪末，瑞士新闻媒体曾遭受到种种琐碎的限制。譬如，让瑞士人引以为荣的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冯·穆勒[2]就曾被迫以“波士顿”为笔名印书，并且给出版商取了个恰当的名字叫作“形同虚设”。
在新政权的统治下，瑞士的农业和工业开始复兴；各州的学校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军事力量依然是重中之重，在一个小时之内，大批瑞士军队可以奔赴战场，捍卫边疆。而为施维茨州戈尔道村大滑坡中的遇难者家属提供帮助的举动，体现出瑞士人公而无私和同甘共苦的新人文精神。与暴风雪、雪崩甚至洪水相比，山体滑坡带来的巨大破坏更让瑞士人感到恐惧。掩埋戈尔道村的石块是一种被当地村民们称为“砾岩”的砾石。1806年9月2日晚，大量泥砾岩以雷霆万钧之势从罗斯伯格砸下山谷。砾岩坠落的轰鸣声一直传到苏黎世。转瞬之间，戈尔道村和另外四个村庄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前，这里的褐色小屋掩映在果树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五百名当地村民不幸丧生。他们曾以举止纯朴、言谈亲切享誉瑞士。
我所爱的人葬身山脚下！
村庄翻覆，红杉树倒，
在狂风中战栗，
地动山摇！
山峦移位，
磐石尽落，深壑显现，
在荒芜和毁灭中，
隐秘的大山再无遮拦，
山石裸露，
以荒凉嗤笑苍穹。
在戈尔道村附近，人们披荆斩棘，开垦出数百英亩的土地以弥补戈尔道村和另外四个村庄蒙受的损失。此外，人们还筹集资金排干了瓦伦湖。饥饿、瘟疫和贫困从此一去不复返。苏黎世附近的林特运河是展现这一时期人类改造自然的又一座不朽丰碑。过去的许多年里，生活在林特河两岸的居民一直忍受着因河水不断上涨而带来的痛苦。林特河水不断漫过河岸，进而漫过山谷。这片山谷曾是一片富饶的牧场，如今却变成了一片乌烟瘴气的沼泽。许多小池塘的水因常年缺乏流动，渐渐变成死水并产生毒性。苏黎世的汉斯·康拉德·埃舍尔承担了林特运河的修建工作。他将林特河水引入瓦伦湖，以使其不再流出山谷。随着沼泽干涸，林特河地区恢复了繁荣安定。汉斯·康拉德·埃舍尔的丰功伟业得到了瑞士同胞们的充分肯定。为纪念汉斯·康拉德·埃舍尔修建林特运河，瑞士人授予汉斯·康拉德·埃舍尔及其子孙后代“冯·德·林特”的称号。类似林特运河一样的进步使长期遭受法兰西人毁坏的家园日渐繁荣。瑞士人可能已经忘记，作为一个国家，瑞士的生死存亡曾掌握在拿破仑·波拿巴的手中并受尽摆布。当然，除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拿破仑·波拿巴像暴君一样统御各国，
却从未像奴隶主一样统治人民，
人人都赞颂拿破仑·波拿巴。
——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3]
瑞士各州继续保有一支一万六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曾是各州提供给法兰西第一帝国，由该国政府支付酬劳的雇佣兵。瓦莱州也曾为拿破仑·波拿巴的伟大事业——辛普朗山口驿道的修建做出了贡献。
拿破仑·波拿巴在云端为上帝开辟道路，
在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顶上，
引导路人的脚步。
1797年，身处米兰的拿破仑·波拿巴第一次产生了在辛普朗山口修建驿道的想法。不久，在奥古斯丁·德·贝当古[4]的指挥下，一千名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士兵经由辛普朗山口越过崇山峻岭。当队伍行进到伊塞拉[5]时，士兵们发现长桥已经被雪崩冲垮，只能设法借助绳索穿过峡谷。在奥古斯丁·德·贝当古的带领下，士兵们进入意大利境内。从1801年开始，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修建辛普朗山口驿道的浩大工程便宣告完工。修筑辛普朗山口的工程耗资一千八百万法郎。为资助辛普朗山口驿道的修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意大利王国每月都会提供十万法郎。在辛普朗山口，有二十二座大桥和横跨各处峡谷与水路的众多小桥，以及从几百英尺高的悬崖峭壁上凿出的长长廊道。除提供避难所之外，整个驿道沿路还建有房屋。在遇到危险时，旅行者可以到这些房屋中躲避。为了驿道的修建，伟大的设计师殚精竭虑。作为设计师鬼斧神工般技艺的证明，辛普朗山口驿道称得上是一座永久的丰碑。
拿破仑·波拿巴东征俄罗斯帝国功亏一篑后，又在莱比锡战役中失利，被迫横渡莱茵河。追击拿破仑·波拿巴的反法同盟军逼近瑞士边境，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则经由阿尔高州、巴塞尔州和伯尔尼州，进入法兰西第一帝国。伯尔尼当即利用奥地利大公国军队过境一事，在公众中间制造恐惧情绪。伯尔尼不仅宣布《调停法案》无效，而且重申自己对沃州和阿尔高州的权力。其他大城市也收回了旧有属地。1814年4月，苏黎世召开会议并庄严宣布放弃拿破仑·波拿巴的《调停法案》，同时为由十九个州组成的瑞士邦联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一时间，所有邦联州都要求恢复旧有权力，并且希望各州人民权利平等。
与此同时，卢塞恩州、弗里堡州和索洛图恩州发生了大大小小的骚乱和叛乱。为防止发生内战，瑞士军队被迫进入提契诺州，同时派兵进驻圣加仑州，因为圣加仑修道院院长正在极力破坏圣加仑州的和平。在种种风暴和逆流中，苏黎世州、巴塞尔州和沙夫豪森州似乎还坚守着正义，沃州和阿尔高州也因捍卫自由的坚定决心而倍受人们尊重。尽管局势如此混乱，各州也不得不派代表出席维也纳会议[6]，并请求该会议帮助瑞士恢复秩序。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还包括一直心向瑞士的瓦莱州、日内瓦州和纳沙泰尔州的代表。1815年，瓦莱州、日内瓦州和纳沙泰尔州终于如愿地成为瑞士的实际成员。
莱比锡战役
1815年3月26日，欧洲各国对瑞士问题进行了仲裁。一方面，欧洲各国承认由二十二个州组成的瑞士的独立地位，尽力调和瑞士提出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要求，恢复瑞士领土，并给予金钱赔偿。另一方面，欧洲各国还做出了安排——瑞士应逐步清偿欠下的三百五十万法郎的债务。瑞士接受了欧洲各国的仲裁，但前提是欧洲各国必须保证在今后的所有战争中都应尊重瑞士的永久中立地位。
尽管维也纳会议的决议为瑞士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瑞士的自由也受到了欧洲各国干预的不良影响。虽然内战暂时停止，但因为瑞士是在欧洲各国的斡旋下才建立的，其后患很快便显现出来。随着罗马天主教会影响力的恢复，人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再次受到压制。在法国大革命后期，以维护君主政体为宗旨的神圣同盟[7]成立。由于神圣同盟要求进行新闻管制，瑞士各州政府便亦步亦趋。新闻管制虽然有利于恢复贵族家庭的权力，但在新闻管制下的平民噤若寒蝉。尽管为了维护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荷兰联合王国国王和那不勒斯王国国王的利益，瑞士雇佣军四处作战，但瑞士政府在国内制定了法律，禁止人们支持他国政治难民。与此同时，各修道院不断申明自己的主张，恢复了许多失去的权力。在瓦莱州和弗里堡州，耶稣会会士们孜孜不倦地传道和教导儿童。在瑞士大大小小的男女修道院中，有五十九座已经得到维也纳会议的承认。在没有其他州反对的情况下，施维茨州的赖兴堡再次由艾因西德伦修道院统治。
瑞士各州之间的会谈之所以引人注目，只是因为会议中各州之间的吵闹与锱铢必较的市侩小民并无二致。然而，没有任何州的代表为了公共利益做出让步。各州虽然大谈特谈自由贸易、统一货币和废除通行费的种种好处，但并未取得任何实际成效。相反，公民们却不得不忍受赋税、兵役和徭役的重负及公共开支的巨大浪费。此时的瑞士，似乎一切都回到了1798年以前的状态。
庆幸的是，黑暗背后总有黎明的曙光，仍然有一些微弱的迹象表明，美好的未来即将到来。譬如，在图恩城建立一所联邦军事学校便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采取的措施。一些州的人们仍然在组建科学社团。在瑞士衰落时期，由慈善家巴塞尔的伊瑟林[8]和一些志趣相投的人成立的赫尔维蒂学会[9]依然在正常运转。赫尔维蒂学会旨在传播知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虽然心胸狭隘的瑞士各州政府怀疑赫尔维蒂学会心存恶意，但每年仍有许许多多的优秀、开明人士不断加入。还有一种进步的表现是联邦射击比赛。来自瑞士各地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在友好的比赛中，学习和尊重彼此的技能和勇气。更妙的是每年在古战场上举行的年度集会。在19世纪的瑞士，古战场上的年度集会令人们对先辈们的忠贞不渝记忆犹新。圣哥达山口驿道的修筑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公益精神。1820年，圣哥达山口驿道由乌里州和提契诺州开始修建，历时十年完工。
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各国代表
维也纳会议现场
圣哥达山口的历史充斥着灾难和死亡。直到19世纪末，每年仍有数人在圣哥达山口失踪。早前，圣哥达山口经常会发生严重事故。1478年，六十名瑞士士兵曾葬身圣哥达山口。1624年，三百人在雪崩中被掩埋。1816年，同样因为遭遇雪崩，一列长途列车在圣哥达山口消失。但现在，从提契诺州的艾罗洛到乌里州的乌塞伦，人们只需要乘坐五个小时的火车便可到达。此外，不仅圣哥达山口沿途建有许多避难所，来往的人们可以到这些避难所中暂避一时，而且圣哥达山顶上也有一座现代化的宏伟旅店。14世纪时，神父普拉西多·斯派克就曾描写过圣哥达山口，他还引用了迪森蒂斯镇的记录，以佐证圣哥达山下早在1300年时便建有一处避难所。1431年，一位教士受命前往巴塞尔侍奉赶往巴塞尔议会的教会神父。14世纪末，迪森蒂斯修道院院长又在圣哥达山顶修建了一处避难所和一座礼拜堂。查尔斯·博罗梅奥在临终前也准备在圣哥达山顶建造一座房屋。1683年，一座方济各会收容所建成。但在后来，这座收容所两次被毁，一次毁于雪崩，另一次则被驻扎在圣哥达山口的法兰西王国军队摧毁。法兰西王国的士兵不仅拆毁了这座收容所，还将建筑材料拿来当柴烧。
当然，这只是和平时期的圣哥达山口。然而在历史上，乌里州军队与瑞士军队曾经过圣哥达山口，前去镇压莱文蒂纳人的叛乱。圣哥达山口也曾是法兰西第一帝国、奥地利大公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进行惨烈战役的战场。在特雷莫拉山谷上端的花岗岩上，镌刻着“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得胜于此”字样的碑文。通过这句碑文，人们便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的结果。直到1830年，由乌里州和提契诺州共同修建的圣哥达山口驿道才宣告完工。从此，圣哥达山口的上坡路段不再像以往那样危险重重：
照亮远方，
重恋叠嶂引人注目，
峰回路转百折千回。
魔鬼桥
在圣哥达山口驿道上的几座桥中，有一座桥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19世纪，这座桥仍旧以“魔鬼桥”[10]命名。
只有此桥
可以横跨这狂野的深渊。(https://www.daowen.com)
其他木桥石桥，
都被魔鬼摧毁。
艾恩西德尔的吉拉尔德斯[11]院长，
为前往罗马的朝圣者，
造了这座单拱桥。
魔鬼桥下，
河水湍急白浪翻滚，
奔流不息。
魔鬼答应让它继续存在，
但条件是，
第一个从桥上走过的生灵，
需要献祭自己的灵魂，
失去了便无可挽回。
桥终于造好，
院长站在桥头，
朝另一头丢过去一条面包。
一只饿狗追了上去，
岩石上回荡着阵阵笑声，
魔鬼就这样被打败。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2]《魔鬼桥》
法兰西王国国王查理十世
1830年7月，经过三天巷战，巴黎人民将法兰西王国国王查理十世[13]废黜。比利时和波兰王国随即爆发叛乱。德意志邦联和撒丁王国也起义迭起。随着神圣同盟成员国自顾不暇，自由主义浪潮逐渐蔓延到了瑞士。瑞士各地的人们要求由他们推选出的代表修改宪法。虽然各州政府试图拖延修宪进程，但这种拖延是徒劳的。瑞士人已经彻底觉醒，因此，修宪工作进展迅速。到1830年年末，几乎每个州都在召开修宪会议。本着温和渐进的改革精神，瑞士拟订了新宪法。到1831年年初，已经有十一个州接受了新宪法。根据不同的宗教信仰，这十一个州几乎被一分为二。这十一个州分别是信仰新教的沃州、伯尔尼州、苏黎世州和沙夫豪森州，信仰天主教的卢塞恩州、弗里堡州、索洛图恩州和提契诺州，以及同时信仰新教和天主教的阿尔高州、图尔高州和圣加仑州。然而，施维茨州却坚决抵制新宪法，同时对请愿书和谈判代表，甚至对整个瑞士的调停一概采取漠视的态度。在所谓的“自由之地”，即人烟稀少的内施维茨州[14]，首领们顽固不化。即使在罗马教皇全盛时期，也没有哪位罗马教皇敢对内施维茨州的首领们恶语相向。最后，位于外施维茨州的艾因西德伦、屈斯纳赫特和普费菲孔决定效仿阿彭策尔州，实现各自独立并组成新同盟，但未能成功。这一问题只能留待日后解决。
普鲁士王国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
与此同时，纳沙泰尔州也发生了动乱，并由此引发流血冲突。1707年之前，纳沙泰尔州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并且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与瑞士的几个城市礼尚往来。1707年之后，纳沙泰尔州成为普鲁士王国的一个行省。虽然普鲁士王国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15]对纳沙泰尔人的统治公正而仁慈，但纳沙泰尔人一直心向瑞士。1815年，纳沙泰尔州加入瑞士。[16]1831年之后，食髓知味的纳沙泰尔人想彻底摆脱普鲁士王国的统治。1831年9月12日，几百名武装分子以暴力手段占领了纳沙泰尔城堡，但胜利只维持了两个星期。最终，普鲁士王国军队将暴动分子逐出了纳沙泰尔城堡。1831年12月，一小队纳沙泰尔人再次发动起义，遭政府部队驱散，损失惨重。第一次起义被镇压后，所有有罪的人都得到了赦免。但这一次，所有有罪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此外，还有很多无辜人士连带遭殃。这一次不成熟的起义导致的结果是，直到1848年，纳沙泰尔州才迎来独立。
【注释】
[1]大特克岛，英国海外领地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岛屿，位于加勒比海。
[2]约翰内斯·冯·穆勒（1752—1809），瑞士学者和政府官员，18世纪瑞士最重要的历史学家。
[3]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1806—1861），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4]奥古斯丁·德·贝当古（1758—1824），杰出的西班牙工程师，曾在西班牙、法兰西和俄罗斯工作，工作领域涉及蒸汽机、结构工程和城市规划。
[5]伊塞拉，现称莫利诺·伊塞拉，位于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帕维亚省，距意大利首都罗马约四百七十三千米。
[6]维也纳会议，1814年至1815年举行的欧洲会议，旨在处理拿破仑·波拿巴战争后遗留的领土问题。
[7]神圣同盟，1815年9月，拿破仑·波拿巴彻底战败后，由奥地利大公国、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结成的同盟，目的是维护君主政体，反对法国大革命在欧洲传播革命理想。
[8]巴塞尔的伊瑟林，指伊萨克·伊瑟林（1728—1782），瑞士历史和政治哲学家，曾在巴塞尔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1756年成为巴塞尔政府秘书，是瑞士赫尔维蒂学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9]赫尔维蒂学会，瑞士爱国主义学会，也是瑞士第一个改革性质的学会。1762年5月15日，旧瑞士邦联哲学家伊萨克·伊瑟林、诗人所罗门·盖斯纳和其他二十人共同建立了赫尔维蒂学会。1798年，该学会随着赫尔维蒂共和国的成立而解体。
[10]魔鬼桥，瑞士乌里州肖伦嫩峡谷上的一座桥。桥下为罗伊斯河，通往圣哥达山口。名字来源于当地一个古老的传说，传为魔鬼所建。
[11]吉拉尔德斯，指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1146—1223），英国大主教兼历史学家，作为国王和两位大主教的御用书记员，他游历广泛，写作丰富，曾在法兰西学习和教学，并曾多次访问罗马，拜见教皇。
[12]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教育家，是第一个翻译但丁《神曲》的美国人，也是五位“炉边诗人”之一。
[13]查理十世（1757—1836），1824年至1830年任法兰西王国国王。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查理十世成为极端保皇派的领袖，主张神权统治，后在1830年“七月革命”中退位。
[14]内施维茨州，1831年至1833年，施维茨州分为内施维茨州和外施维茨州两个半州。
[15]腓特烈·威廉一世（1688—1740），被称为“军曹国王”，曾任普鲁士王国国王、勃兰登堡选侯和纳沙泰尔亲王。其子腓特烈大帝继承了他的王位。
[16]瓦莱州、纳沙泰尔州及日内瓦州于1815年加入瑞士邦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