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新的宗教争端（1837年—1841年）
刚与法兰西王国搁置争议不久，瑞士又因宗教争端与法兰西王国产生了冲突。自拿破仑·波拿巴下台后，罗马教廷便制订了重新将瑞士纳入罗马天主教廷的计划，并且想要使瑞士成为未来教会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进行宗教活动的基地。1814年，罗马教廷大使法布里齐奥·塞贝拉斯·泰斯塔费拉塔[1]回到卢塞恩重操旧业并重建了瑞士的教会政体[2]，并把旧主教区拆分成几个较小的教区。人们热切希望任命一位瑞士人担任大主教[3]，但主教区依然在罗马教廷大使法布里齐奥·塞贝拉斯·泰斯塔费拉塔的统治下。当时，教会主要是为了影响市政选举和乡村政府，以及巧妙地运用自由党派手中的力量转而对付自由党派。
以牧师为领袖的天主教民众联盟开始步入正轨。以施维茨为中心的耶稣会会士们负责组织民众联盟活动，同时通过对外宣传，获得大量资金以维持天主教民众联盟的运作。在帮助罗马教廷大使法布里齐奥·塞贝拉斯·泰斯塔费拉塔实施各项计划的过程中，艾因西德伦修道院院长康拉德·塞莱斯廷·奥克斯纳表现得尤为卖力。随后，耶稣会起诉了几个人，其中就包括牧师阿洛伊斯·福克斯。由于阿洛伊斯·福克斯支持宗教改革，因此耶稣会剥夺了他的布道权。然而，耶稣会的此种丑恶行径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会主教们试图更直接地干预公共事务的行为，激起了天主教和各新教州政府的愤怒。在巴登会议[4]上签署的议定书中，有三项条款获得了伯尔尼州、卢塞恩州、索洛图恩州、巴塞尔州、阿尔高州、图尔高州和圣加仑州七个瑞士邦联州的认可。三项条款分别是，第一，瑞士邦联政府必须使教会的法令合法化；第二，异族通婚合法；第三，牧师必须宣誓效忠宪法。不仅如此，巴登会议还为争取瑞士大主教采取了初步行动。上述议程一经公布便立即点燃了罗马天主教派的怒火。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在信中称这些条款是“虚假的、错误的，无异于异端和分裂”。有了罗马教皇的支持，天主教教徒们更加理直气壮。反对派“红袜党”的出现则让天主教教徒更加火冒三丈。索洛图恩州和圣加仑州人民拒不接受上述三项条款。卢塞恩州勉强接受了三项条款，但内部的反对声音越来越高。因为对卢塞恩州的行为极其不满，罗马教廷大使法布里齐奥·塞贝拉斯·泰斯塔费拉塔离开了卢塞恩州，并于1835年11月退到施维茨州。在施维茨州，耶稣会会士终于被人们接纳。图尔高州不顾神职人员的反对，承认了这些条款。阿尔高州和伯尔尼州则爆发了公开的叛乱。
为了安抚人民，阿尔高州大议会发布了一份讲话，并命令所有教堂都要宣读。由于拒绝在清晨弥撒上宣读这段讲话，阿尔高州的牧师们被停职。即使有人警告巴塞尔主教不要被地方官“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5]的声明影响，巴塞尔主教也依然站出来声援阿尔高州的牧师们。阿尔高州大议会要求教士们宣誓效忠，同时颁布法令宣称阿尔高州今后将要对长期管理不善和铺张浪费的修道院财产进行监督。阿尔高州的形势变得危急起来。阿彭策尔州和格劳宾登州曾经发生过的宗教战争似乎将在阿尔高州再次爆发。阿尔高州政府发现无法令民众沉默，于是从邻州召来了军队并悄悄占领了民众滋事的地区。不满民众中的几位头目被迫逃走。一些牧师遭到逮捕。天主教联盟也被解散。但阿尔高州大议会仍然决定本着和解精神执行法令，并且宣称他们要求牧师们做的宣誓与其天主教信仰并无冲突。最终，阿尔高州大议会通过这一声明诱使牧师们放弃了抵抗。
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
耶稣会会徽
在伯尔尼州，不满情绪在侏罗山脉山谷地区的人群中蔓延。牧师们煽动当地群众反对巴登会议条款和宣誓。牧师们发出“宗教岌岌可危”的呼喊，而牧师们的呼喊足以诱骗既单纯又虔诚的人们进行反抗。侏罗山谷的人们要求脱离伯尔尼。牧师贝利特呼吁法兰西王国大使出面干预。伯尔尼政府占据上风后，非但不知进退，反倒开始与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讨论巴登条款的适当性。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对伯尔尼的表现表示赞赏。罗马教廷见缝插针，将耶稣会会士派往施维茨。罗马教廷的做法受到了在施维茨避难的罗马教廷大使法布里齐奥·塞贝拉斯·泰斯塔费拉塔的热烈欢迎。瑞士所有新教教徒都感受到了罗马教廷的力量。而罗马教廷的卷土重来只是1847年分离主义者联盟战争[6]爆发的小小开端。虽然战斗时刻还未到来，但耶稣会神父们已经在1836年5月进入施维茨州。当时，施维茨州内的分歧并不是信仰分歧，而是霍纳家族和克劳恩家族之间的分歧。克劳恩家族与霍纳家族都拥有大批羊群，并且都在同一片肥沃的牧场上牧羊，因此时有摩擦。最终，在一场血腥而原始的打斗之后，霍纳家族彻底击败了克劳恩家族。
霍纳家族纹章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对于瑞士而言，与法兰西王国决裂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相比之下，瑞士国内的分歧就显得微不足道。当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7]只是一个流亡者，在国内尚且默默无闻。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日后的丰功伟业及其对法兰西王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当时，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与母亲奥坦丝·德·博阿尔内[8]住在图尔高州的阿伦伯格城堡中。阿伦伯格城堡是散布在温特塞湖[9]畔的众多美丽城堡中的一座。从城堡的窗户往下看，人们可以看到温特塞湖及美丽的赖歇瑙岛。在伟大的拿破仑·波拿巴驾崩多年之后，奥坦丝·德·博阿尔内和儿子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依然在此等待着曙光的出现。然而，遗憾的是，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欧仁[10]在非洲被人刺死[11]。这样一来，恢复波拿巴王朝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奥坦丝·德·博阿尔内
阿伦伯格城堡
拿破仑·欧仁在非洲战死
纪尧姆·亨利·杜福尔
然而，在1837年，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依然前途远大，并且一直在觊觎王位。当时的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是图尔高州的一名公民，除担任图尔州射击俱乐部主席之外，他似乎别无抱负。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师从纪尧姆·亨利·杜福尔[12]将军，而且在图恩军事学校培训期间，结识了约翰·科恩。约翰·科恩对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之后治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帮助颇多。1837年10月，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发动军队暴动，反对七月王朝。法兰西王国和瑞士对此感到极其震惊。兵败的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遭到囚禁，之后被流放到美国。在母亲奥坦丝·德·博阿尔内弥留之际，流亡一年之久的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回到瑞士图尔高州。母亲奥坦丝·德·博阿尔内去世后，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又在图尔高州逗留了一段时间。尽管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暴动并未成功，但这个离法兰西王国近在咫尺的阴谋家仍然令法兰西王国统治者有如芒刺在背。1838年8月1日，法兰西王国政府正式向瑞士提出控诉，要求瑞士将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驱逐出境。
斯特拉斯堡暴动
随后，瑞士议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阿尔高州和图尔高州的代表们宣称法兰西王国的要求完全没有依据，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作为图尔高州的公民理应受到保护，而其他州的代表则对图尔高州的包庇行为感到惶惶不安。瑞士议会最后决定容后再议。然而，法兰西王国政府却以战争相威胁，并命令军队从里昂开赴瑞士边境。作为回应，日内瓦州和沃州的人们拿起了武器。几天内，日内瓦的所有防御工事里都配备了大炮。与此同时，一支两万五千人的日内瓦军队也做好了守卫边境的准备。日内瓦州和沃州的战斗热情很快传遍整个瑞士。瑞士各州接二连三地投票拒绝法兰西王国的要求，同时表示宁愿开战也不愿屈服于法兰西王国的胁迫。
当法兰西王国军队到达热克斯时，他们吃惊地发现，一支训练有素的瑞士军队正严阵以待。此时，始作俑者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站出来为双方解决了麻烦。在收到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来信之后，瑞士议会主席卡尔·弗里德里希·常安尔立刻将信公之于众。在信中，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自己会立即离开瑞士，以免两个友好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任法兰西王国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原本以为可以用武力胁迫瑞士，以使其言听计从，结果却发现事与愿违。当知道事情可以和平解决时，骑虎难下的路易·腓力一世比任何人都要高兴。作为和平君主的路易·腓力一世不愿发动不必要的战争，于是，他立即召回了军队。1839年，一向动荡不安的苏黎世州又发生了新的骚乱。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举足轻重的苏黎世州经历了持续的内部改革。中世纪的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四通八达的道路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城市范围得到拓展。郊区得到美化和改善。媲美大都市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苏黎世大学名扬中外。年轻一代的苏黎世人无不为之感到自豪。伊格纳茨·托马斯·谢尔虽然出生在德意志邦联，但已经变成苏黎世市民，并为瑞士公立学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下，贵族党派，即前任苏黎世市市长鲁道夫·施图西的后裔却作壁上观，以等待时机打压进步市民。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贵族党派等待的机会如期而至。苏黎世政府任命巴登-符腾堡州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3]担任苏黎世大学神学院院长一职。除教派问题之外，瑞士各州的宗教人士对新近出版的《耶稣传》[14]一书的作者教导孩子们学习神学一事感到震惊。人们大声疾呼，声称政府有意摧毁宗教，而孩子们或将被引导着成为异教徒。保守派不仅诋毁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而且将矛头指向了所有的自由主义者，以及任何为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和自由主义者辩护的人。
“信仰委员会”应运而生并很快便产生了巨大影响。“信仰委员会”向苏黎世州大议会递交了一份有四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同时要求取消对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苏黎世大学神学院院长的任命，并由教会主管教育事务。最终，大议会做出让步并取消了对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任命，但“信仰委员会”依然不依不饶，得寸进尺。而苏黎世政府既软弱无能又犹豫不决，先是断然拒绝“信仰委员会”的要求，之后又对“信仰委员会”唯命是从。
“信仰委员会”的显要人物——拉恩·埃舍尔博士下令进行武装示威。1839年9月5日晚，有人看见一队苏黎世骑兵沿着苏黎世湖奔驰，同时号召人民罢黜亵渎神明的统治者。1839年9月6日清晨，在普费菲孔的希策尔牧师的带领下，手持镰刀和枪支的队伍出现在苏黎世城门前。当该队伍成群结队地冲过利马特河上的桥梁，来到教堂广场时，遇到了几个拒绝让路的苏黎世政府武装人员。希策尔牧师喊道：“以上帝的名义，那就开火吧！”为避免流血冲突，一名议员站在双方之间，结果背后中枪，然后倒在了血泊中。之后，士兵和官员便四下逃散。在拉恩·埃舍尔及其同僚的主持下，苏黎世市市长和留下来的其他人成立了苏黎世州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不仅对每一个与旧政府有关联的人都极尽苛责，还为许多罪犯打开了监狱的大门。虽然临时政府很快举行了新一轮选举，但实际上，苏黎世州内政府各部门都由教会成员把持。在苏黎世政府更迭之后，其他几个州也相继发生骚乱。阿尔高州首先出现了所谓的修道院问题。在1840年之后的七年里，阿尔高州注定要成为瑞士最出名的州。当时，阿尔高州已经存在着一个维护天主教会权力的联盟。1840年2月，该联盟的成员在梅林根召开大会并向阿尔高州大议会发表演说，要求取消阿尔高州大议会对修道院管理财产权的限制。阿尔高州大议会驳回了联盟成员的请愿。与此同时，阿尔高州政府经过投票认为大议会代表人数应该与选举人数成正比，以赋予新教教徒更大的影响力。而认为自由受到了侵犯的天主教教徒们则称：“改革宗人数众多。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奴隶了。”
狄奥多西·弗洛伦蒂尼召集农民并将其武装起来
阿尔高州内部争端随之爆发。阿尔高州面临着和阿彭策尔州一样的分裂威胁。1841年1月9日，天主教教徒着手招募和武装士兵。这使阿尔高州政府惊慌失措。于是，阿尔高州政府下令逮捕了一部分带头的天主教教徒。一群暴民立刻聚集起来，攻击了位于穆里的阿尔高州政府的办公地点，并释放了囚犯。与此同时，来自巴登的圣方济教会神父狄奥多西·弗洛伦蒂尼在楚尔察赫下令将农民召集农民和武装起来。同时，阿尔高州政府军的弗里德里希·弗雷-荷洛塞[15]率领部队向维梅尔根挺进。1841年1月11日，瑞士人在维梅尔根第三次同胞相残。很快，阿尔高州政府军便驱散了叛乱分子，同时继续向穆里挺进，并占领了修道院。虽然叛乱得到了遏制，但阿尔高州政府仍然心有余悸。奥古斯丁·凯勒[16]在阿尔高州大议会上指出，修道院是万恶之源，应该被永久废除。奥古斯丁·凯勒的提议立即获得通过——几乎无人反对。(https://www.daowen.com)
弗里德里希·弗雷-荷洛塞
随着废除修道院行动的开展，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韦廷根修道院、穆里女修道院和布雷姆加滕修道院，以及巴登圣方济修道院迎来了末日。除了为修士和修女们日后生活提供保障，修道院的剩余资金将用于天主教学校和教堂。这一决定在瑞士引起了极大轰动。因此，一次特别会议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自施坦斯和尼古拉·冯·弗鲁时代以来，前所未见的怨声载道在特别会议上上演。基于永久同盟盟约第十二项条款[17]，老三州要求立即重建修道院。阿尔高州代表维兰德博士回应称，叛乱依然威胁着阿尔高州的存在，而且阿尔高州与各修道院已经处于势不两立的状态。然而，1841年4月2日，有十二个州宣布阿尔高州的镇压行动非法。
阿尔高州仍然没有完全屈服。一方面，阿尔高州政府暂停执行法令，给议会喘息的时间。另一方面，阿尔高州不断游说其他各州。很快，伯尔尼州与阿尔高州达成共识。在阿尔高州豁免了法尔修道院、纳登塔尔修道院和圣母加冕修道院的废除令之后，沃州和沙夫豪森州也表示支持阿尔高州。然而，阿尔高州仍然无法获得多数州的支持。卢塞恩州、乌里州、施维茨州、翁特瓦尔登州、楚格州和弗里堡州强烈要求重建修道院，而圣加仑州、格劳宾登州、瓦莱州、纳沙泰尔州、内阿彭策尔州和巴塞尔城市州则对重建修道院一事踌躇不决。因此，两派选票对等，未能做出最终决定。上述这种情况持续了五年也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被剥夺财产的修道院院长们年复一年地要求恢复财产，而阿尔高州则年复一年言辞恳切地游说瑞士各州代表支持它的决定。会议的气氛不再那么友好。真正的和平只存在于空山幽谷之间。
旧雪已融，新雪飘零，
银装素裹的山峰耸立于蓝天之下，
巍峨，孤独，神圣。
阳光明媚的草地无声无息地沉睡，
阴郁的草丛沉默不语，
只有松树一枝独秀。
空气如此稀薄，鸟儿静立不动，
山上的斑鸠不再低语，
也没有快意的交尾声。
欢快的蝉鸣突然响起，
森林里的泉水在歌唱，
唱着一曲瀑布之歌。
【注释】
[1]法布里齐奥·塞贝拉斯·泰斯塔费拉塔（1757—1843），马耳他人，罗马天主教会主教和枢机主教，曾任罗马教廷驻瑞士卢塞恩教廷大使。
[2]教会政体，是一个教会或一个基督教教派的运作和治理结构。它也表示教会的部长结构和教会之间的权威关系。
[3]大主教，是基督教传统教会的一种高阶神职人员。根据天主教及圣公会的制度，数个教区组成一个教省，其中会设有一个总教区，总教区的正权主教则称为总主教。
[4]巴登会议，指前文瑞士流亡者入侵巴登大公国计划失败后，法兰西王国与瑞士在巴登举行议和会谈。
[5]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的背景是不满于耶稣所传教义的人士提出问题为难耶稣，即如何处理宗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出自《新约圣经》，是耶稣对俗世生活和灵性生命如何结合的一个完美解释，也就是要分开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
[6]分离主义者联盟战争，又称独立联盟战争，是1847年11月在瑞士爆发的一场内战。1845年，七个天主教州组成了“独立联盟”，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中央集权的侵害。战争导致瑞士最终成为联邦国家。
[7]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又称拿破仑三世，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和继承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也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
[8]奥坦丝·德·博阿尔内（1783—1837），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之妻，拿破仑三世之母。
[9]温特塞湖，又称下康斯坦茨湖，是构成康斯坦茨湖的两个湖泊中较小的一个，也是瑞士和德国边界的一部分。
[10]拿破仑·欧仁，指拿破仑·欧仁·路易·让·约瑟夫·波拿巴（1856—1879），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与其妻欧仁妮皇后的独生子，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王太子，也被称为“拿破仑四世”。
[11]拿破仑·欧仁曾就任英军军官并自愿到南非祖鲁兰出征，结果在侦察期间被祖鲁人突袭并刺死。
[12]纪尧姆·亨利·杜福尔（1787—1875），瑞士军官、桥梁工程师和地形学家。
[13]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近代德意志自由主义新教神学家和作家，他对“历史上的耶稣”的刻画影响了欧洲基督教，但他否认耶稣具有神性。
[14]《耶稣传》，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著，出版于1835年。书中对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耶稣这一人提出了疑问，颠覆了西方传统基督教神学。
[15]弗里德里希·弗雷-荷洛塞（1801—1873），瑞士政治家，1848年11月16日被选为瑞士联邦委员会首批七名成员之一。
[16]奥古斯丁·凯勒，瑞士阿尔高州自由派人士，瑞士联邦议会成员。1840年，瑞士阿尔高州因修宪导致一些愤愤不平的教士们煽动起义，随后被镇压。1841年1月，以奥古斯丁·凯勒为首的反对派借此在大议会上投票决定镇压阿尔高州的八座修道院。
[17]德文为Wir wollen trauen auf den höchsten Gott，英文为We want to trust in the one highest God，意为“我们信仰至高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