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辣”的来源
从语音上来看，“辣”和“隔、过”无论是声母还是韵母，都无相近之处，却跟普通话表远指的“那”以及扬州、南京话中的远指代词语音相似。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但“辣”为什么在城关话中不存在，却出现在了距离江淮官话相对较远，离吴方言相对较近的城关东郊话中？
这也许跟丹阳地区的地理历史有关系。自公元4世纪晋室南迁，北方移民大批南下，镇江（南徐州）成了最大的移民聚居地。东晋政权的建立给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一线，带来了北方移民，也带来了北方方言，而且是官话。北方方言板块楔入江南，吴方言只得向东南退缩。[11]太湖流域是江东世家大族世代经营的肥沃地区。江东集团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足够的力量与北方集团抗衡，抵御北人的植入。他们顽强地保全着固有的势力范围。北方移民不能涌入太湖流域，北方话自然也就不能进入这一地区了。丹阳属于江东世家大族范围，保留了吴方言，成了吴方言和北方话的分界区。丹阳从公元前334年开始置邑，丹阳县城一直是丹阳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人大量南下时，丹阳县城作为江东集团的势力所在地，北方人不太可能在此形成有影响的语言社团。大量南下的北方贫民只能在城外定居，从而也把北方话带到了这些地方[12]。在调查中发现，“辣”不单单存在于丹阳县城东郊的陵口地区，在南郊的麦溪、北郊的新桥、荆林等地，都有这种用法。北方话对同属市区云阳片的郊区方言产生了影响，还有很多佐证：例如中古宕摄开口三等庄组和江摄开口二等知、庄组的今韵母，城区读开口的［ɑŋ］韵，郊区读撮口的［yɑŋ］韵，如“装”，城区音为［ʦɑŋ
］，郊区音为［tɕyɑŋ
］；“爽”，城区音为［sɑŋ
］，郊区音为［ɕyɑŋ
］。城区音近吴方言，而郊区音近江淮官话。还有一个使用范围极广的助词，其用法相当于苏州话中的“仔”，在城区的发音为“则［ʦæ
］”，郊区说成了“得［tæ
］”，“则”跟“仔”音近，而“得”跟“仔”的发音则相去甚远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辣”是北方话远指代词“那”在丹阳方言中的叠置。“那”在方言指代系统中的叠置现象，汪化云（2000）[13]通过对湖北黄冈市所辖8个县级行政区方言指代词的研究，认为是随着共同语的影响在近、现代的加强，“那”作为远指代词叠置于该地方言中，在与该方言固有的远指代词对举时指代更远的对象和用于虚指，取代了当地固有远指代词的部分功能。而至于“那”为什么用于更远指和虚指，汪化云认为是因为“那”是外来的，比起该方言中固有的远指代词来当然要陌生一些，因而心理距离也会远一些。所以，当两个远指代词并用时，“那”就表现出明显的远指特征，而原有远指代词的所指就相对近一些。
上文分析，“辣”在跟“隔、过”同现时有更远指的功能，和“里”结合表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也是更远指的一种表现（或者也可以认为是“过”所指相对近了）；“辣”“过”同现分述相关的两件事情时，要“过”在前、“辣”在后（2.1.2），这也是“过”所指相对近，“辣”所指相对远的一种表现。而“过”表示虚指的功能，已基本由“辣”来担当。这些，均很好地印证了汪化云的这个结论，只是在湖北黄冈地区以及山东、山西等有叠置现象的地方（钱曾怡、罗福腾，1992[14]；张维佳，2005[15]），“那”的书面语色彩往往较浓，用“那”显得文雅、郑重，而丹阳话中的“辣”则正好相反，用“辣”会给人一种“老土”的感觉。这是语言竞争的结果。丹阳处于吴方言和江淮官话的交界处，也是太湖经济与北方经济的交界地带。从南北朝开始，太湖地区就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开始领先于中原地区，虽然因为政权更迭的缘故北方方言进入了丹阳地区，但在长期的竞争中，“辣”并没有能够进入指代词系统表示中指或远指，更没有能够完成与原有指代词的词汇更替，而只是承担了一部分表示虚指的功能。此外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年轻人在往城里跑的同时在极力掩盖自己的“乡下人”身份，“辣”由于主要存在于城关郊区话中，且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土”的说法，因此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倾向于用“过”来代替“辣”，因而“辣”有被“过”逐渐取代的趋势。
（本文原载《语言科学》2014年第4期）
[1]蔡国璐.丹阳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4－5.
[2]吕叔湘.丹阳方言的指代词［J］.方言，1980（4）：241－244.
[3]蔡国璐.丹阳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21.
[4]“隔、过”的本字可能都是“个”；助词“格”更是“个”。在南方的很多方言中都有拿“个”兼做指示代词、助词“的”以及量词的现象。有的方言为了区别字形，用“個、个、箇”来分别表示。本文依据吕叔湘《丹阳方言的指示代词》，仍用“隔、过、格”表示。
[5]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45：46－49.(https://www.daowen.com)
[6]吕叔湘.指示代词的二分法和三分法——纪念陈望道先生百年诞辰［J］.中国语文，1990（6）：401－405.
[7]刘丹青.吴江方言的指标范畴：二分、三分与一分［C］／／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八届年会论文集（未正式出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1995.
[8]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98－99.
[9]吕叔湘.指示代词的二分法和三分法——纪念陈望道先生百年诞辰［J］.中国语文，1990（6）：401－405.
[10]刘丹青.吴江方言的指示范畴：二分、三分与一分［C］／／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8届年会论文集（未正式出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1995.
[11]顾炎武《音论》引陈第《读诗拙言》曰：“自五胡乱华，驱中原之人入于江左，而河淮南北，间杂夷言。声音之变，或自此始。”
[12]有一例可以证明江东势力的强大：据《晋书》卷五十八，义兴（今宜兴）周勰起兵讨王导、刁协，与东晋朝廷直接进行军事对抗，虽被镇压，但晋元帝司马睿不敢追究此事。另外，东晋时，吴郡顾、陆、朱、张诸氏，吴兴沈、邱诸氏，均保全着固有的势力范围。
[13]汪化云.黄冈方言的指示代词［J］.语言研究，2000（4）：88－96
[14]潍坊市史志办公室，钱曾怡，罗福腾.潍坊方言志［M］.潍坊：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2：34－35.
[15]张维佳.山西晋语指代词三分系统的来源［J］.中国语文，2005（5）：459－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