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研究风格：洞幽发微，务实创新

研究风格又称学术风格，是学者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独特个性和鲜明特色。学术风格由学者在长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逐步修炼而成，最能反映学者的本真状态。凡和先生有过交集的人，大概都不会否认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一位风格卓著的学人。无论在古今语法研究的哪个领域，先生都秉承一贯的务实之风，不走偏锋，不倡臆说，尤其擅长在洞幽发微中提出令人叹服的新说。在先生漫长语法研究实践中，以下三点最能体现他的平实之风。

第一，材料详审，论据翔实。在语法研究中，先生自始至终倡导：“少谈体系，多讲规律。”他的语法研究从来不作空泛之论，非常注重材料的搜集与挖掘。一切从材料出发，惟材料为上，力求在研究中杜绝任何假想成分。他的每种语法论著都拥有丰富的语言实例，每个结论都建立在可靠的语料基础之上。例如，《金文中的同义并列复合词》《金文中的同义并列复合词续考》二文共考证了金文的同义并列复合词116 个，计有名词22 例、动词63例、形容词28例、代词2例、介词1例，旁征博引，基本囊括了金文中的同类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类文献。整个研究既有语义考释，又有功能分析，很能揭示汉语词汇双音化的早期趋势。最能体现先生这一研究特色的是其《〈天问〉的疑问词和疑问句》一文。众所周知，《天问》是屈赋中最出彩也最难懂的名篇，注家云集，众说纷纭。先生不避繁难，对文中呈现的172个问句逐一解析，并对其中的疑问词进行了穷尽考察。文中随处可见各种统计数据：“它们（指疑问词——引者注）出现的频率是谁8，孰9，焉13，安13，何120，胡4，几2，何如1，云何1，几何1。”[3]“全诗计有376句：以一句之字数言，则以四言为最多，289 句；五言、三言次之，分别为5句、20句；六言又次之，15句；七言仅一句。”[4]

第二，分析细致，立论公允。先生特别擅长材料分析，往往能够在条分缕析中发前人之所未发，做到既创见迭出、又持论公允。同样是在《〈天问〉的疑问词和疑问句》一文中，他对所有疑问词的用法都作了穷尽考察与分析，文中列出的三张数据统计表清晰地显示出这些词在意义、成分、句式方面的使用频次，彼此之异同也一目了然。论文的精细之处由对疑问词“何”的描写说明中可见一斑：“疑问词‘何’用了120次，平均四个疑问句中就有三个‘何’字句。但‘何’字句的功能表现在多方面。就表达内容说，可问人、问事物、问处所，问性状、类属，问原因、方法。就作句子成分说，可作主语、宾语、谓语、定语、状语。就所处的疑问句式说，有一句一问的；有两句一问的，处于上句或下句；有四句一问的，处在第三句；也有处在第一句的。”[5]通过对《天问》疑问词和疑问句的全面考察，先生完满地解开了人们对文中连篇累牍的问句“不厌其多，但觉其妙”（清儒徐焕龙语）的奥秘：“同中有异，整齐中有变化，句法参差错落与诗人所问内容以及伴随情感的波澜起伏协调一致。”[6]针对学界有关《离骚》笔法的种种说辞，先生没有遽下断语，而是从分句、上下句和解（类似拥有一个中心意思的复句单位）等三个层次对《离骚》的句法进行了全面考察，最后得出结论：“《离骚》的句法是诗的句法与散文的句法的结合。”[7](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结合教学，注重实用。先生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书斋学者，也不专做“高大上”的学问。作为一名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教育工作者，他念念不忘教师本色，长年亲临教学一线，对基础教育更是情有独钟。正因如此，先生特别注重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之间的衔接，特别注重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之间的整合。在先生所有的语法研究成果之中，与语法教学有关的论述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在这些论述之中，有关句子分析法的探讨又稳居上风。从1955年问世的《文章的语法分析》（与张拱贵先生合著）到1981年出版的《文言文语法分析》，从1958年发表的《复句的分析》到2004年刊布的《再论句子结构的分析法》，句子分析法始终盘踞在先生的心头，成为挥之不去的学术情结。他之所以长期醉心于句子分析法，目的就是为了服务语法教学，进而提高语法研究的实用性。在这一方面，身为大学者的先生时常会放低身段，率先垂范，做一些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其实大有裨益的小文章。他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一个长句的分析》和《结合修辞讲语法一例》这两篇精悍的短文就向世人昭示了语法研究的实用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十年的语法教学生涯中，先生对“中学教学语法系统”倾力尤多，不仅著文重点推介，并且勉力四处宣讲，可谓功莫大焉。华东片区的师范院校中几乎都留下了先生当年奔波布道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