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语中的反宾为主句——无常动词的滥觞

张榴琳

一、引言

汉语中长期存在受事作主语而施事不出现的句式，早期用例可追溯到甲骨文：

（1）辛丑卜，黍登。（《殷虚文字缀合》）

例（1）中，“登”为“烝”通假[1]，故而句子的主语“黍”实际上为句中动词的受事。

而后，此类句式广泛见于各个时期的汉语：

（2）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战国·《韩非子》）

（3）彩女嫔妃皆不要。（唐·《敦煌变文》）

（4）您的信已经收到了。（现代汉语）

早在1924年，杨树达已注意到该句式，他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中提出了“施受同辞”的概念，并解释说：“乃同一事也，一为主事，一为受事，且有同时连用，此宜有别白矣，而古人亦不加区别，读者往往以此迷惑。”[2]这一说法后为大西克也[3]所沿用。而针对上述例子中提到的，受事作主语施事不出现且没有其他标记的句式，黎锦熙在《比较文法》中提出了“反宾为主句”的说法，谢质彬[4]进而指出反宾为主句在古代汉语中十分普遍。本文参考黎锦熙[5]及谢质彬〔4〕的研究，用“反宾为主句”指称这一句式。

针对反宾为主句形式上的特点，多数讨论集中在受事主语的生命度以及句中动词的语义上。普遍认为，反宾为主句中的受事主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为无生命物体，极少由人类充当[6][7][8]。至于反宾为主句中的动词，Cikoski[9][10]率先提出了中性动词（neutral verbs）与作格动词（ergative verbs）的对立。中性动词的主语必须为施事，无论宾语出现与否，例如（5）中的“辟”。然而作格动词的主语可能为施事可能为受事，如例（6）中的“免”：用作及物时，主语为施事宾语为受事，如（6a）；用作不及物时，主语为受事，如（6b）。

（5）a.将焉辟之？（《左传》）

b.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左传》）

（6）a.若从君惠而免之……？（《左传》）

b.女子曰：“君免乎？”（《左传》）

Harbsmeier[11]和Hsveh[12]先后指出了中性动词与作格动词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汉语中有一部分动词用作不及物时，根据情境主语可能是施事，也可能是受事，即兼有中性动词和作格动词的特征，例如“伐”和“封”。尽管如此，中性动词和作格动词两分的观点依然影响了一代汉语学者，如大西克也[13]、刘承慧[14]、宋亚云[15]、巫雪如[16]。另外，梅祖麟[17]虽没有采用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的说法，但同样认为上古汉语中反宾为主句与省略宾语的“施事＋动词”结构是有明确区分的，且在语音层面有所体现。

关于反宾为主句的功能和意义，多数学者同意与被动有关。姚振武[18]直接使用了意念被动句的说法。他认为上古汉语中并无专门的被动标记，将“于”和“见”作为被动标记的主流看法有失于偏颇——“于”和“见”的根本作用分别在于“介绍施事”和“表示遭遇”，并非表被动。真正表示被动的就是受事直接作主语的意念句本身（本文中的“反宾为主句”）。这一看法秉承了洪诚[19]以来的传统，同时与谢质彬[20]的看法一致。相对应，以吕叔湘[21]和方光焘[22]为代表的另一传统主张反宾为主句是一种“表态句”。在此基础上，刘承慧〔4〕采取了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少数行为动词因类推产生表态用法，在反宾为主句中表示“行为结果”，因而形成了意念被动句。

鉴于以往研究中针对反宾为主句的形式和功能存在的分歧，本文在构式语法的框架下，从反宾为主句中的动词语义入手，讨论该句式的形式和功能特征，并进而在跨语言视角下讨论该句式的原型范畴。

二、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讨论在构式语法的框架下展开，默认构式语法的基本信条，包括：1）构式自身是有意义的[23][24][25]，构式的意义与动词的意义有不容忽视的交互关系〔2〕；2）（语义）范畴并不总是边界分明的，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呈现为原型范畴，内部有典型成员与边缘成员[26]；3）“所见即所得”，句法并不存在内部层级，亦不承认所谓的“空语类”〔3〕；4）语言的本质是基于使用的，依存于情境的语言输入及输入频率，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处理和新用法的产生[27]。从上述这些基本信条出发，构式语法研究大都采用自底而上的模式，基于真实语料的方法本质上区别于生成语法。其中，“类型频率用例频率（type-token frequency）”统计是一种常用方法。用例频率是指某个具体的词、短语或其他语言成分在语料中的出现频率；而类型频率指的是在同一构式中，不同语言成分在同一位置出现的频率[28]。与之相关，动词与构式的交互关系往往反映在动词对构式的忠实度上（faithfulness／contingency[29]）。有的动词与某特定构式关系特别紧密，在该构式中有极高的类型频率。比如英语中give对双宾语结构极为忠实，而leave 虽然也能进入双宾结构，在其他结构中的出现频率更高[30]。

用构式语法的眼光来看以往对于反宾为主句的研究结论，很容易发现一些问题。如果语义范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明确边界，那么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之间可能本身也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Harbsmeier[31]和Hsveh[32]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另外，尽管大西克也[33]承认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的对立，他基于《史记》的量化研究结果却明确显示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只能理解为原型范畴。

仅从表1的情况来看，即使同被划为作格动词，目标动词出现在“受-动”结构（本文中的“反宾为主句”）中的频率也确实高过出现在“施-动”结构中的频率，19个动词的分布特征依然呈现明显差异：“伐”“得”和“用”的“施-动”用例显然不容忽视，而能进入宾语不出现的“施-动”结构事实上是中性动词的特征。除此之外，大西克也[35]还在《史记》中发现“杀”出现在“施-动”和“受-动”中的类型频率是相同的，以至于无法归类。如果用原型范畴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相对于“幸”和“辱”这些从来不进入“施动”结构的动词，“伐”、“得”和“用”是比较不典型的作格动词，而“杀”正好介于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两个原型范畴之间。

为了考察汉语中最早期的反宾为主句，本文将先秦汉语确定为研究范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步骤，在第一个步骤中（本文的第三部分）量化分析了《孟子》全书中反宾为主句的特点，同时抽取出反宾为主句中的高频动词；在第二个步骤中（本文的第四部分）先确定了一些语义上具有代表性的目标动词，然后在国家语委语料库（http：∥www.cncorpus.org／）中找到目标动词在先秦文本中的所有语料，标注每一条用例的句式以找到反宾为主句，通过计算反宾为主句的类型频率占目标动词用例频率的百分率来估测这些目标动词对于反宾为主句的忠实度。基于两个步骤的研究结果，本文的第五部分重新讨论了汉语中的所谓“作格动词”，并引入了动词无常性（verbal lability）的概念。第六部分总结先秦汉语反宾为主句的形式和功能特点。

三、《孟子》中的反宾为主句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通常认为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 世纪[36]。全书有38125 个汉字，共分为七章，共搜集到55 条反宾为主句用例。针对每一条用例，我们分析了受事主语的生命度、句子模态以及动词语义。

在55 条反宾为主句用例当中，有10 条的形式是“受事＋不可胜＋动词”，展示了可观的类型频率。这一结构表示受事在数量上不能被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完全处置的性质。在这一结构中，受事主语大都无生命，人类只出现在一条用例当中。另外，只有三个动词出现在了这一结构当中，分别是“用”（6次）、“食”（3次）和“诛”（1次），下面是一些例子：

（7）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8）斧斤不如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9）诛之，则不可胜诛。

除了10条“受事＋不可胜＋动词”用例，另有8 条用例包含“可”“足”或“难”，表示受事能够或不能够被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完全处置的性质。在这8条用例当中，有4 条的受事主语由人类充当。这一结构中的动词，大都是传统定义的及物动词（Cikoski 二分法中的中性动词），包括“法”（2次）、“伐”（1次）、“杀”（1 次）、“欺”（1 次）、“罔”（1 次）和“运”（1次），下面是一些例子：

（10）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11）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

（12）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

在剩下的37条反宾为主句用例当中，无生命的受事主语出现在了20条用例中。另有一条用例用身体部位代替人类作受事主语：

（13）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

表2汇总了动词在这37条反宾为主句用例中的类型频率。

从表2当中可以看到，尽管样本大小有限，动词在反宾为主句用例中的类型频率呈现出齐普夫分布的特征[37]：最高频的8 个动词（总数的三分之一）组成了超过一半的用例。至于具体的动词语义，表2 中相当一部分动词本身含有状态改变的意思。比如“举”“定”“成”“亡”“备”“聚”“削”和“絜”（通“洁”）不仅表示了一个过程，也隐含了过程带来的最终状态，如下面的用例所示：

（14）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15）猝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16）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

同时，表示完成态的时间副词常用来表示强调这种状态的改变，比如“既”和“已”。

（17）犠牲既成，粢盛既絜。

（18）今乘舆已驾矣。

简言之，《孟子》中的反宾为主句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完成态的状态改变，不过“受事＋可／足／难＋动词”组成了另一个表示受事性质的常见类型。无生命的受事主语在频率上略高于有生命的受事主语。

四、动词对反宾为主句的忠实度

为了确定“动词-构式”忠实度研究的目标动词，我们考虑了词频、多义词（polysemy）、同形异义词（homonym）、词义代表性等因素。

考虑到该研究的适用价值，显然研究高频词会比研究低频词更有意义。我们在国家语委语料库的所有先秦语料中搜索了表2列出的所有动词，结果如表3所示。

然而，表3中排位靠前的高频动词多数为多义词或同形异义词，比如频率最高的“行”在先秦汉语中除了可以作动词以外还可以作名词，表示“道路”“军队”“队伍”等含义。因为在这一部分，我们的目的是考察动词对构式的忠实度，多义词和同形异义词词会不可避免地给标注增加难度，因而被尽量排除在目标动词之外。基于这样的标准，我们最终确定了6个意义相对单一，且词频皆在100以上的动词，具体为“削”“助”“听”“备”“弑”和“聚”。可以看到，这6 个动词的语义多样，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削”“备”“弑”和“聚”本身包含状态改变的意思；“助”是一个动作性的及物动词，不包含状态改变的意思；另外“听”是一个感知动词。对于包含这6个目标动词的所有用例，我们手工标注了句式并挑出了反宾为主句。

针对每一个动词，我们用百分率来估测动词对反宾为主句的忠实度：在该动词的所有用例当中，有多少用例符合反宾为主句的结构，结果如表4所示。

如果用图来表示表3 中的数据，可以明确观察到一个连续统，如图1所示。

在图1呈现的连续统中，很难说哪些动词应该被归为作格动词，哪些动词应该被归为中性动词。另外，我们还发现Cikoski[38][39]对作格动词的定义本身有问题，因为除了组成“受-动”结构，以上所有6个动词都可以组成宾语不出现的“施-动”结构，如例（19）～（24）所示，也就是说它们全部兼有中性动词和作格动词的性质。

（19）右兵，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司马法》）

（20）取国者，称国以弑。（《谷梁传》）

（21）使敌备东，而击其西。（《兵法》）

（22）桓公不听，遂与之盟。（《谷梁传》）

（23）今子常……而蓄聚不厌。（《国语》）

（24）君陈……无倚法以削。（《尚书》）

因此，在先秦汉语的语言使用当中，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在用作不及物时，有相当数量的动词既可以组成“施-动”结构，也可以组成“受-动”结构，即兼有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的特征。但这并不是说先秦汉语的动词是一个内部无差别的体系，事实上在表4和图1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目标动词对反宾为主句的忠实度是有显著区别的。一个总体的趋势是，表示状态改变的动词（“削”“聚”和“备”）比动作性及物动词（“助”）更加忠实于反宾为主句。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总体趋势，也有例外，比如“弑”。语义上，“弑”也包含状态改变的意思，但是却只有7.76%的“弑”字的用例是反宾为主句。我们认为这一例外情况可能与“弑”的受事固定为君主有关。在我们搜集到的322 条用例里，“弑君”出现了162次。

五、动词的无常性和无常动词

在上一部分我们看到，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在先秦汉语中并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作格”这一概念本身未必适用于汉语。

“作格（Ergative）”的概念最初是针对爱斯基摩语（Eskimo）、巴斯克语（Basque）、安巴扎语（Abaza）、楚克其语（Chukchee）及迪尔巴尔语（Dyirbal）等语言提出来的[40][41][42]。在这些语言当中，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与及物动词的宾语拥有完全相同的格标记，这种格标记系统被命名为“作格-通格”系统，而这些语言也随之被称为作格语言。因而作格的概念在产生之初就与格标记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一联系也对后来语言学界的讨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3]。可是如果我们看汉语中的情况，首先，汉语显然没有格标记；第二，虽然部分汉语动词用作及物时的宾语和用作不及物时的主语可能一致，但是总体上，汉语及物动词的宾语显然有别于不及物动词的主语。综合以上两点，“作格”的概念并不适合汉语，将其强加于汉语对于外国学者来说是一种有误导性的做法。其实，早在1987年，吕叔湘就指出：“作格语言和受格语言（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作格和及物性）必须有形态或类似形态的手段做依据。汉语没有这种形态手段，要说它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语言都只能是一种比况的说法。”随后，徐通锵[44]补充道：“看来‘依葫芦画瓢’地套用作格理论来分析汉语的结构，是很难取得预期的结果的。”(https://www.daowen.com)

那么如果不用“作格”的概念，我们应该怎么描述部分汉语动词允许反宾为主的性质呢？

在针对现代汉语的研究中，“非宾格（unaccusative）”是另一个常常提到的概念。Perlmutter 和Postal[45]注意到部分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更接近施事，却不带作格标记，就把它们叫作“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相对地，部分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更接近受事，却不带宾格标记，就被叫作“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基于吕叔湘[46]在《说“胜”和“败”》一文中举出的现象，黄正德[47]率先将“非宾格”的概念引入了汉语，并且影响了众多汉语学者，如Li Yen-Hui[48]、Yu Ning[49]、杨素英[50]、徐杰[51][52]。然而显然，同“作格”一样，“非宾格”的说法同样天然涉及汉语中缺失的格标记。另外，众多学者都对“吃”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及物动词是否可以划入非宾格动词持保留态度。因为一方面，“吃”在汉语中确实可以组成施事不出现的反宾为主句，如“蛋糕吃了”；而另一方面，“吃”明显有别于常见的不及物动词，而“非宾格动词”在产生之初就是不及物动词的下位概念，如果把“吃”划入非宾格动词有悖于语言学界对非宾格动词的普遍认识。所以“非宾格动词”的概念同样不适合中文中的反宾为主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想要恰切地描述汉语中动词可以反宾为主的性质，需要单纯从形式本身出发，将西方语言学中与格位标记相关的概念强加给汉语，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而无常动词（labile verb）和动词无常性（verbal lability）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

“无常动词（labile verb）”最初是Nichols[53]针对高加索语（Caucasian languages）提出的概念，专门概括动词在不加任何标记的情况下，既可以用作及物又可以用作不及物的现象。Dixon[54]区分了“施事无常（A-lability）”和“受事无常（P-lability）”。施事无常指的是动词在不及物用法中带施事宾语；受事无常指的是动词在不及物用法中带受事宾语，也就是本文讨论的反宾为主句。在不加限定的情况下，“动词无常性”专门用来指称受事无常。基于对上百种语言（主要为印欧语、高加索语和非洲语言）动词无常性的考察，Letuchiy[55][56][57]提出了“无常动词形态学（the typology of labile verbs）”，并定义了无常动词的两个参数：①无常动词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及物，一种不及物。②在不同的用法中，主语有不同的语义角色。

动词无常性从来没有被解读成一个二元概念，Letuchiy〔4〕〔5〕明确提到，动词的无常性有强弱等级之分。有的动词有一个强势用法、一个弱势用法，即主要作及物／不及物用；而有的动词出现在两种用法中的频率相当，后者就比前者更加无常。我们在第三部分看到的，动词对于反宾为主句的忠实度连续统，正好印证了这一论述：“削”对反宾为主句的忠实度接近50%，表示它出现在反宾为主句（不及物用法）中的频率与出现在其他用法（主要是及物用法或者是“施动”结构）中的频率相当，因此它的无常性要高于其他目标动词，而动词无常性由强到弱依次为：“削”—“聚”—“备”—“听”—“弑”—“助”。

跨语言来看，Haspelmath[58][59]曾经将动词无常性作为“使动起动替换（causative-inchoative alternation）”的一种模式，同时他默认“使动起动替换”大都表达状态改变。虽然从汉语的情况来看，反宾为主句与印欧语言中的“起动结构（inchoative structure）”不能完全等同，不过我们看到，普遍的趋势是，表示状态改变的动词相对于单纯动作性的及物动词无常性更高。

之所以说汉语中的反宾为主句与印欧语言中的“起动结构（inchoative structure）”不能完全等同，是因为在Haspelmath[60]所研究的语言当中，像“助”完全不包含状态改变意义的动作动词和“听”这种感知动词一般都不参与使动-起动替换，并且它们的及物用法也不会被解读为使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汉语中反宾为主句的外延比印欧语中的启动结构更加宽泛，相应地，动词无常性在先秦汉语中比在其他大多数语言中更加普遍。一些印欧语中绝对的及物动词，如“助”和“听”，在先秦汉语中也具有无常性。

普遍认为，一种语言中无常动词的数量与使动／起动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负相关。Letuchiy[61]在分析了大量印欧语中的无常动词后发现了两个连续统的相关性如下：

从古希腊语到斯拉夫语，再到罗曼语和日耳曼语，总体来看，起动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越来越弱，而无常动词的数量越来越多。Haspelmath就曾经用形态相对不丰富作为原因解释为什么英语作为印欧语动词无常性的范围特别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Haspelmath和Letuchiy的样本中都没有包括任何孤立语，Haspelmath自己也提到，如果想全面考察语法标记与无常动词数量的相关性，针对孤立语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而本文的发现正好从孤立语的角度印证了这种相关性。众所周知_，汉语属于形态不丰富的孤立语，这一特点在先秦汉语中尤其突出，使动起动结构皆没有语法标记。因此前面提到的，相对于其他语言，先秦汉语中无常动词的数量极其庞大的情况也就得到了解释。

六、结语

本文考察了《孟子》全书中的反宾为主句，结果发现先秦汉语中的反宾为主句与表示状态改变的动词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认为反宾为主句的功能与状态改变有关。另外，“受事＋可／足／难＋动词”是另一种高频类型，表示受事主语的性质。同时，通过估测6个语义各有特点的目标动词对反宾为主句的忠实度，我们发现，先秦汉语中有相当数量的动词既可以进入反宾为主句又可以进入受事不出现的“施-动”结构，因而Cikoski（1978）提出的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事实上，因为本身隐含着汉语中缺失的格位概念，“作格动词”这一说法本身未必适用于汉语。比较而言，“无常动词”和“动词无常性”的概念因为只涉及动词的不同用法，可以更有效地沟通汉语和其他语言。在动词无常性的理论框架当中，本文的发现一方面印证了无常动词原型性地表达_状态改变；另一方面也作为孤立语研究证实了语言中无常动词数量与使动起动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负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考察的样本相当有限，因此所提出的结论只是初步性的，有待在更大的样本中进行验证。同时，本研究仅仅针对先秦汉语。先秦汉语是有记录的最早的汉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单音节词（用一个汉字表示）占绝大多数，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由单字表示的无常动词，实际上是无常动词在汉语中的滥觞。至于后来汉语的发展，尤其是词汇的发展，与动词无常性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将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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