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词的无常性和无常动词
在上一部分我们看到，作格动词和中性动词在先秦汉语中并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作格”这一概念本身未必适用于汉语。
“作格（Ergative）”的概念最初是针对爱斯基摩语（Eskimo）、巴斯克语（Basque）、安巴扎语（Abaza）、楚克其语（Chukchee）及迪尔巴尔语（Dyirbal）等语言提出来的[40][41][42]。在这些语言当中，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与及物动词的宾语拥有完全相同的格标记，这种格标记系统被命名为“作格-通格”系统，而这些语言也随之被称为作格语言。因而作格的概念在产生之初就与格标记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一联系也对后来语言学界的讨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3]。可是如果我们看汉语中的情况，首先，汉语显然没有格标记；第二，虽然部分汉语动词用作及物时的宾语和用作不及物时的主语可能一致，但是总体上，汉语及物动词的宾语显然有别于不及物动词的主语。综合以上两点，“作格”的概念并不适合汉语，将其强加于汉语对于外国学者来说是一种有误导性的做法。其实，早在1987年，吕叔湘就指出：“作格语言和受格语言（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作格和及物性）必须有形态或类似形态的手段做依据。汉语没有这种形态手段，要说它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语言都只能是一种比况的说法。”随后，徐通锵[44]补充道：“看来‘依葫芦画瓢’地套用作格理论来分析汉语的结构，是很难取得预期的结果的。”
那么如果不用“作格”的概念，我们应该怎么描述部分汉语动词允许反宾为主的性质呢？
在针对现代汉语的研究中，“非宾格（unaccusative）”是另一个常常提到的概念。Perlmutter 和Postal[45]注意到部分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更接近施事，却不带作格标记，就把它们叫作“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相对地，部分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更接近受事，却不带宾格标记，就被叫作“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基于吕叔湘[46]在《说“胜”和“败”》一文中举出的现象，黄正德[47]率先将“非宾格”的概念引入了汉语，并且影响了众多汉语学者，如Li Yen-Hui[48]、Yu Ning[49]、杨素英[50]、徐杰[51][52]。然而显然，同“作格”一样，“非宾格”的说法同样天然涉及汉语中缺失的格标记。另外，众多学者都对“吃”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及物动词是否可以划入非宾格动词持保留态度。因为一方面，“吃”在汉语中确实可以组成施事不出现的反宾为主句，如“蛋糕吃了”；而另一方面，“吃”明显有别于常见的不及物动词，而“非宾格动词”在产生之初就是不及物动词的下位概念，如果把“吃”划入非宾格动词有悖于语言学界对非宾格动词的普遍认识。所以“非宾格动词”的概念同样不适合中文中的反宾为主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想要恰切地描述汉语中动词可以反宾为主的性质，需要单纯从形式本身出发，将西方语言学中与格位标记相关的概念强加给汉语，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而无常动词（labile verb）和动词无常性（verbal lability）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
“无常动词（labile verb）”最初是Nichols[53]针对高加索语（Caucasian languages）提出的概念，专门概括动词在不加任何标记的情况下，既可以用作及物又可以用作不及物的现象。Dixon[54]区分了“施事无常（A-lability）”和“受事无常（P-lability）”。施事无常指的是动词在不及物用法中带施事宾语；受事无常指的是动词在不及物用法中带受事宾语，也就是本文讨论的反宾为主句。在不加限定的情况下，“动词无常性”专门用来指称受事无常。基于对上百种语言（主要为印欧语、高加索语和非洲语言）动词无常性的考察，Letuchiy[55][56][57]提出了“无常动词形态学（the typology of labile verbs）”，并定义了无常动词的两个参数：①无常动词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及物，一种不及物。②在不同的用法中，主语有不同的语义角色。(https://www.daowen.com)
动词无常性从来没有被解读成一个二元概念，Letuchiy〔4〕〔5〕明确提到，动词的无常性有强弱等级之分。有的动词有一个强势用法、一个弱势用法，即主要作及物／不及物用；而有的动词出现在两种用法中的频率相当，后者就比前者更加无常。我们在第三部分看到的，动词对于反宾为主句的忠实度连续统，正好印证了这一论述：“削”对反宾为主句的忠实度接近50%，表示它出现在反宾为主句（不及物用法）中的频率与出现在其他用法（主要是及物用法或者是“施动”结构）中的频率相当，因此它的无常性要高于其他目标动词，而动词无常性由强到弱依次为：“削”—“聚”—“备”—“听”—“弑”—“助”。
跨语言来看，Haspelmath[58][59]曾经将动词无常性作为“使动起动替换（causative-inchoative alternation）”的一种模式，同时他默认“使动起动替换”大都表达状态改变。虽然从汉语的情况来看，反宾为主句与印欧语言中的“起动结构（inchoative structure）”不能完全等同，不过我们看到，普遍的趋势是，表示状态改变的动词相对于单纯动作性的及物动词无常性更高。
之所以说汉语中的反宾为主句与印欧语言中的“起动结构（inchoative structure）”不能完全等同，是因为在Haspelmath[60]所研究的语言当中，像“助”完全不包含状态改变意义的动作动词和“听”这种感知动词一般都不参与使动-起动替换，并且它们的及物用法也不会被解读为使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汉语中反宾为主句的外延比印欧语中的启动结构更加宽泛，相应地，动词无常性在先秦汉语中比在其他大多数语言中更加普遍。一些印欧语中绝对的及物动词，如“助”和“听”，在先秦汉语中也具有无常性。
普遍认为，一种语言中无常动词的数量与使动／起动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负相关。Letuchiy[61]在分析了大量印欧语中的无常动词后发现了两个连续统的相关性如下：
从古希腊语到斯拉夫语，再到罗曼语和日耳曼语，总体来看，起动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越来越弱，而无常动词的数量越来越多。Haspelmath就曾经用形态相对不丰富作为原因解释为什么英语作为印欧语动词无常性的范围特别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Haspelmath和Letuchiy的样本中都没有包括任何孤立语，Haspelmath自己也提到，如果想全面考察语法标记与无常动词数量的相关性，针对孤立语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而本文的发现正好从孤立语的角度印证了这种相关性。众所周知_，汉语属于形态不丰富的孤立语，这一特点在先秦汉语中尤其突出，使动起动结构皆没有语法标记。因此前面提到的，相对于其他语言，先秦汉语中无常动词的数量极其庞大的情况也就得到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