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时期初始至公元751年的远洋贸易（公元751年/希吉拉历133年怛罗斯战役）
研究波斯湾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的变化，由于缺少相关历史资料，不是很容易操作。为了能够给出一个可以令人接受的有关该时期海洋贸易情况的草图，不得不利用有限的资料，诸如考古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各种事件，鉴于缺少相关资料，只能在某种事实的轮廓之下展开讨论和考察。因此，在这部分，为了让波斯湾航海家们的状况更加清晰，首次采用了中文典籍。换言之，中文典籍在这个时期作为伊斯兰资料的补充而被使用。鉴于这些资料在国内学界很少被介绍，本研究尝试就这些资料及其作者的地位和重要性呈现其原始信息和必要性。
希吉拉历1世纪至133年之间，最重要的政治性标志是“征服时代”继续发展，尤其是在河中地区、在与中国的陆上贸易线路上的各个城市中继续发展。伊斯兰军队的用兵，最初是以追击萨珊王朝国王亚兹德·格尔德三世为目的，而进入木鹿（在现今土库曼斯坦境内。——译者注）和伊朗东北部地区。萨珊国王被杀害之后，伊斯兰军队并没有停止，由此伊朗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路上贸易线路上的重要城市遭到入侵。这样的用兵持续了很长时间。其首先产生的影响就是阻碍了东西方之间在河中地区的商业发展。换言之，萨珊王朝的覆灭导致了河中地区出现权力真空，这使得穆斯林军队的前进变得轻而易举。
另一方面，河中地区长时间的权力真空的结果，是游牧部落政权的出现和崛起，是中国北方地区游牧部落向河中地区的城市和村镇迁徙的浪潮。这些事件汇集在一起，给贸易和商业带来了不利因素。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的远程贸易在这时期基本中断。伊斯兰军队在希吉拉历54年（公元673年。——译者注）首次驻扎在布哈拉。[4]由于各种各样的抵抗，以及这片地区远离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的中心区域，穆斯林军队在进入布哈拉地区大约四十二年之后，才让自己抵达中国大门喀什噶尔。[5]就在这个时期，唐朝皇帝们看到了河中地区的不安定和“征服时代”的持续发展，因而对河中地区给予了特殊关注，意图在该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对于唐朝来说，插手中亚河谷地带十分重要。与伊朗和罗马的交通线路中，坐落在干道上的一个重要地区，是靠近吐鲁番的‘葛逻库车（
）’河谷，在公元630年，葛逻库车（可能是指突厥葛逻禄部。——译者注）突厥汗王来到唐朝宫廷，并受到接待。但是，几年之后，该地区的突厥汗封锁了通往西方的这条道路。中国皇帝几经努力，未能打开此路。最终，决定把这条线路上的另一个名叫‘葛逻沙赫尔（
）’的河谷作为替代线路。为了贯彻这一策略，公元640年，攻占了‘葛逻胡加（
）’，并使之成为中国的附属国。”[6]有关中国在河中地区影响力的扩大，还应该补充道，中国人在这个地区直到希吉拉历133年仍能够受益于该地区的局势；在整个穆斯林军队的战争时期，以及萨珊王朝覆灭之后产生的权力真空之际，中国建立起了自己在西北部地区和丝绸之路上的政治影响力。然而，这种趋势在希吉拉历133年，随着与伊斯兰军队在怛罗斯河附近发生的一场战役而中断。事实上，怛罗斯战役可以视为中国影响力扩张时期的结束和河中地区佛教化的结束。[7]
唐朝皇帝在这事件之后，在自己的北方地区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安禄山叛乱”，在那之后又遭遇吐蕃王朝的进攻，唐朝军队在中国北方地区遭遇惨重损失。该事件导致中国皇帝丧失了自己的军队介入河中地区事务的能力。因此，这为穆斯林军队在河中地区确立自己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力带来了一种特殊情形。[8]怛罗斯战役在河中地区历史上揭开了一个新纪元。该事件对阿拔斯哈里发政权的态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关系中断。这场战役对于河中地区穆斯林军队的命运具有全方位的重要意义，然而，基于一些不清楚的原因，这次事件没有引起伊斯兰最初几个世纪的、包括塔巴里在内的穆斯林历史学家们的关注和记载。但是，伊本·阿萨里在希吉拉历7世纪记录了这一事件，他如此写道：
“在那一年，费尔干纳的阿赫西德国王与沙什国王产生冲突，阿赫西德国王向中国皇帝请派援军。他派遣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去支援他，使沙什国王投降。他向中国皇帝俯首称臣。当他们投降的消息传到阿布·穆斯林耳中，他派遣兹亚德·本·萨勒赫去作战。战斗发生在怛罗斯河畔。在此战役中，五万中国士兵被杀，二万人被俘虏，一部分逃跑回到了中国。这事件发生在一百三十三年十二月。”[9]（《资治通鉴》唐纪三二卷有关原文：十一月，乙未，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遣使表称：“师王亲附吐蕃，困苦小勃律镇军，阻其粮道。臣思破凶徒，望发安西兵，以来岁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上许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破师，虏其王勃特没。三月，庚子，立勃特没之兄素迦为师王……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仙芝性贪，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译者注）
无论如何，怛罗斯战役在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探讨伊斯兰军队在河中地区的征服细节，这里无法胜任。就本研究所能及之处，应该补充的是，从伊斯兰时期伊始到希吉拉历133年，河中地区与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和站点的民情和政治态势，对于建立伊朗与中国之间的陆上贸易并不适宜。事实上，长达一个多世纪，不安全与不稳定因素笼罩着该地区，这对于关注替代路线，包括海洋路线，创造了适宜的背景。陆上线路不安全对海洋贸易繁荣的影响十分深远，乃至一些撒马尔罕的商人在整个希吉拉历2世纪和3世纪，采用波斯湾替代线路与中国诸港口进行商贸。马斯乌迪在其著作《黄金草原与奇珍异宝》中就此写道：
“一个籍贯撒马尔罕的商人，从河中地区大量运出该地区的货物，到达伊拉克（这里指伊朗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领土部分。——译者注），并从那里带着自己的货物前往巴士拉，穿越大海，到达阿曼国土，期待抵达‘卡拉赫’（
，Kallah），该地大约是到中国之路的一半。在那个时候，施拉夫和阿曼的船只与那里有往来关系，与从中国来的人在中国船只上会谈。事情最初是另外一种安排：中国船只抵达施拉夫、阿曼、波斯湾沿岸、巴林、乌布拉赫、巴士拉诸港口；这些地方的船只也前往中国。由于失去公正（这里指局势混乱。——译者注），事情就开始坏掉了。中国的事情就变得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了。两路人马在半道上会谈，撒马尔罕的商人就在卡拉赫城上了中国的船只，从那里前往‘杭夫瓦（
，指广州。——译者注）’——之前我们说过了，这是一个船只抛锚停泊的地方。”[10]
另一方面，鉴于倭马亚家族反对者们的主体部分——包括哈瓦利吉派和什叶派——驻扎在波斯湾沿岸地区，伊朗人在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上对倭马亚王朝统治的不满，对于伊朗人——包括阿拉维派和伊朗其他少数派别宗教团体，诸如聂斯脱利派教徒、犹太教徒、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等——迁徙到印度斯坦和中国沿海诸港口创造了适宜的背景。因此，可以把这个时期视作伊朗人团体迁徙到中国沿海地带的第一个阶段。有关这种趋势的历史资料和证据，我们将在下面对之进行探讨和评价。
伊朗航海家们，包括这个地区的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穆斯林等，鉴于伊朗人在远洋贸易上的历史经验，对阿拉伯征服时代发生的各种事件不管不顾，开创了自己与东方的海洋贸易。与此同时，倭马亚王朝把哈里发政权的中心迁到叙利亚地区，迁到地中海沿岸地区。倭马亚王朝统治者对波斯湾及其港口的发展和繁荣似乎并不十分关注，尤其是诸如库法和巴士拉这样的波斯湾近海地区，已经变成反对倭马亚王朝最重要的据点。因此，这个重要的地区，在波斯湾贸易中作为伊斯兰最具有影响力的地区，在反对倭马亚家族的起义而导致的不稳定与不安全因素中，无法享受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尽管如此，希吉拉历1世纪和2世纪前半叶的中文资料里，还是有关于波斯湾航海家们建立与中国诸港口的远程贸易关系的证据。另一方面，伊斯兰时期的资料也显示出有部分什叶派信徒和伊朗少数派宗教团体移民到中国南部。这样的信息非常少，在很多方面都无能为力。这些波斯语的研究资料尽管已经出版，但至今未被充分介绍。在下一部分，伊斯兰最初两个世纪中波斯湾与中国海洋密切关系的历史证据，将从中文资料和伊斯兰资料这两方面来进行考察。
在唐朝时期的史籍中，有很多资料可以证明伊朗商人和船只与中国港口之间的贸易。这类信息中最早的是关于希吉拉历51年（671）的事件。义净（635-713）是唐代一位著名的佛教僧人，今天的山东省（在中国东部）人氏，在希吉拉历51年，在他37岁的时候，为了学习佛教和获取神圣的佛经，他从广州港出发，经由海路前往印度，在公元673年抵达印度，在那里学习了十年，在希吉拉历66年（685）再次经由海路回到中国，抵达洛阳。在希吉拉历72年（691），当他在苏门答腊岛的时候，撰写了一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这部书中，义净详细记录了中国著名的僧人们在印度和西域的游记见闻。在“义净自述”一章中，如此讲述他乘一艘伊朗船只从扬州港（中国东部港口）出发的故事：
“咸亨二年（希吉拉历55年——应为希吉拉历51年，作者误写。——译者注；公元671年），我在扬府（扬州）。是年初秋，偶遇龚州（在今天中国广西省的西部）省督冯孝诠，遂与之同赴广府（广州）。在那座城市，我们与一艘伊朗船只的主人商定，一起去往南方……在十一月，我们从番禺、从广州港动身，开始了我们的旅行。”[1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有关原文：于时咸亨二年，坐下扬府。初秋，忽遇龚州使君冯孝诠，随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輀，背番禺，指鹿园而遐想，望鸡峰而太息。于时广莫初飙，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弃玄朔而五两单飞。——译者注）
另一种提到这时期伊朗船只出现在中国海岸的中文资料，是中国佛教僧人鉴真。他的船只在希吉拉历130年（748）遇到风暴，在中国南部沿海，靠近海南岛的地方靠岸。他从当地官员听说，每年有两三伊朗船只来往于该地区经商，交换自己的货物。[12]
中国典籍，尤其是佛教僧人的游记，记录了他们在希吉拉历第一、二个世纪经由海路旅行，频繁从中国到印度，并从印度到波斯湾临近地区的历史。弗雷德里克·赫尔斯与拉克希尔在《Chau ju-kua游记》（即赵汝适《诸蕃志》。——译者注）一书前言中对此写道：“在公元7世纪，很多中国的佛教僧人旅行家经由海路到达印度。在义净的书中记载，在这个时期，有60位佛教僧人前往印度，其中37位是经由海路。旅行者们从广州出发，抵达爪哇岛西部的‘胡灵（
，可能作者拼写有误，似乎应指‘故临’。——译者注）’，然后前往苏门答腊的巨港，在那里换船，经过尼科巴群岛，前往锡兰。然后，从那里到塔姆卢克（Tamluk，一般认为是玄奘西行时到过的耽摩栗底国。——译者注）和恒河口，从陆路抵达佛教寺庙。该旅行经三月而完成，一个月从广州到巨港。通常这条线路是从冬天西北季风初起之时开始，到夏天四至十月之间伴随着西南季风回到中国。显然，在这个时期，中国到印度、印度到阿拉伯斯坦之间的航线非常重要，乃至在中文典籍中详细介绍和讨论了该区域的航线和港口。该领域的最早中国典籍是公元8世纪的，在描述这条航线的资料中，该资料非常突出（这里指贾耽的《海内华夷图》或《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译者注）。它由贾耽在希吉拉历169—189年（公元758—805年应为公元785—805年，原文有误。——译者注）撰写，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广州至波斯湾的航线。有趣的是，他对于奎隆（
，Kulom meli）到波斯湾之间的直线航线——那个时期在穆斯林航海家中非常熟知——没有给出任何信息。”[13]
另一部重要的典籍是朝鲜佛教僧人慧超（Hye Cho）的游记，可以从中看到这时期伊朗与中国之间航海业的繁荣景象，他曾经在中国唐朝的宫廷中待过。他大约在希吉拉历106年（724）从中国南部港口，打算动身前往印度旅行，经由海路，实际上就是东南亚线路，进入印度斯坦东部海岸，前往印度斯坦著名的佛教寺庙，在“鹿野苑”（
）经克什米尔线路，到今天阿富汗的坎大哈地区和“迦毕试”（
），然后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地区的城市，经由库车回到唐朝的都城长安。他的旅行回忆录的手写本，于1908年被杰出的欧洲汉学家伯希和在中国北方的敦煌石窟中发现，以《印度五域朝拜回忆录》（即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译者注）之名出版。慧超在书中描述了印度斯坦周边不同的地区，其中在“伊朗记闻”部分写道：
“我从吐火罗斯坦西行一月，抵伊朗国。在此之前，该国国王已经统治了阿拉伯地区。一个在伊朗宫廷效力的阿拉伯人反叛国王，杀害了国王，自称国王。因此，这个国家变成阿拉伯的附属国。该国国民所穿衣服通常是亚麻布做的。剃须毛。即使这里出产大米，也会磨成粉，做成糕点来吃。骆驼、骡子、羊马、大驴是这个国家出产的动物。他们的产品主要是亚麻衣服和一些贵重物品。他们的语言与其他语言有所区别。该国土著民擅长于经商买卖。他们总是不断地前往西海，进入南海水域，从锡兰购买贵重商品。他们宣称，这片土地可以生产一切便宜和贵重的商品。他们也如此从马来亚群岛购买黄金。他们的船只扬帆直达中国城市，来往于‘康通’（今天的广州，在伊斯兰文献中被称为‘杭夫’。作者在本书中一些地方写作‘杭夫’，一些地方写作‘杭夫瓦’，没有统一。——译者注），购买各种各样的丝绸和其他物品。这片土地出产上乘的亚麻，人们宰牲，知晓天堂，但是对佛教一无所知。”[14]（“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相关原文：又从吐火罗国，西行一月，至波斯国。此王先管大寔。大寔是波斯王放驼户，於後叛，便煞彼王，自立为主。然今此国，却被大寔所吞。衣旧著宽毾布衫剪鬓发。食唯饼肉。纵然有米，亦磨作饼吃也，土地出驼骡羊马，出高大驴毾布宝物。言音各别，不同余国。土地人性，受与易，常於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汎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土地出好细叠。国人爱煞生。事天。不识弘法。”——译者注）
这位佛教朝觐者提供的信息从若干方面看都值得关注。首先，他在倭马亚王朝末期，即希吉拉历2世纪末，在伊朗东部伊斯兰地区旅行，这一记述是伊朗历史上非常黑暗时期的第一手记述。另一方面，他在著作中很好地描述了伊朗与阿拉伯之间的区别，并直接提及伊朗与中国港口广州之间的直航路线。因此，这一历史资料，是倭马亚王朝时期伊朗远洋航行持续存在的不可忽视的文献证据。事实上，很有可能，是萨珊王朝时期的远洋航行的继续。这位佛教僧人的信息，鉴于他经历了中国到印度之间的海洋线路，很有可能是基于他亲历的所见所闻。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汉语记述，伊斯兰教徒，或者用另外一个词“穆斯林”，通过海路，在希吉拉历1世纪进入中国南部广州。在关于回族兴起的《回回原来》[15]一书中，有一个故事讲到了回回穆斯林在中国的历史。该故事说，中国皇帝做了一个梦，然后便派遣使者到了阿拉伯斯坦，请求派遣穆斯林代表于公元628年经波斯湾和海路来到中国。该书写道：
“一天晚上，唐朝皇帝太宗（627—649年）梦见用金子做的宫殿天花板坍塌。彼时，他房间一侧站立一人。皇帝在此人帮助下获救，幸免于难。那人披着一件绿色的长斗篷，头上缠着白色头巾，眼睛深邃，高鼻梁，黝黑色的脸颊。皇帝对此梦很震惊，迅速召集他的解梦人给他解梦。其中一个名叫祖冒（Zu Mao）的解梦人对皇帝说，他知道梦的预兆是什么。这个陌生的回回穆斯林解梦人来自西部地区。他说，宫殿天花板坍塌意味着其帝国处在崩塌的危险中。他说，皇帝有必要寻求穆斯林的帮助来拯救帝国。然后，皇帝派遣了一名使者到伊斯兰的先知面前，并且还给先知写信说，请求他派遣一个保卫皇帝的使团前来中国。最终三千穆斯林为了保卫皇帝进入中国，一位尊贵者率领他们。其中一人名叫萨德·本·阿比·瓦伽斯（
），他同皇帝一起谈论哲理和哲学。皇帝最终得出结论，孔夫子思想和伊斯兰互为补充。从那之后，这位穆斯林留在中国，并且结婚。回族就是他们与中国女性结婚的后代。”[16]
（《回回原来》相关原文：大唐贞观二年三月十八日，夜至三更，唐王双目一合，梦缠共人追超妖怪，闯入宫中，醒来惊疑，不知何兆。次日早朝，金钟一点，群臣文武，分班而立。钦天监出班奏曰：“夜观天象，有妖气惯入紫微，有精怪扰乱我主之天下。又观西方，祥光万通，瑞气千条，则西方有真人出世。愿王御赐定夺。”唐王曰：“联昨夜梦缠头，亦有妖怪，青脸红髯，巨口僚牙，凶恶厉害。有一缠头，拿有密诵，随后追赶。但见其人好异样像貌：面如乌金色，耳轮垂两肩。海下胡须翻，唇须何其短，两道眉扫肩，高鼻黑眼睛。真人出西域，为何来中原。只见妖怪随即变化，拘出原形，声声哀告：望真人饶命，若再诵一时，吾化成脓血而为灰尘矣。缠头闻言，释放而出，也不知吉凶如何，卿家们园梦。”出班奏曰：“缠头系西域回回，在嘉峪关西哈密国。有一回王，道高德厚，国富兵强。其地出产奇珍异宝，风俗淳厚。天下国土，弗如西域，惟则西域出真人，降大圣，感应千条，贵圣诞生，日出五色，夜打八更，自云罩顶，天降真经，自云冲天，所以祥光瑞气之兆也。怪物入宫，必有妖气惯入紫微，所以入宫有混乱之兆也。宫中妖气必得回回以镇压之，庶乎可消灭也。”言罢归班。天子闻奏失色曰：“合朝文武，六部群臣，依卿之言，如之奈何?”有军师徐世绩出班奏曰：“臣闻回回至诚下不欺，结之以恩，则忠悦诚服，永无他意。为今之计，开通往来，勿禁出入，多方安抚。伏乞我主降御旨，差使臣以至西域，进见回王，求取真人以镇压之，安于无事矣。”唐王闻言道：“依卿所奏。”遂降御旨，以通聘请。
大唐贞观二年三月，内遣石臣领具表章，起程开盘，往西南出嘉峪关，无分昼夜，船行三个月，至古里国码头，又向西开船，无分昼夜，方抵天方本国大码头，地名秧达港，有头目带领，又行一日程，回王居住王殿之所，石堂叩见回王，进俱表章，回王接旨宣读曰：唐王遣大臣姓名石堂，奉旨西域，进俱表章：咨尔回王，远乎异方。清真堪嘉，不图浮华……宣出守其忠诚，岁入朝贾，祈来附于我唐。咨尔回王，胡不来朝？回王读毕大喜，厚待钦差，使官送其归国。
回王遂即修表本一道，速宣使臣盖思、吴歪思、葛心三家为通使大臣，令赴天朝……一路星夜行走，至中途，盖思、吴歪思二人不服水土而死。葛心一人，跋涉山川，受尽劳苦，来至中国。先令通使进俱表章……唐王览表，传旨，令使回官驿馆安歇，次日朝见。
当夜，唐王青衣小帽打扮，私行馆驿……唐王近前窥看，却是梦中所见之人。次日早朝，文武群臣，分班而立。宣使臣名入朝，天子赐坐，而问曰：“尔西域所行何礼？”缠头答曰：“仁义礼智信，家喻户晓；孝悌忠信，个个体行。至于三纲五常，尤所讲习而熟知也。”唐王曰：“此孔之道也。当日圣人周游列国，行其教化，故中国之人臣，无不知晓。未闻孔子亦域，尔远方之人，亦知此理乎?”缠头答曰：“吾西域有一部经，乃是主从天而降也。其名《古喇尼》，善明纲常伦纪，包罗日月乾坤，可以感化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实与《诗经》相表里；可以陶淑人之性情，涵养人之心志，实与《礼记》相维系；而其定百主法，明万世之赏罚，可当中国之《春秋》；而其政事悉载，纪纲襟陈者，可以当中国之《书经》；且学之明乎吉凶消长之故，识进退存亡之道者，则文王《易经》不若《古喇尼》之详明切尽也。吾一经而备五经之旨，盖物不无有，事无不概，何但此理。”
……
唐王曰：“朕当许尔在中国传真经，立正教，传清真之道，行功拜主，惟辨后世永久天堂，乐意如何?”缠头答曰：“臣但独居无偶，道传何人。”唐王曰：“朕选三千唐兵至西域，更换三千回兵来中国，与卿作伴，尔意下何如?”缠头方才谢恩。
唐王即选三千唐兵至西域，选换三千回兵来至中国，生育无穷。——译者注）
关于萨德·本·阿比·瓦伽斯的传说故事还有另一种版本存在于中国伊斯兰口传文献中。[17]然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上述这个版本。尽管一些中国学者关注到，在这个年代，伟大的先知还羁绊于尘世，对传说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是，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在口传历史和回回民族的历史记忆中，与伊斯兰关联的最初标志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的。一个被归属于萨德·本·阿比·瓦伽斯的陵墓，在中国南部广州港还依然是中国穆斯林的朝拜地。这一点增加了这种真实性：穆斯林最初是经海路来到中国的。尽管如此，史籍《旧唐书》[18]，即“唐朝（618—907年，即希吉拉历前4—希吉拉历295年）旧编年史”记载，哈里发政权与中国皇帝最初的政治关系是在公元651年即希吉拉历31年建立的。事实上，这是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刘迎胜教授在一篇名为《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从波斯语到“回族汉语”》的文章中关于回回民族最初的来源写道：
“最初的回族是在唐代和宋代迁徙中国的外国穆斯林，主要集居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和港口。”[19]
历史证据表明，在伊斯兰最初的几个世纪中，波斯湾的航海家们通过今天的越南海域抵达了中国西南部内陆地区，把自己的货物与该地区的物产进行交换。中国云南大学姚继德教授对此写道：(https://www.daowen.com)
“蜀身毒道这条古老的线路，是四川省与印度斯坦的联系通道，也是与外国往来的生命动脉，云南省与印度支那和伊朗、阿拉伯斯坦地区的往来也是通过这条路。这条路有六条线分别抵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不同的区域。其中三条线路是海路，分别是：昆明到越南的线路，然后经过南海；另一条线路是从昆明经南宁到越南，然后是海路；再一条线路是到缅甸、泰国、老挝结束。”[20]（马超群、姚继德《波斯文化与云南穆斯林》相关原文：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在历史上曾长期操控着开通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这条古老的国际商贸文化通道，北起古代中国的巴蜀，南向分别从西昌和宜宾两途进入云南滇中的滇池和滇西的大理地区，纵贯云南三迤大地，又继续向南和向西分道进入缅甸、老挝、越南和泰国等中南半岛各地，南面在北部湾、曼谷湾、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与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西边通往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地区，与长安经河西走廊、新疆、中亚的北方丝绸之路衔接，从而融入到了古代连通中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交通网络之中。——译者注）
有一份汉语文献中提到，一个伊朗家族生活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很可能是经过海路迁徙到该地区的。关于此，林松写道：
“这时期，最杰出的伊朗籍迁居者是两兄弟和一个姐妹，名叫李波斯，即波斯人李，或者叫李珣，以‘大人’之名著称，人们都称他为‘李波斯’。他们的父亲是伊朗商人，给中国皇帝敬宗李湛（825在位）效劳。他们一家居住在四川。李珣在前蜀王衍（918—925在位）当政的时候，作为文秘效力于宫廷。他的妹妹叫李舜弦，作为皇帝的妃子生活在宫中。这个时期正值中国文学兴旺，在这个时期保存下来的汉语诗集中，可以读到李珣的诗歌。他的诗歌从内容到题材都很优秀。值得一提的是，李波斯还医术高超，撰写了《海药本草》（海类和植物类的药物）一书。他的妹妹也是那个时代的著名诗人。”[21]（林松《赛典赤开发云南的杰出贡献与波斯文化在中国的影响》相关原文：李波斯，名李珣（约855—约930），字德润，人们称呼他李波斯，因为他的先人李苏沙是波斯商人，曾献香料药材给皇帝唐敬宗李湛（825在位）。李珣全家在唐僖宗（873—888年在位）时到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定居……李珣在王衍继位后以秀才预宾贡，他的妹妹李舜弦被选入宫廷，立为昭仪（嫔妃）。当时，蜀中名士荟萃，兄妹二人生活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李珣与诗坛词苑的名流交往密切，也是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之一。中国文学史上流传并保存下来的南唐五代两部词集都有李珣的作品。一部叫《花间集》，收入词人18家的词，李波斯的词37首；另一部叫《尊前集》，收入词人36家的词，李波斯的词18首，居第五位，在排行榜上是名列前茅的人物，后代的评论家对他多有好。……值得称道的是李珣还兼通医理，著有《海药本草》，为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医学著作所引用。至于他的妹妹李舜絃，也是文化素养和文学气质很高的诗人，她的作品已失传，只有在《全唐诗》中，还能寻找到四首……可以说，李舜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穆斯林女诗人，更是外籍女士中能用汉文作诗的佼佼者。——译者注）
在（云南。——译者补充）石宝山地区剑川一带，有很多古老的洞窟。其中第九个洞窟，是在南诏和大理地方独立政权时期开凿的，里面有一个名叫“波斯国人”的雕像。关于这个雕像的最早报道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报纸上，一刊发就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一些学者认为这尊雕像是穆斯林与这个地区最初密切关系的标志，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大理地区（云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诸如《云南史》和《南诏地方志》之类的史籍提及其原因是波斯人向大理政权进贡。[22]另一些学者认为，这座雕像是波斯人从南海进入该地区的标志。这座雕像的衣着服饰与伊朗人萨珊王朝时期的服饰类似，是伊朗与中国西南部密切关系中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作品之一。中国著名考古学家王胞生教授关于此洞窟及其雕像如此写道：
“波斯国人洞窟坐落在中国西南部剑川城石宝山狮子关第九窟。洞窟高140厘米，宽90厘米。该雕像雕刻在悬崖上的紫色斜坡石头上，身高92厘米，其脸部被损毁，不是很清晰，但是可以模糊看见眼睛和鼻子。头上戴着一顶半圆形的帽子，帽子边缘可能悬吊装饰有珍珠，帽子带儿缠绕在一起，头发鬈曲，身着长衫。衣裳下摆呈现出被风吹动的形状；右肩部毁损；左肩和臀部完好。雕像的左手上举，右手下垂，紧握一块木头。衣服面料是古代丝绸之类的；短衣到膝盖；腰上系有一条丝绸腰带，没有饰品。雕像还脚穿皮靴；右靴6厘米高，完好；左靴毁损。在雕像的右上方雕刻有‘波斯国人’几个字，字体大小不一。汉字直径大约10厘米。从艺术的眼光来看，并不很精美。”[23]（马超群、姚继德《波斯文化与云南穆斯林》文中所引王胞生《云南剑川石宝山波斯国人刻像刍议》相关原文：“波斯国人”一窟，位于剑川石宝山狮子关区，为第九号窟。窟高140公分，宽90 公分。刻像凿于峭壁低洼处的位与山径小道平行的一块倾斜的紫砂石上。躯长92公分，面部损毁不清，但其深目高鼻仍依稀可辨。头着半弧形冠，边缘似缀有珠状饰物，帽部缁带蜿蟮，两带自颈部外飘26公分，发卷曲，身披布幅，衣诀飘动。右肩断裂，左肩及臀部完整。刻像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垂直握一根极不规则的树干，树干上端细小而下端粗大，似为“波斯国人”的支柱物。躯体着古代的稠，为连腰衣，短而仅止于膝，衣衫经纬疏细，裼甓柔软，邀束一帛带，无饰物。著皮靴，右靴高6公分，左靴磨损。刻像右上方镌有“波斯国人”四字，大小不一，各字直径约为 10公分，书丹水平不高。——译者注）
有关穆斯林和伊朗人出现在中国诸港口的材料在中国典籍中并不少见。在一些伊斯兰典籍中提到一些什叶派迁徙者在哈加吉·本·优素福·萨伽菲（公元661—714年，阿拉伯倭马亚王朝伊拉克行省总督，在位期间血腥屠杀什叶派信徒。——译者注）执政期间，迫于政治和宗教压力的影响，迁徙到中国南部地区。沙拉夫扎曼·木鹿兹在希吉拉历5世纪后半叶至希吉拉历6世纪前半叶的《动物世界》（
）一书中，关于这一内容写道：
“带货物到中国的商人不被允许进入城中，他们的买卖通常在大河经过的城市附近悄悄进行。比如，有一条大河中央有一个大岛，岛上有一座大碉堡。阿里派（原文为“阿拉维派”，由于现在“阿拉维派”专指叙利亚什叶派，为了避免混淆，这里译为“阿里派”。“阿拉维派”的本意也是“阿里派”。——译者注）信徒们就在那里居住下来。这些穆斯林成为中国人与来中国经商的驼队和商人们之间的中介。这些穆斯林与他们打交道，把经过检查的货物带到中国皇帝面前，为实现交易，把交换的货物带回去。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商人们一个接一个带着自己的货物进来，在那碉堡中盘桓数日。阿里派信徒们在那岛上定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塔勒比耶’（
，指第四哈里发阿里的追随者。——译者注）的一支派，在倭马亚王朝时期他们进入呼罗珊，在那里定居下来。当他们看到，倭马亚家族在竭力追踪和消灭他们，他们便向东方逃跑。由于害怕倭马亚王朝的追踪，他们没有在伊斯兰的城市中滞留，而是逃到了中国。当他们抵达海岸的时候，边防守卫按照惯例阻止他们通过，而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于是，他们说：在我们身后是利剑，在我们前方是大海。岛上的碉堡空着无人居住，因为那里面有很多蛇，占据了整个碉堡。阿里派信徒们说：忍受蛇比忍受利剑和沉没海底更容易一些。因此，他们进入碉堡，开始屠蛇，并把它们扔进水里，使碉堡暂时摆脱了蛇的骚扰，他们就在那里居留下来。中国皇帝也明白，他们并没有什么危险性，且不得不寻求庇护于他，于是便允许他们在那里居住，并为他们提供了生活用具。他们满怀信心地在那里居住下来，并繁衍后代子孙。他们学会了汉语和进入中国的其他人的语言，成为他们之间贸易的中间人。”[24]
“波斯国人”雕像，位于中国西南大理古洞窟
萨迪德丁·穆罕默德·欧菲在《故事大全和逸闻趣事》（
）的地理部分关于中国大地和阿里派信徒的迁徙，如此写道：
“在靠近中国城市的地方有一个山涧。山涧很大，其中间有岛屿，岛上有一牢固的碉堡。碉堡中的居民是伊斯兰的圣人‘穆民之首’阿里的老幼。他们在倭马亚王朝时期进入呼罗珊，定居在那里。当他们看见倭马亚家族的人在索取他们的性命，便害怕落入其手中，白白送命。当他们到达那山涧，看向东方，发现中国内地没有可以居住的地方。边防人员也不准许他们从水路通过。他们也没有退路。他们说，在他们身后是利剑，在他们前方是大海。那座岛上的碉堡，空无一人。一群蛇占据了岛屿，人们都远离那里。阿里派信徒说，蛇罗网比剑罗网更容易对付。然后，他们进入那城堡屠蛇，把蛇都扔进水里。当中国天子知晓他们是为躲避被抓住而走向他，就准许他们待在那里，还提供津贴和补助。他们非常满足。他们在那里定居，他们的后代很兴旺，并且学会了汉语。”[25]
什叶派信徒出现在中国南部岛屿——很有可能是海南岛，在沙姆士丁·穆罕默德·大马士革裔撰写的《时代精华与海陆珍奇》（
）一书中也提到了，关于此内容他是如此写的：
“‘松夫’（
）坐落在海边，那里的人们有穆斯林、拿撒勒基督徒和偶像崇拜者。一些穆斯林是在哈里发奥斯曼时期来到该地区的。在那里，阿里派信徒因害怕倭马亚家族和哈加吉的迫害而逃亡，进入‘扎夫提’（
）海，在一座至今都很著名的岛上定居下来。”[26]
在中国史料和传说中，还讲到伊朗船员的被迫留居，他们在海洋线路上遭遇海盗，或者是遭遇风暴而靠岸，在海南岛定居下来。鉴于这一传说与上述伊斯兰文献中被迫迁徙的记载是同时代的，在这里也一并叙述。
记载海南岛外国穆斯林迁徙潮的最早历史文献，是《唐大和上东征传》（唐帝国佛教僧人东行记）[27]（原文误写为《大唐和上东征传》。——译者注）。这本书是日本佛教僧人真人元开（Omino Mifune）在公元722—758年（希吉拉历104—141年）撰写的，其内容是唐朝一位名叫鉴真的佛教僧人的生平传记。真人元开在这本书中写道：
“唐玄宗皇帝天宝年间（742—755年/希吉拉历124—138年），万安城——中国南方海南岛省万宁市——大海盗冯若芳每年抢劫两三艘伊朗帆船，将其货物全部劫掠，把船员全部俘虏，强迫他们定居下来做仆人。这些俘虏或奴隶的居住地从南到北大约有三天的路程，从东到西大约有五天的路程。冯的所有俘虏营地都是相邻而建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相关原文：（冯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抢夺货物，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之住处也。——译者注）
同样，在宋朝（960—1279年/希吉拉历348—677年）时期的传说故事集《太平广记》[28]第二百八十六卷中，关于驻扎在海南岛周围的海盗也记述道：
“在唐代，振州（即今天的三亚，最早的伊斯兰移民在这座岛上定居的地方）人陈振武（应为陈武振，原文误写。——译者注）非常富有，乃至以‘海神’之名号著称。他攫取了数百犀牛角、象牙、龟甲和仓库。他抢劫了从西域来到该地区的船只。如果商人们的船只遭遇不幸，在风暴中迷路，顺着洋流进入振州。那里的人们就走到临海的高地上，念咒语，让大海涌起波涛。待船只安全靠岸，他们就抢劫船上货物并沉船。武振由此成为豪富。”（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八六原文：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千，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诅。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译者注）
加乌夫·维德在一篇名叫《李姓和蒲姓在东亚：公元10-12世纪中东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的文章中，对居住在东南亚和中国的穆斯林李姓家族做了不凡的研究，他将这样的猜测置于探讨之中：这些姓氏是什叶派信仰家族的反映，在伊斯兰第一个世纪，因处在倭马亚家族的压力下而迁徙东亚。文章其中一部分如此写道：
“海洋政权代理人的姓氏是李姓。该姓氏在公元960（希吉拉历349）年代初的汉语文献中频繁出现。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样一些人在此之前，或在前朝时期，没有旅行到过中国港口。公元960（希吉拉历349）年代，是新的宋朝政权的开始。关于此朝代的现存历史资料，比前朝保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更加详细、更加准确。因此，这些资料对代理人姓氏特点的描述更加准确。有趣的是，我们应当知道，在整个公元10世纪/希吉拉历4世纪，大多数李姓代理人来自三佛齐、阇婆，其中一些来自阿拉伯地区，有一个来自菲律宾南部的‘布特汪（
）’地区。所有李姓代理人的名字都无法彼此分辨，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一些李姓人很可能原籍就是中国人或越南人，他们的名字足可以彼此分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具有这些名字的人是穆斯林。因此，可以推论，‘李’这个字在这些名字中，逻辑上很有可能是‘阿里’的名字。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穆斯林代理人中很多人具有‘阿里’的名字，或者，为什么中文典籍的撰写者们把这个姓氏赋予他们。很有可能，选择‘李’作为家族姓氏，或把这个姓氏与他们联系在一起，是他们宗教倾向的证明标志。所以，这个姓氏在根本上是阿里·本·阿巴·塔勒布的追随者们的公共名字。事实上，这些人是阿里派/什叶派信徒。那么，他们是因在阿拉伯土地上遭遇迫害而迁徙到东南亚的？甚至，还有这样的可能，一些李姓穆斯林家族成为东南亚政权机构中的中坚。在中文典籍中，在公元968年/希吉拉历358年，阇婆摄政王叫作李Li Nou，很小心谨慎地用‘阿里之光（Ali-Nur）’来再造的。”[29]
缺少历史资料信息让我们无法对此下定论。然而，上述历史资料，或是倭马亚王朝时期一些不满者迁徙的证据，或是中国南部海岛和港口被海盗抓获的被奴役的定居民的证据。另外一些历史证据，证明了聂斯脱利派、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聂斯脱利派在中国称景教、摩尼教在中国称明教、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称祆教。——译者注）的伊朗人曾出现在中国南部港口，这些证据有力地支撑着这样一种猜测：很有可能，这些群体经历了伊朗人改宗伊斯兰教的趋势，看到倭马亚家族对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压迫而迁徙到中国。新的考古证据证明了一些聂斯脱利派伊朗人在希吉拉历2世纪定居在中国最南部的广州港。北京大学唐代史专家荣新江教授在其题为《中国唐朝的一个伊朗聂斯脱利派家族》（即《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译者注）的文章中如此写道：
“公元1980年，在唐代都城西安附近发现了一块有铭文的墓碑。根据中国历史，该碑文书写于公元817至823年/希吉拉历202至208年之间。该墓碑属于一个伊朗贵族，其家族姓氏为李素，其配偶来自一个名叫卑失的突厥部落。李素在广州长大，其父亲在公元756至770年/希吉拉历139至153年之间，是广州港副总督。他师从居住当地的聂斯脱利派教徒学习天文学。在公元776年/希吉拉历159年，李素在唐朝一个政府部门效力。迁徙首都之后，根据他的指示，这块碑铭在西安城被刻写。然而，我们认为，从托勒密的著作翻译成汉语的另一部天文学著作，也是在李素的监督下被另一位名叫李弥乾的伊朗人翻译的。他有六个孩子，他们的名字开头都有聂斯脱利派的通常称谓，即具有‘景’字，他们全都在唐朝各个不同的行政部门供职。”[30]（该段引文系作者根据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的英文提要改写翻译的，并非译自原文。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相关原文：1980年1月，西安西北国棉四厂职工子弟学校操场出土了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的墓志……志文说李素是波斯王的外甥，天宝年间，其祖父益初奉波斯王命，来唐朝出使，因充质子，授右武卫将军，在长安宿卫……广州是波斯等国商胡从海上进入中国的门户，又是由海陆两道进入中国的商胡、使者、传教士离华的口岸，因之聚居了大量的侨民。唐中央朝廷任命李志皇这样一位波斯人来做广州别驾，显然是为了便于对当地业已存在的大批胡人进行统治。而且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测，波斯人在这些胡人当中应当占据相当的比重……李素是李志皇的长子，他在大历中[766—779]被召到京师长安之前，应一直随父在广州生活……他在天文历算等方面有着特别的才能，因此才被召到京师，任司天台的官员。唐朝两京人才济济，为何要不远万里地从广州征集一个番人呢？显然，李素所学的天文历算之学，不是中国传统的一套，而是另有新意，否则唐中央朝廷不会如此远求贤才……波斯景教僧继承了阿拉伯和叙利亚地区而传来的希腊文化，如天文学、医学等，并善长于机械制造。开元二年景教僧及烈与唐朝驻广州的市舶使周庆立一起制造“奇器异巧”，即被看作是与明末利玛窦携带着天文仪器而传教相类的做法……此事发生在李素出生以前，但说明了广州一带是波斯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一个基地，开元以后，恐怕这个传统还存在，同是波斯人的李素当受其影响……《都利聿斯经》和《四门经》源出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经过波斯人的转译和改编，向东传播，其中有传到西印度的文本，经过某些改造，最后在贞元初年由李弥乾带到中国……李素先娶王氏，生子二人，名景侁、景伏。王氏去世后，于贞元八年[792]续娶卑失氏，生子四人，名景亮、景弘、景文、景度……俾失十囊应是从漠北入唐的突厥系蕃族……卑失即俾失，可见李素的续娶，是蕃人间的内部通婚。据此推测，李素的第一位夫人王氏，或许也是蕃族。不论李素夫妇在婚姻上如何保持原来蕃人的习俗，他们的儿子们却都已完全进入中国社会，在唐朝各级衙门中供职……在李素诸子中，都有一个至堪注意的“景”字，这固然是按照汉人的排行方式来起名，但选用“景”字而不用其他，似非偶然。“景”字是景教最常用字……李素的天文星历方面的知识，很可能是从广州的景教僧侣那里学来的。而在他主持下翻译的《四门经》，又见于敦煌发现的景教写卷《尊经》所列的景教经典目录当中……如果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来看，李素诸子以“景”字命名，或许暗示着这个家族固有的景教信仰。——译者注）
在希吉拉历1世纪，中国史料中还可以看到有证据证明，摩尼教很可能是经过海路由波斯湾的航海家们传入中国的。皮兹·布拉依德（Pitz Brayder,
）博士在一篇题为《作为海陆丝绸之路中介的摩尼教》的文章中对此写道：
“在唐朝，摩尼教传入中国。在《佛祖统纪》中对此有记载，公元694年/希吉拉历75年，一个人从伊朗来到宫廷，随身携带宗教伪经《二宗经》（宋代释志磐的《佛祖统纪》卷三九云：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译者注）。在公元732年/希吉拉历114年，根据圣旨，在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摩尼教被接受。根据一些中国学者的看法，摩尼教是从海路进入中国的。”[31]
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僧团在希吉拉历3世纪初叶出现在广州港，这一点可以由伊朗著名航海家阿布兹德·施拉夫裔来确认。[32]然而，我们没有比这更多的相关信息，比如关于这些僧团迁徙的具体状况，以及他们与原籍地和这些迁徙者散居地之间的贸易方式。
对这部分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陆上丝绸之路在萨珊王朝覆灭之后，在河中地区的广大区域内产生权力真空，以及穆斯林在征服时期在该地区长期渐进的发展，导致伊朗和中国之间这条重要的商贸线路，由于不安全因素和权力冲突而失去了先前的繁荣和可靠度。因此，这为波斯湾海洋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适宜的场域。历史证据表明，伊朗商人在萨珊王朝末期掌控了与中国的远洋贸易中的重要部分，经过希吉拉历第一个世纪的发展，受益于伊斯兰哈里发政权的波动，同时也远离哈里发的中心叙利亚，他们从波斯湾继续与中国进行自己的远程商贸活动，事实上，从这样的既有状况中获益颇丰。尽管关于这时期的资料文献比较少，看起来不充分，然而考古学的确切证据和汉语文献有助于构建整个希吉拉历1世纪时期波斯湾与中国南部诸港口的海洋贸易状况。其证据已经在上面讨论和评价过了。
在伊斯兰世界和整个希吉拉历2世纪发生的事件，其趋势对波斯湾的商贾和远洋贸易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背景。从希吉拉历2世纪至5世纪初，形成了波斯湾与中国东海之间远洋密切关系的一个辉煌时代。其发展趋势、原因和动因的具体情况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