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拔斯王朝前期的远洋贸易
关于整个希吉拉历2世纪至5世纪波斯湾与中国远洋贸易的历史证据和资料有很多。这些各种各样的言说，广泛存在于伊斯兰文献和汉语文献中，同样也存在于考古发现和新语言学中，证实了这种密切关系的发展。在这部分，我们将首先讨论在阿拔斯王朝初期海洋贸易增长和繁荣的原因和动因；在此之后，讨论波斯语在海洋团体中的广泛影响及其对伊朗海洋贸易增长和繁荣的影响；最后再讨论最早的伊斯兰移民据点驻扎在广州港和中国其他港口的历史证据。
在阿拔斯哈里发时期，波斯湾贸易发展和繁荣最重要的动因之一是从大马士革迁都到巴格达。需要阐释的是，巴格达处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到波斯湾的水路范围内，可以算作一座港口城市。另一方面，这座新建的城市采取了一系列激励和鼓励阿拔斯人的政策，诸如在当时已知世界的一些重要领域确立哈里发的势力，在近海地区建立适宜的安全，等等。基于这样的政策，巴格达在海洋密切关系中很快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巴格达的巴扎，变成了囤积中国和印度斯坦海洋货物的大仓库。阿拔斯王朝最初的几位哈里发对海洋贸易问题及其增长和繁荣，表现出特殊的关注。阿拔斯王朝的地理疆域辽阔，囊括了地中海东部、红海、波斯湾诸港口和一部分印度洋港口。中东地区和地中海东部的重要港口也在他们的掌控中，为远洋贸易的增长和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整个这个时期，巴士拉作为巴格达的重要港口基地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公元11世纪/希吉拉历3世纪的伊斯兰大历史学家穆罕默德·加利尔·塔巴里在描述巴格达为何成为首都的时候援引阿拔斯哈里发的话说：“这个地方是上好的地盘，拥有底格里斯河，在我们与中国之间没有任何障碍。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海洋运到我们这里来。”[33]
巴士拉城，是穆斯林第一个征服时期的产物，事实上，它是萨珊王朝港口城市“乌布拉赫（
）”的替代，或者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事实上，巴士拉的产生是在伊斯兰圣战者军队的光辉下形成的。随着萨珊王朝两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西拉和泰西封的陷落，穆斯林军队开始了新的向东方地区的进攻高潮，胡泽斯坦繁荣兴旺地区和其北部地区均被穆斯林征服者占领。大量的军队为了征服伊朗城市而涌入两河流域，却没有驻扎和集中的居住地和中心，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掌控这些军队的一个指挥中心。第二任哈里发（即欧麦尔，634—644年在位。——译者注）就开始寻找办法，他下令让伊斯兰军队的指挥官阿特巴特·本·伽兹旺，挑选胡里巴镇（在今天扎比尔村的位置）作为军队的驻扎地，这为一座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座城市后来被叫作巴士拉。[34]随着第一征服时期的结束和伊斯兰哈里发政权驻扎，这座城市日益发展起来。在穆阿维叶统治时期和兹亚德·本·欧比亚掌权时期，随着迁徙团体的驻扎，尤其是伊朗人的迁徙团体，城市不断扩建，愈发兴旺，具有了崭新的面貌。[35]伊斯兰哈里发疆域的统一促进了海陆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随着新的政治地理条件的产生，波斯湾近海地带、两河流域及其相邻地区的繁荣，巴士拉作为最大的货运站和船只抛锚歇息地，发展繁荣兴旺，在希吉拉历1世纪变成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四面八方的移民都拥向这座城市。[36]这座港口繁荣发展的高潮，是在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后，伊斯兰哈里发的都城从大马士革迁移到巴格达。随着巴格达城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商业的繁荣，巴士拉作为阿拔斯王朝都城最重要的商品交易港口而备受关注，成为伊斯兰世界海洋贸易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享有很高的声望。亚古比对此写道：“巴士拉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是贸易和财富的中心；是一座长方形的城市，根据征服时代欧麦尔·本·哈塔布统治时期、希吉拉历17年绘制的一幅地图来看，其面积是2法尔散赫乘以2法尔散赫（1法尔散赫=6.24公里。——译者注）。”[37]
在《世界境域志》一书中记载道：“巴士拉是一座雄伟的城市，有十二个街区，彼此分散。人们说它真是九曲回肠、百折千回。”[38]
莫伽达西关于它的繁华也如此写道：“城市的长边靠着河流，很多房子在荒芜的一侧建造起来。有三座聚礼清真寺，其中一座非常宏伟气派；还有在伊拉克地区无与伦比的巴扎大门。巴格达的法学家和头头脑脑们在聚会上谈论到巴格达和巴士拉的时候，说如果把巴格达的建筑成环形围起来，把没人居住的地方隔离出去，不比巴士拉更大。”[39]
伊斯兰最初几个世纪的地理学家们在自己的书中详细地描述了通往巴士拉的海陆线路的细节。伊本·胡尔达德贝赫提到了巴士拉到阿曼[40]、巴士拉经波斯湾沿岸到东方地区[41]、巴士拉到麦加[42]、巴士拉到亚马梅（
，阿拉伯半岛内志的一个城镇）[43]。在伊斯塔赫尔裔的《道路和国家志》（
）一书中，可以看到巴士拉是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最重要的港口[44]，通往巴士拉的道路完全清晰可辨。[45]一些历史证据证明，在伊斯兰最初几个世纪里，在巴士拉港有中国船只来往。希吉拉历3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包括丁瓦里[46]、穆罕默德·本·加利尔·塔巴里[47]、伊本·胡尔达德贝赫[48]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提到，中国船只和货物出现在包括巴士拉和施拉夫在内的波斯湾诸港口。
应该说，随着阿拔斯哈里发政权的建立，尤其是迁都到巴格达这座经由河流通往波斯湾的城市之后，阿拔斯王朝与中国的海洋密切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事实上，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是萨珊王朝航海传统的发展者，中国货物就如同伊斯兰之前时期一样运达波斯湾诸港口。这些货物在伊斯兰巴扎中和波斯湾诸港口中被视为“奇货”，在交易的时候价格昂贵。中国的海洋贸易在公元9世纪/希吉拉历3世纪的时候进入一个新阶段。伊斯兰文献对这条线路上船只的频繁来往提供了信息。伊斯塔赫尔裔的《道路和国家志》（作者此处混淆了伊斯塔赫尔裔的《道路和国家志》和伊本·胡尔达德贝赫的《道里邦国志》。这两本书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原书名相同，但作者不同，本书译者为了彼此区别，翻译成不同的书名。作者这里说的是伊斯塔赫尔裔的《道路和国家志》，注释却是写的“伊本·胡尔达德贝赫”。——译者注）[49]和阿布兹德的《中国和印度逸闻》（
）[50]、苏莱曼·施拉夫裔、伊本·法基赫·哈马丹裔的《国家志》[51]对波斯湾到“杭夫”（即广州。——译者注）的海洋线路有详细描述。关于到印度的海洋路线在马斯乌迪的著作《黄金草原和奇珍异宝》[52]和纳胡达·波佐尔格·拉姆霍尔木兹裔的著作《印度珍奇》（
）[53]中有描述，是这个时期该线路繁荣的标志。波斯湾至中国之间的线路站点，根据上述文献包括：巴士拉或乌布拉赫、施拉夫、霍尔木兹、提兹（
）、迪贝尔（
）、满速勒（
）、奎隆、贝林（
）、萨拉哈特（
）、提余曼（
）、松夫、松夫佛拉乌（
）、鲁根（
）、杭夫。
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文献中，还很明晰地提到中国奇珍异玩之类的货物。或许与此相关的最早资料是公元8、9世纪/希吉拉历2、3世纪的穆斯林学者阿巴·奥斯曼·欧麦鲁·本·巴赫尔·贾赫兹所著的《贸易考察》（
）。他在自己著作中题为“中国货”的一章中写道：“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有：素丝、绸、瓷器、纸张、墨汁、孔雀、马鞍、毡子、桂皮、大黄。”[54]阿布兹德·施拉夫裔在公元9世纪/希吉拉历3世纪数次旅行到中国，提到中国绸缎和瓷器是中国最好的物产。[55]伊本·胡尔达德贝赫对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如此描述：“从中国进口丝绸、素丝、基姆哈乌（
）、麝香、沉香、马鞍、貂皮、中国玫瑰、丝尔斑吉（
）、桂皮、胡兰姜（
）；从瓦格瓦格（
）进口黄金和乌檀木。”[56]（“瓦格瓦格”据说是在中国和印度生长的一种树的名称，其果实如人形。这里是指出产这种树的地方，不能确定究竟何处。该书记载的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稀奇古怪的事物，并且所列货物中有些并非中国特产，而是中国周边地区如中亚、东南亚的特产。——译者注）伊本·法基赫·哈马丹裔在这个时期关于中国“珍奇”如此写道：“包括中国珍奇：质量上乘的剑、用四脚蛇皮做的正黄色料子、神奇的禽类孔雀，还有一种别的国家没有的马。”[57]佚名作者的一部地理书《世界境域志》写道：“中国境内出产大量黄金、丝绸、哈乌基兹布料（
）、缎子。”[58]然而，在这些信息中，菲尔多西《列王纪》记载的信息更加详细具体。菲尔多西在《列王纪》中用不同的诗句描述中国珍奇，列数重要的中国进口货，包括：第纳尔金币、未钻孔的珍珠、钱袋、布料、金器（金首饰）、马、匕首、宝石、红宝石。[59]
《国家志》抄本中的插图“瓦格瓦格树”（译者提供）
随着以波斯湾为起点的远洋贸易的繁荣，在波斯湾至中国的海洋线路上，在伊斯兰最初几个世纪，逐渐形成了穆斯林聚居的移民地。这些移民地在印度西海岸和东海岸、非洲东岸、中国南部，尤其是在广州港和中国南部的海南岛，在历史文献中对它们都有提及。另一方面，历史文献证明，在这个时期，波斯语作为一种媒介语言在伊朗至中国海洋线路的各个巴扎和港口被广泛使用。我们从《国家和地区珍奇》一书记载的信息可以知道，在红海地区的吉大港巴扎和阿拉伯斯坦东海岸的苏哈尔港，波斯语作为商业用语十分兴盛。莫伽达西关于苏哈尔港——波斯湾至中国港口之间的一个重要海港——如此写道：“苏哈尔是中国、东方宝藏与也门之间具有保障的通道。在那里，伊朗人占大多数。”[60]同一本著作在另外的地方，在描述阿曼的城市的时候写道：“这片土地（阿曼和阿拉伯斯坦沿海）上的人的语言是阿拉伯语，除了苏哈尔——那里的人们讲波斯语。吉大港和亚丁港的大多数人也是伊朗人。”[61]在另一处，直接指出波斯湾、红海沿岸地区的大多数居民，以及这些地区的造船者大多数是伊朗人。[62]希吉拉历7世纪初叶，伊本·莫加维尔在红海沿岸的吉大港旅行的时候，记录了该地区人们的传说，即这个港口是由从施拉夫港迁徙来的伊朗人建造起来的。[63]
在伊斯兰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伊朗人出现在波斯湾至中国海洋线路的各个港口、城市、城镇、站点，乃至形成这样一种情形：这个地区的所有水域——从波斯湾到印度洋、中国东海——全都被视为“波斯海”。伊斯塔赫尔裔在《道路和国家志》一书中描绘了最早的海洋图，将之冠名为“波斯海域图”[64]。该书还提到这一广阔的海域的航线：从波斯湾和巴士拉、施拉夫港到其最东端，即中国的杭夫港——今天的广州。另一些伊斯兰地理学家，包括伊本·胡古尔、莫伽达西、吉杭尼，也都绘制过这种地图，也是用的同样的名字。显然，这些移民的原本职业是与中国做远洋贸易，他们在东非、印度斯坦东部和中国南部组建了最初的波斯语社团核心。随着人口的增加，波斯语社团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逐渐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性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专门名字。设拉子裔移民地在桑给巴尔（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译者注）海岸、阿法格裔或伽尔巴（
，该词本意为“西方人”，指来自印度以西的西亚地区。——译者注）在印度斯坦南部和西部、回回在中国，都是属于这类社团。事实上，形成这些社团的最初核心，是波斯湾及其相邻地区的商贾。阿拉伯学者朱拉吉·侯朗尼对此写道：“伊斯塔赫尔裔在公元10世纪中期、莫伽达斯裔在该时期末期，把波斯人称作红海海域掌控者，并且还说到，大多数造船者和航海家也是伊朗人。”[65]哈迪·哈桑在《伊朗人的航海业》（
）一书中，关于伊朗人在穆斯林海洋贸易中的地位写道：“阿拉伯著作家全都具有一致的观点，穆斯林船上水手实际上是波斯湾南部沿海地区和阿拉伯斯坦南部沿海地区的人。伊朗人不论是在造船业还是在航海家中都比阿拉伯人更占优势。”[66]（作者这里所引之书的书名与注释中的书名不一致。——译者注）
施拉夫、苏哈尔、亚丁这三个地区性重要港口的人口主要由伊朗人构成。伊朗商人大部分驻扎在阿曼和红海沿岸，导致了文化融合的发展和兴旺，可以称之为“伊斯兰海洋文化”。证据显示，这时期最重要的海洋指南文献，是用波斯语撰写的，波斯语术语在地区性的海洋文化中十分盛行。伽布里尔·费兰德在一篇名为《阿拉伯海洋文献中的波斯语元素》中第一次运用语言学的证据和资料证明，波斯语的《海洋指南》（
）一书在穆斯林水手和航海家手中流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很多波斯语词汇进入阿拉伯海洋文化中，诸如：rahnāmaj（rahnāmah，旅行指南）、Neyrūz（Nowrūz，元旦节）、Khan（Khānah，家）、bandar（港口）、Nākhudā（Nāvkhudā，船长）、Shāhbandar（港务官）、zanj（zang，铃声）。[67]语言学的证据显示波斯语在非洲东岸具有很大影响，他们的语言以“斯瓦希里”（Savāhilī，波斯语“海岸、沿岸”一词的复数形式。——译者注）之名著称，该语言保留了很多波斯语词源的词汇。在斯瓦希里语有关海洋文化的词汇中，可以看到很多波斯语词汇[68]，诸如：Bagal，一种小船；Bandraru，避风港；Barangeri，雨篷；Nsnga，避风港；Nokoa，船长；Serahangi，船指挥员。
然而，在希吉拉历2世纪后半叶和希吉拉历3世纪前半叶，伊斯兰和中文的资料文献所记载的与中国远洋贸易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伊斯兰和中国的历史学家关于伊斯兰移民地点在中国南部广州港迅速发展的信息。在这部分，将根据在波斯湾远洋密切关系的历史研究中有关广州的记载的重要意义，首先介绍伊斯兰历史学家们有关这个港口的著述和居住在那里的穆斯林商人，然后对照中文著述，讨论在这个港口发生的黄巢起义及其对穆斯林商贾从该港口迁徙到杭州和泉州的影响。
在伊斯兰第一个世纪的地理历史学家的文献中，广州是当时中国南部最重要的港口，被称为“杭夫瓦”（
，本书前文写作‘杭夫
’。——译者注），实际上是当地方言名称“广府”的变音[69]。现存有关“杭夫瓦”港的最早信息，记录在希吉拉历3世纪历史学家、航海家阿布兹德·苏莱曼·施拉夫裔的著作《中国和印度逸闻》中。该书记载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朗的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航海家在这个港口的状况，以及他们与中国政府交易方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一部分题为“船只到中国的线路”，讲述了关于从波斯湾到中国海洋路线的重要站点：
“关于中国人为经商而前往的地方，据说，大量的中国船只从施拉夫港装载货物。因为他们（指西亚商人。——译者注）从巴士拉、阿曼和其他地点装运货物带去施拉夫，给在施拉夫的中国船只装货。这是考虑到这片海域的有些地方水浅浪大。巴士拉与施拉夫之间的海路距离是一百二十法尔萨赫，因此，一旦货物在施拉夫港装载完毕，就可以从那里获取甜美的淡水，前往阿曼地区的远端马斯喀特（今阿曼的首都。——译者注）抛锚歇息。从施拉夫到马斯喀特的距离大约是两百法尔萨赫。在这片海域的东方，在施拉夫和马斯喀特之间，是蚌尼·萨法格（
）海岸[70]和伊本·卡旺（
）岛[71]。在这片海域中，坐落有阿曼的数座岛礁。在这些山之间，有一些名叫‘兜儿兜儿（
）’的地方，那是一些两座岛礁之间的峡谷，小船可以通过，但是中国船只无法通过。在这些海中岛礁中有两座岛礁名叫‘卡西尔（
）’和‘阿维尔（
）’，它们的山峰露出水面一丁点儿。当我们经过这两座岛礁，就到了阿曼的苏哈尔。然后，我们从马斯喀特的一口井中汲取淡水，马斯喀特这座大门（这里是比喻的说法，意思是马斯喀特是整个阿曼的门户。——译者注）可谓阿曼大地上羊群的牧场。然后，船只从那里起锚前往印度国土，唱着奎隆的歌谣，在微风的吹拂下，走一个月的路程。在奎隆，驻扎有一个守备队保卫奎隆地区的安全。中国船只前来这里，这里有甜美的淡水井。对中国船只收费一千迪拉姆，对其他船只收费在十第纳尔和一第纳尔之间。马斯喀特与奎隆和哈尔坎德海（
，可能是指‘安达曼’海或孟加拉湾。——译者注）之间大约一个月的路程。在奎隆汲取淡水，然后船只起锚前往哈尔坎德海。经过哈尔坎德之后抵达一个名叫里赫·巴鲁斯（
）的地方，那里的居民少胡须白皮肤，不穿衣服，不懂商人们说的阿拉伯语和其他语言。航海家们说，从来没有见过那里的女人，因为那里的男人们驾独木舟从岛上前来与商人们接洽，他们带来椰子、甘蔗、香蕉、白色的椰子汁。然后，船只前往名叫宋吉（
）的海域，在那之后驶向‘中国大门’——那是一条海中岛礁山脉，每两座岛礁之间是通船只的峡谷。因此，当真主保佑安全通过珊达尔·佛拉特（
），船只就使向中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抵达中国。但是，船只经过那些岛礁，要有七天的路程。当船只经过大门、进入海湾之后，就抵达淡水区了。”[72]
这部著作记录了“杭夫瓦”港多方面的信息，在这里，把分散的内容集中在一起展示：
“中国国土上的卸货站点名叫杭夫瓦。在中国其他地方，甜美的淡水都是来自山涧里流出来的淡水河。每个街区都有守备队和巴扎。”[73]在另一处写道：“据说，中国皇帝拥有二百多座大城，每座大城都有一个埃米尔和长官。有很多城市隶属于这样的大城。在他们的大城中，杭夫瓦是船只抛锚歇息地。有二十座城市隶属于杭夫瓦城。”[74]
伊本·胡尔达德贝赫在《道里邦国志》一书中，在描述从波斯湾到中国的海路的时候，提到杭夫瓦港口是穆斯林商人的船只的重要站点，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如此写道：
(https://www.daowen.com)
伊斯兰地理著作中的航线图。方框为“奎隆”（
），孟加拉湾位置标注为“哈尔甘德海”（
）（译者提供）
阿曼湾苏哈尔港、马斯喀特港位置图（译者提供）
“从松夫到中国第一个港口鲁根（
，该地名在原文中前后拼写不一致。——译者注），有一百法尔萨赫海陆距离。在鲁根（
）城有中国石头、丝绸、中国特有的上好泥土、大米。任何人想从鲁根乘大船到大海港杭夫瓦，都要经过海上四天的路程，陆上二十天的路程。在这条线路上，有果树、谷物、小麦、大麦、稻子、甘蔗。从杭夫瓦到甘特瓦（
）有八天的路程。上述在杭夫瓦城有的东西在这个城市也有，此线路也如同前者。在这些城市中，有通行中国船只的大河。这些船只进入其中，这些河流就会出现潮汐现象。在甘特瓦·达基格（
）河中，有一种鸟名叫达基格（
），还看得到水鸟、鸭子和家禽。”[75]
另一位作家马斯乌迪，关于波斯湾与中国东海远洋贸易，以及杭夫瓦港，也提供了很多信息。他把杭夫瓦称为“一条比底格里斯河还要大的河流经过的海岸大城市”[76]，关于其地理位置，他如此写道：
“从这个城市到大海有六七天的路程。从巴士拉、施拉夫、阿曼、印度城市、松夫、三佛齐诸岛来的运载大量货物的商船进入这条河流，从这条河抵达杭夫瓦。在那里，有很多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还有很多中国人。”[77]
马斯乌迪还记录了巴士拉人胡巴尔·本·阿速德，他是阿拉伯长者，在桑给巴尔人叛乱之后，即希吉拉历3世纪下半叶，从施拉夫港旅行到广州港，从那里前往中国首都，与皇帝会晤，此后带着很多礼物回到巴士拉。[78]马斯乌迪与从中国返回的很多旅行者见面，把他们讲的事情记录下来。他记录的很多事情与施拉夫裔的《中国和印度逸闻》相似。纳胡大（“纳胡大”的意思是“船长”，因此这位作家本身即是一位航海家。——译者注）·波佐尔格·本·沙赫里亚尔·拉姆霍尔木兹裔，也一位伊斯兰作家，在自己的书中对杭夫瓦和居住在那里的穆斯林商人提供了相关信息。他见过居住在杭夫瓦的穆斯林，并且记录了他们所讲的事情：
“我从一位航海家那里听说，杭夫瓦城坐落在小中国，胡姆丹（
）城坐落在大中国，那里是伟大天子的驻地。非常令人惊奇，居然有两个中国（在中古时期的波斯-阿拉伯典籍中，一般把中国分作Chīn和Mā Chīn两部分。——译者注）。两国之间有一条汹涌的大河流淌，其水非常甘甜。该河宽度超过巴士拉的底格里斯河的宽度。”[79]正是他从居住在杭夫瓦港的伊朗商人达尔贝兹因·施拉夫那里记录了关于中国皇帝的故事[80]，这显示出，他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建立在中国的伊朗商人和航海家们讲的故事的基础上的。
在这些故事中，施拉夫裔和马斯乌迪提供了在广州港的穆斯林移民社会的管理方式，并且其说法在唐朝时期的中国文献中得到完全证实。《中国和印度逸闻》中关于居住在杭夫瓦的穆斯林商人（与本地人。——译者补充）的区别，如此说：
“商人苏莱曼说，中国皇帝的宰相根据皇帝的旨意，在商人们的根据地杭夫瓦设置了一位穆斯林男子担任聚集在那里的穆斯林群体的长官。每当节日的时候，那个男人与穆斯林一起做礼拜，进行布道演说，为穆斯林们的国王祈祷，其伊拉克行省的商人们对他发出的旨意从不违逆，认为其所行之事符合真理、符合伟大崇高的经书和伊斯兰的法令，因而接受之。”[81]
公元11世纪，一位名叫朱玉（Zhu yu，音译。未查到原文。——译者注）的中国历史学家证实了苏莱曼·施拉夫裔的这种说法：
“来自各个不同国家和遥远海洋那边大地上的外国人生活在这里，有一位外国人首领管理他们的公共事务，也监督他们缴纳贡赋。这类官差，被赋予‘外国官差’的名字，或者是根据汉语发音叫作番官。他们的帽子、衣服、鞋子跟中国人一样。如果迁徙者之间发生纠纷争端，番官就来到广州。诉讼就提交给外国官差去调查，他将对案子进行判决。外国人对他的裁判结果都接受。”[82]
在广州港，有两处属于唐朝的历史遗址，在阿拔斯王朝初期，还被中国本土穆斯林社团所使用。其中一处名叫阿比·瓦伽斯陵墓（
，即清真先贤古墓。——译者注），上文已经提及。另一处是最古老的港口清真寺，名叫怀圣寺，有很高大的、古老的宣礼楼，根据其碑文记载，是在唐朝建立的。
从希吉拉历1世纪到希吉拉历3世纪后半叶，这座港口的伊朗移民和穆斯林成为中国南部最大的非中国人社团，他们与中国进行贸易。整个这个时期，他们贸易的主要商品包括丝绸、本草、瓷器。在这样的贸易中，伊朗航海家，尤其是施拉夫裔的商人们扮演了重要角色。李珣（约855—约930/希吉拉历287—317年）是伊朗商人的一个成功例子，他在中国以贩卖本草著名。他是一位伊朗裔的商人，他的家族作为批发商，以拥有船只和商队而令人瞩目。这个家族在希吉拉历3世纪末期居住在中国，大约在公元880年/希吉拉历267年迁徙到四川地区。李珣在本草、香料和自然史方面是专家，他在公元923年/希吉拉历311年，撰写了一部名叫《海药本草》（大海那边诸国的药物）的著作，遗憾的是没有留传下来。[83]德国中国学教授安吉拉·斯卡坦哈梅，关于施拉夫籍的人在与中国的海洋贸易和货物交易中的作用如此写道：
“在伊斯兰的第一个世纪，波斯湾，尤其是施拉夫港，或者还有巴士拉，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座城市是最富有的城市之一，直到公元10世纪/希吉拉历4世纪末期，几乎伊朗海以远地方的所有进出口贸易，都直接经过那里。事实上，那里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为交易象牙、珍珠、樟脑、香药、药物和香料的过境仓库。来自中国的、重要的、大批量的进口货是丝绸和瓷器。施拉夫的商人们，以他们的财富，也因他们在海上度过大部分的生命时间而著名。施拉夫的贸易随着一次大地震而衰落，公元977年/希吉拉历367年的地震摧毁了城市的主体部分。这一事件导致基什岛在公元11世纪/希吉拉历5世纪的繁荣兴旺，在此之后，是霍尔木兹作为波斯湾贸易的重要中心而崛起。据说，波斯语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非常重要，因为可以算是一门国际通用语言，甚至讲阿拉伯语的航海家们也采用波斯语的术语。伊朗的各种货物和物品在伊斯兰哈里发时期的生活中具有高品质。”[84]关于海洋线路上的交易货物，他写道：“在《旧唐书》中有两个地方提及伊朗商人李苏沙在公元824年/希吉拉历209年，给中国皇帝送来树胶，其拉丁学名是Lignum aquilariae或Aquilaria sinesir。”在该汉语文献中写道：“五月，伊朗商人李苏沙进献树胶木给中国皇帝。这块木料被用来制作中国皇家家具。宫中一位官员对皇帝说，用这块木料来制作皇家家具，可以让家具更加美观。”（《旧唐书》卷一七《敬宗本纪》原文：“穆宗长庆四年九月丙午朔，丁末，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谏云：‘沉香为亭子，不异瑶台琼室。’上怒，优容之。”——译者注）林天伟（Lin Tianwei，音译。——译者注）还提到了几个阿拉伯商人的例子，他们在整个唐朝时期，在本草和香料贸易方面十分活跃。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指出的，如果我们说，穆斯林商人开始了在中国的海上贸易时代，这并非言过其实。出口本草和各种各样的馨香药物、芬芳的香料，在伊朗人和阿拉伯人与中国的贸易中举足轻重。然而，必须注意到，如果伊朗人和阿拉伯人是这些产品的贩卖者，那么伊朗和阿拉伯半岛必然不是这些产品的出产地。《旧唐书》列出了伊朗地方特产的长名单：白色的骡子、身躯硕大的驴子、狮子、白象牙、珊瑚树、龙涎香、大贝壳、玛瑙、透明红色玻璃、磨砂玻璃、树胶、莎草根茎、查不拉水果、纸张、爪哇胡椒、冰糖、方糖、椰枣、甜梨（中文原文名称：珊瑚、白象、狮子、大驴、骡出、无食子、琉璃、玻璃、火珠、玛瑙、车渠、琥珀、树高一二尺、甘露桃、千年枣、石蜜、荜拨、胡椒、诃黎勒、香附子）。然而，对阿拉伯半岛地区只列出了骆驼和马。与《新唐书》相对照，伊朗还有品种优良的犬、高大的白骡、身躯硕大的驴，还出产珊瑚。还说在阿拉伯半岛上，有硕大的葡萄、品种优良的马、象牙、干草汁。伊朗商人从事贩卖干草汁和象牙的交易。外交使团把马匹、各种布料、用金线银线装饰的女式围巾作为贡品。”[85]
对中国东部港口扬州港的考古发掘显示，一些穆斯林航海家在这时期旅行到达这个港口，很可能在那里定居下来。公元1980年，在扬州城北郊一座唐朝时期的古城废墟中，发现了一座古墓，出土了三件瓷器。其中一件瓷器身上有用绿色颜料写的阿拉伯文句子“安拉至大”，事实上，这件器皿也是扬州城唯一留存至今的唐朝时期的伊斯兰器皿。该器物现收藏在扬州市博物馆[86]，是波斯湾与中国之间直接海洋旅行的纪念品，与一艘伊斯兰船只残骸中的器物十分相似。该船只发现于公元1998年对苏门答腊与加里曼丹之间的勿里洞岛海岸的考古发掘。这艘船沉没于十七米深的海洋中，满载中国货物前往西方的目的地，很可能是施拉夫港，或者是其他某个伊斯兰港口，根据是来自沉船上的一个人名。关于这艘船，费里克博士在最早提交的一篇报告中写道：
“由德国考古学家完成的对该船只残骸的考古发掘显示，该船所载货物大多数是‘长沙风格’的瓷器。其中一件瓷器上写有汉字‘敬宗二年七月十六日’，相当于公元826年7月16日（原文如此。显然原作者有误。中国古代纪年的‘七月十六’并不等于现行公历‘7月16日’。——译者注）/希吉拉历211年4月。在另一件瓷器表面也有这个日期的汉字。这些器物显示出该船只在希吉拉历3世纪初期从中国前往位于西方的伊斯兰港口。新西兰大学把从该船只中获得的一些物品用炭射线的方式作年代鉴定，确定其中一些属于公元680—780年之间，其余一些则在公元670—890年之间。该船的造型和生产技术，以及所采用的木料，显示该船很有可能是一艘来往于该航线的阿拉伯船或者是印度船。”[87]
苏门答腊与加里曼丹之间的岛屿勿里洞岛被发现船只的地理位置图[88]
正如此前所述，波斯湾在广州港的贸易繁荣兴旺时期，是伊朗与中国在萨珊时期海洋密切关系的继续。希吉拉历1世纪，随着陆上交通线路不安全因素的产生，随着迁都到巴格达，随着阿拔斯哈里发势力在希吉拉历2世纪和3世纪上半叶的确立，远洋贸易随之增强。施拉夫的航海家们在这期间的贸易中占据主要份额，施拉夫在这时期作为最重要的中国货物港口而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另一方面，杭夫瓦港，或者是根据汉语发音“广州港”，作为穆斯林和伊朗商贾的主要集居地和巴扎而受到关注。整个希吉拉历1、2世纪和希吉拉历3世纪前半叶，很多来自波斯湾的商人定居在这个港口，足以形成伊斯兰和伊朗最初的、最大的移民据点。唐朝皇帝通过扶植、鼓励和激励这些商人，为他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甚至伊斯兰的沙里亚法在广州穆斯林社团中，在诉讼案件中，均得到中国政府和移民们的认同。由此，穆斯林们享有一种社会的和司法的保障，能够在商业氛围中与中国商贾和政府进行交易，在两个方面都游刃自如。他们得以在这种贸易气氛的荫庇下，以远洋商人的身份运作自己的主要业务。然而，在整个希吉拉历3世纪前半叶，随着中国一些不安定因素的产生，跟着是一个中国军官在黄巢起义军的广泛支持下发动叛乱。这一叛乱波及广州，屠杀了大量居住在这个港口的穆斯林和伊朗商人；不安全因素和大屠杀，对穆斯林商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或许，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穆斯林和伊朗商人迁徙到中国别的港口，包括扬州、泉州等港口，以及波斯湾与中国东海之间直接远洋贸易的衰落。鉴于这一时间对海洋贸易走向的重要意义，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对之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