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沿革
对于汉方医学历史沿革的介绍，主要参考富士川游的《日本医学史》一书。富士川游以日本的各个朝代为主轴，介绍了每个时期的内、外、妇儿等医学单科的历史发展、方药著作、医事管理等方面，阐述汉方医学的发展脉络。
（一）起源（？—710）：太古时代
大国主神（大己贵神）和少名昆古那神被认为是日本医药的鼻祖，他们共同为治疗苍生的疾病定方，为祛除鸟兽昆虫之灾定禁厌法。另外，富士川游研究发现，有文献记载的“医”字在日本历史中出现得很晚，晚到允恭天皇三年（414年）。正如《日本医学史》中写到这个时期“神人无别”，太古时代的日本传统医学带有十分鲜明的禁咒特色，范晔在《后汉书》中也记载了“倭人”的“持衰习俗”。(https://www.daowen.com)
（二）理论逐渐形成（710—1338）：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
奈良时代之前，韩医、中医、佛教医学都已经传入日本，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医学的发展。然而直到奈良时代结束，关于汉方医学的日文典籍，只有一本据传为圣德太子所撰写的《医纲本纪》（富士川游在其研究中认为此为伪书）。这个时期同时也是日本僧医群体发展壮大的时期。
平安时代，已有大量中国医书传入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年）藤原佐世奉敕登记、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收录医书160余部，而仅有鉴真所著《鉴上人秘方》和物部广泉所著《摄养要诀》为日本医书，其余均为中医著作［3］。《鉴上人秘方》主要记载的是鉴真东渡后在日本的行医记录。平安时代医学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承奈良朝之后，模仿隋唐医学，其后期则谋求折衷。”（富士川游）这一时期的日本开始仿照唐朝建立医师管理制度，参照中医学典籍的体例编撰医书。日本花山天皇永观二年（984年），丹波康赖（911—995）参照王焘《外台秘要》的体例，撰写了30卷《医心方》。《医心方》的问世也代表着日本传统医学不再单纯吸纳中医学，开始对中医药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取舍。
镰仓时代及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国宋代医学和科技发展，大量刻本医书随海上贸易传入日本。此时，医学在日本的发展已经逐渐大众化，医疗对象由以王公大臣为主转变为以一般民众为主，医生群体也从原来的宫廷医扩展为禅宗僧医居多。僧侣医学发展的同时，在对新传入的中医学著作进行研究、筛选、翻译之后，一批以和文书写的医学全书，例如《顿医抄》（梶原性全，1303年）、《万安方》（1315年）等相继面世［4］。《顿医抄》也是日本中世纪最大的医学全书，受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影响，书中载入了大量宋刊医方［5］。此外，1378年，从中国留学归国的竹田昌庆，将大量医书及针灸铜人模型［6］带回日本。
（三）蓬勃发展（1338—1868）：室町时代、江户时代
室町至战国时代，是汉方医学蓬勃发展期。室町时代日本与明朝贸易往来频繁，也曾派医生留学中国。留学归来的医师们被奉为日本医学界的先贤，所以这一时期可谓名人辈出。这时的汉方医师受中国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最具代表的是田代三喜和他的学生曲直濑道三。田代三喜师从僧医月湖。月湖在明朝继承了中国医家虞抟的学术思想，著有《类证辨异全九集》［7］。相传此书由田代三喜传回日本后打开了金元医家思想传入日本的大门。田代三喜本人回到日本之后，致力于研究《全九集》和李东垣、朱丹溪的医学思想，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编著《三归回翁医书》（又名《三喜十卷书》）。1531年末起，曲直濑道三随田代三喜学习李、朱医学理论，后于1545年回到京都，还俗之后专门从事医疗事业，建立启迪院以授业讲学，集锦宋、金、元、明医书，结合自身临床医学经验，编纂《启迪集》，以“类证辨异”为目标，专论辨证论治［8］。道三行医以经验方为主，故在其影响下形成的“道三流派”被世人奉为“后世方派”。后世方派在学术上，以《黄帝内经》为基础，李东垣、朱震亨的学说为主导［9］，博取各家之长，注重辨证论治，对于中医学典籍的取舍编纂深入浅出，重视典籍对医生的启蒙作用，以图谱、口诀等易于理解的形式普及医学理论。
江户时代随着《伤寒论》宋校本传入之后，越来越多日本医家对《伤寒论》进行研究学习，一个新的流派“古方派”形成。古方派医家的代表人物有后藤艮山、香山修庵、吉益东洞等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吉益东洞。吉益东洞主张“万病一毒说”，他认为所有疾病来自同一种毒气，毒气所处部位的不同所以产生不同的疾病，并且认为所有药物都具有毒性，治病乃以毒攻毒，批判“后世派”医家以及李、朱学说［10］。古方派在学术上排斥《黄帝内经》，主要可以理解为排斥阴阳五行理论以及医理说道，坚持实证亲试；崇尚《伤寒论》，认为唯扁鹊和仲景之法为医道正宗，并试图重订《伤寒论》，以删去其中与《黄帝内经》、阴阳、五行相关的部分；倡导一元论的病因学说，力主方证相对，主要以腹诊为主，专用《伤寒论》古方［11］。
江户时代中后期，部分古方派医家对自己的极端思想进行了反思，他们更加注重处方的有效性而不再过问学派门第，择其长而用之。望月三英是折衷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早期的日本汉方医学考证学者，终其一生，呕心沥血，汇编古方经方，著《医官玄稿》一书［12］。部分古方派医家例如山胁东洋，同时学习汉方医学和西洋荷兰医学，主张将荷兰医学的某些内容与汉方医学融合，即“汉兰折衷”，“汉兰折衷”是一次比较早的中西医结合的探索［13］。
（四）明治维新之后的汉方医（1868年至今）
明治时代随着西方文明渗透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废医存药，汉方医成为了非公认医学，一蹶不振。1874年，日本政府确立了医事制度，1875年起实行医术开业考试。自那时起，日本医师执业的考核项目定为理科、化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剂学、内外科学，而不包括汉方医学［14］。一战之后，在东京召开的“第二次日本联合医学会”上，三浦谨之助教授、山下顺一郎教授所作的《关于针灸治疗》和《和汉药的价值》两篇报告震惊了当时的日本医学界，引起了日本医学界对于汉方医价值的反思［15］。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针灸热、东方医学在西方世界崭露头角，英、美、法、德等多个国家兴起对东方医学的研究热潮，日本学者也开始重新重视其本身的传统医学——汉方医学。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汉方医在日本仍未从现代医学体系中完全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