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丑为美
这里不得不借用一点美学理论谈一下《金瓶梅》艺术世界的特色。
现代西方有一门很流行的“审丑”学，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和文学界还未能独立地建构类似的“审丑学”。
但是中国却在16世纪就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建构了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特色的审丑学了。令我们惊诧的是，晚出于兰陵笑笑生三百年的伟大的法国雕塑家罗丹也是在创作实践中才自觉地感悟到：
在艺术里人们必须克服某一点。人须有勇气，丑的也须创造，因没有这一勇气，人们仍然停留在墙的一边。只有少数越过墙，到另一边去。[9]
罗丹的艺术勇气，从理论到实践破除了古希腊那条“不准表现丑”的清规戒律，所以他的艺术创造才发生了质变，并使他成为雕塑艺术大师。
而兰陵笑笑生正是以他的如椽巨笔推倒了那堵人为地垒在美丑之间的墙壁，才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他从他生活的时代出发，开掘出现实中全部的丑。试想在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在这个混浊的世界里，作家置身于这样的氛围里，他无时无刻不感到抑郁，感到悲怆，甚至感到绝望，因为他的心灵体验就是看不到一点点光明，乃至无法辨清太阳升起的方向。我们无须谴责作家缺乏理想、缺乏诗意，而是要考虑这是一个荒诞的世界，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充分显示了世纪末的一切征兆。因此笑笑生只能通过对丑的无情暴露，让丑自我呈现、自我否定，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升华，一种对美的渴望。
笑笑生敏锐的审丑力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艺术倾向已经不是一元的、单向度的、唯美的，而是美丑并举、善恶相对、哀乐共生的，那么《金瓶梅》的作者，则在小说观上又有了一次巨大发现，即“丑”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它清楚地表明，自己并非是美的一种陪衬，因而同样可以独立地吸引艺术的注意力。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里，没有理想的闪光，没有美的存在，更没有一切美文学中的和谐和诗意。它让人看到的是一个丑的世界，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它集中写黑暗，这在古今中外也是独具风姿的。其实照我的一位朋友来信说的，《金瓶梅》的主色调是黑色的，然而黑得美，黑得好，黑得深刻，在中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黑色小说”。总之，在《金瓶梅》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虚幻的理想美，更没有通常小说中的美丑对照。因为作者没有用假定的美来反衬现实的丑。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也是小说创作在传统基础上升腾到一个新的美学层次。因为所谓哲学思考的关键，就在于寻找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人生、看世界、看艺术，这个视角越独特，它的艺术越富有属于他个人的、别人难以重复的特质。笑笑生发现了“这一个”世界，而又对这一世界做了一次独一无二的巡礼和展现。
笑笑生所创造的《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经常为人所误解，就在于他违背了大多数人的一种不成文的审美心理定势，违背了人们眼中看惯了的艺术世界，违背了常人的美学信念。而我们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他没有以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觉去感知生活。
写小说有两种方法，一是选取典型事件，不留情面、不留死角、不加忌讳地表现，让人看得心惊肉跳、五内俱焚、悲愤交加，这是批判现实主义。另一种是暴露丑恶的同时，不忘人类的爱心，让人物在黑暗中闪现人性的光辉，这是煽情主义的方法。
《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别具一格，还在于笑笑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审视生活和反思生活以及呈现生活的视点与叙事方式。对于明代社会，他戴上了看待世间一切事物的丑的滤色镜。有了这种满眼皆丑的目光，他怎能不把整个人生及生存环境看得如此阴森、畸形、血腥、混乱、嘈杂、变态、肮脏、扭曲、怪诞和无聊呢？因为对于一个失去价值支点而越来越趋于解体的文明系统来说，这种“疯狂”的描写，完全是正常的。然而，《金瓶梅》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塑造毕竟是极具时代特征而又真实可信的。对于这一点，至今尚无人提出疑义。
兰陵笑笑生创作构思的基点是暴露，无情的暴露。他取材无所剿袭依傍，书中所写，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虽然偶尔透露出一点一丝的理想的微光，也照亮不了这个没有美的世界。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作者那犀利敏锐的目光。在那支魔杖似的笔下，长卷般地展出了活灵活现的人物画像。它以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西门庆的罪恶家庭为中心，上联朝廷、官府，下结盐监税吏、大户豪绅、地痞流氓。于是长幅使人看到的是济济跄跄的各色人物，他们或被剥掉了高贵的华衮，或抉剔出他们骨髓中的堕落、空虚和糜烂。皮里阳秋，都包藏着可恨、可鄙、可耻的内核。《金瓶梅》正是以这种敏锐的捕捉和及时的反映出明末现实生活中的新矛盾、新斗争而体现出小说新观念觉醒的征兆，或者说它是以小说的新观念冲击传统的小说观念。正因为如此，对于它的评价也不是任何一个现成的美学公式足以解释的。
按照一般的美学信念，艺术应当发现美和传播美。《金瓶梅》的作者，在我看来，不是他无力发现美，也不是他缺乏传播美的胆识，而是这个世界没有美。所以他的笔触在于深刻地暴露这个不可救药的社会的罪恶和黑暗，预示了当时业已腐朽的封建社会崩溃的前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得非常深刻：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而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又说：
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
鲁迅的这些论断是符合小说史实际的，也是对《金瓶梅》的科学的评价。
我们必须抛弃一切成见。《金瓶梅》是中国章回小说中的精品。它虽然属于“另类”“异类”，但是，《金瓶梅》是小说艺术，而艺术创作又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所以它也需要追求人性中的真善美。复杂的只是因为世界艺术史中不断揭示这样的事实，即：描绘美的事物的艺术未必都是美的，而描绘丑的事物的艺术却也可能是美的。这是文艺美学中经常要碰到的事实。因此，不言自明，生活和自然中的丑的事物是可以进入文艺领域的。
问题的真正复杂还在于，当丑进入文艺领域时，如何使它变成美，变成最准确意义上的艺术美。《金瓶梅》几乎描绘的都是丑。正如德国伟大的美学家、诗人席勒在他的《强盗》序言中所说：(https://www.daowen.com)
正因为罪恶的对照，美德才愈加明显。所以，谁要是抱着摧毁罪恶的目的……那么，就必须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并且把罪恶的巨大形象展示在人类的眼前。
金瓶梅 第一回 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金瓶梅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试看，《金瓶梅》展示的西门庆家族中那些人面兽类：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以及帮闲应伯爵之辈，丑态百出，令人作呕。但是，正如上面所说，《金瓶梅》毕竟是艺术。它在描绘丑时，不是为丑而丑，更不是像一些论者所说《金瓶梅》作者是以丑为美。不！他是从美的观念、美的情感、美的理想上来评价丑、否定丑。《金瓶梅》表现了对丑的否定，又间接肯定了美，描绘了丑，却创造了艺术美。这样，人们就很容易提出一个问题：《金瓶梅》是怎样来打开人们的心扉，使之领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呢？回答是：否定这个时代，否定这个社会。兰陵笑笑生笔下的所有主人公们都是以其毁灭告终的。他把他的人物置于彻底失败、毁灭的境地，这是这个可诅咒的社会的罪恶象征。因为一连串个人的毁灭的总和就是这个社会的毁灭。读者透过人物看见了作者的思想。笑笑生就是以他那新颖独特的文笔，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真面目。崭新的文笔和崭新的作品思想相结合，这就是《金瓶梅》！这就是作为艺术品的《金瓶梅》！这就是笑笑生以一位洞察社会的作家的胆识向小说旧观念的第一次有力的挑战。
伟大的艺术家罗丹曾说：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或作家，取得了这个“丑”或那个“丑”，能当时使它变形……只要用魔杖触一下，“丑”便化成美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功力就表现在这一“化”上。一般地说，文艺家把生活中的丑升华为艺术美，除了靠美的情感、完美的形式、可信的真实性来完成这个艺术上的升华，最根本的还是要根据美学规律的要求，通过艺术典型化的途径，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有力的批判，使人们树立起战胜它的信念，在审美情感上得到满足与鼓舞。这就是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对生活中的丑，要“通过升华去同它做斗争，即是在美学上战胜它，从而把这个梦魇化为艺术珍品”[10]。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他的美学含义，却应该是真正“典型”的。我们老一辈的美学家蔡仪先生就认为“美即典型”。如果是“典型”就是美的。否定性人物如同肯定性人物一样，它作为“某一类人的典范”（巴尔扎克语）集中了同他类似的人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特征，从而给读者提供了认识社会生活的形象和画面，这就是作为否定性人物的西门庆的美学价值。《金瓶梅》所塑造、刻画的一系列人物，力求做到人物典型化，从而给否定性人物以生命。罗丹说：
当莎士比亚描写亚果或理查三世时，当拉辛描写奈罗和纳尔西斯时，被这样清晰、透彻的头脑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上的丑，却变成极好的美的题材。
所以，罗丹又说：
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丑”，在艺术中能变成非常的“美”。[11]
显然，笑笑生这位天才的小说家在表现生活的丑时，智慧地用手中的“魔杖”触了一下，于是生活的丑就“化”成了艺术的美了。
由此可证明：艺术上一切“化丑为美”的成功之作都是遵照美的规律创作的，都是从反面体现了某种价值标准的。
当然，我们也无须否认，《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它没有能完全“化丑为美”。也就是说，作者未能把生活中的丑艺术地转化成艺术美，这充分表现在《金瓶梅》中过多地表现了动物性的本能，或者说对两性间的性描写过于直露和琐细。这种描写虽然是受社会颓风影响所致，目的又在于暴露西门庆等人的罪恶，但它毕竟给这部不朽的小说带来负面的影响，以至影响了它的流传，因为《金瓶梅》对性生活的描写毕竟不同于它以前的《十日谈》。《十日谈》贯穿着强烈的反宗教、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精神。一方面是因为刚从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中冲出来，物极必反，难免由“禁欲”而到“颂欲”，另一方面也是市民资产阶级的爱好。但归根结底是对伪善而且为非作歹的教会、淫邪好色的神父、嫉妒成性的丈夫进行揭露、讽刺和批判。
“化丑为美”是有条件的。作家内心必须有自己的崇高的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之光。只有凭借这审美理想的光照，他才能使自己笔下的丑具有社会意义，具有对生活中的丑的实际批判的能力，具有反衬美的效果。如果是对丑持欣赏、展览的态度，那么丑不但不能升华为艺术美，反而会成为艺术中最恶劣的东西。
生活里有美便有丑，美和丑永远是一对孪生的兄弟，所以表现丑的艺术也永远相应地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这里有一个分寸感，一个艺术节制的问题。《金瓶梅》的审美力量在于，它揭露阴暗面和丑恶时，具有一定的道德、思想的谴责力量，这就是为什么《金瓶梅》中均是丑恶的“坏东西”形象，连一个严格的肯定性人物都没有，却能引起人们美感的原因！而另一方面，这位笑笑生的败笔也在于他在揭露腐朽、罪恶和昏暗时缺乏节制。忠实于生活，不等于展览生活。《金瓶梅》缺乏的正是这种必要的艺术提炼。
总之，《金瓶梅》不是一部令人感觉到温暖的小说。灰暗的色调挤压着看客们的胸膛，让人感觉到呼吸空间的狭小，我们似乎真觉得到那个社会的黑暗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