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品性
当你走进“金瓶梅世界”，又对它的场景、人物、故事情节和各种矛盾冲突有了大致的印象和体验以后，你会很自然地思考、叩问这部作品是怎样创做出来的？作者在面对现实生活、各色人等和人物的心灵流变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还是一位有文学理论知识的读者，你会很快地问道，作者遵循的是什么艺术原则？他又是采用了什么样的创作方法来构建他的长篇小说，并引领你进入这座大厦？
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把握《金瓶梅》的文化蕴涵和审美形态。
关于《金瓶梅》艺术方法的评论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金瓶梅》没有理想，没有一丝光明，没有写出正面人物，而且还有大量对性生活的淫秽猥亵的描写，因此是自然主义作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一部现实主义艺术巨著；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带有浓厚自然主义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是我们从外国文艺思潮和艺术创作方法中借用来的概念。在我国传统文艺史上本来并没有形成过严格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自然主义思潮，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比如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就是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而实证主义则是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但是，我们今天在运用这些概念时，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解释。比如我们今天谈到的自然主义，大致是指那些排斥艺术的选择和提炼、摒弃艺术的虚构和想象、片面强调表面现象和细节的精确写照，而作家则又以冷漠的客观主义者、以“局外人”的态度严守中立，对描写对象，不做出理性的判断和评价等等，这一切，我们往往看作是自然主义的表征。如果上面的论述还是符合我们今天对自然主义的理解的话，那么《金瓶梅》显然是放不进这个框框中去的。不错，《金瓶梅》比起它的早出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来，更着重客观地描写人物和事件，不像它的先辈作家们通常采取的手法那样，在刻画人物时加进那么多的主观色彩，或褒或贬，溢于言表。《金瓶梅》不是这样，作者冷静地甚至无动于衷地表现人物的命运，让人物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发展自己并走向自己的归宿。总之，他给他笔下的人物的存在以极大的自由，绝不对人物的命运“横加干涉”。他的这种写作风格在他所在的时代是过于突进了（即它带有近现代小说创作理念），于是难得时人的公评，甚至招来非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金瓶梅》自有它打开人们心扉的力量。是它，使人们在读到这部作品时，领悟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从而引导人们否定这个可诅咒的社会，使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失去了美的世界。因此，他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写成了没有好下场。《金瓶梅》并非用生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社会和人。按照一般理解，自然主义总是把社会的人“化”成生物学或病理学的人，否认“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和整个社会关系脱离开来，甚至把人写成远离社会的动物。《金瓶梅》则不，它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物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孤立的人，而是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人。他之所以要把主人公置于毁灭的境地，是社会、是这个没有美的世界决定让他如此下笔的。《金瓶梅》铁心冷面地对待自己的人物，原来正是他铁心冷面地对待这个该诅咒的社会。于是，那个对人物的长短似乎不置可否的《金瓶梅》的作者，却通过人物的连续不断的毁灭的总和对社会发言了。读者透过人物看见了作者的思想和作者的感情倾向。
事实上，我们在《金瓶梅》中不难看出，作者是用广角镜头摄取了这个家庭的全部罪恶史的。作者以冷峻而微暗的色调勾勒出一群醉生梦死之徒如何步步走向他们的坟墓。因此，《金瓶梅》具有历史的实感和特有的不同于很多长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它是隐约地透露出潜藏于画屏后面的作者的爱憎。
《金瓶梅》善于细腻地观察事物，在写作过程中追求客观的效果，追求艺术的真实，这绝不是自然主义。有的研究者认为它“终究暴露了小说作者对于生活现象美丑不分、精芜无别的自然主义倾向，暴露了作者世界观和生活情趣落后庸俗的一面”。这样的论断多少是委屈了《金瓶梅》作者的苦心和创作意图，同时也是遗忘了这部小说产生的基础和时代环境：在笑笑生的审视下，这是一个堕落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美的世界。既然如此，那么怎能去粉饰这个社会，写出并不存在的美来呢？《金瓶梅》作者没有抹杀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良心，他没有背离现实。
如果我们纵观一下世界小说史，也许会对这个问题有个更明确的认识。
记得一位当代作家曾这样分析过世界小说史，他说，我们面前摆着两类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
一种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很难看到作家的影子。他的兴趣偏向于广阔的、纷乱的、多层次的、多侧面的社会景象。他的意旨是展开一幅与社会生活一样复杂、一样宽广无边的画卷。他的人物多是有血有肉，轮廓分明，好像都同他打过交道、深深谙熟的，而对你又是陌生的，但唯独难于找到作家自己。他仿佛在用冷静而犀利的目光，观察着他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但细看之下，在这些篇章、段落以及字里行间，无处不渗透着他对生活精辟的见解和入木三分的观察、体验；他写的是“别人的故事”，却溢满着自己浓烈的感情。
另一种便是明显地带着作家本人痕迹的作品。有时人们甚至称之为“自传性”和“半自传性”的小说。我国的《红楼梦》不用说了，他总应该是属于那种“半自传性”的小说了吧！外国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三部曲等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数以作家自己为原型。他们都有过不幸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过曲折和多磨的经历，对人生的价值早有所悟。写这些作品时，往往凭回忆，少靠想象，多种细节随手拈来，生活和人物都富于真实感。更由于作品饱含着作家深知的感受与心灵体验，作家写得分外动情，作品的感染力也会异常强烈。难怪屠格涅夫对自己的作品，最喜爱的便是他的自传性的中篇小说《初恋》。每当我们一捧起这薄薄的小书，便会觉得一股春潮般的深挚的感情涌上心扉，跟着也把我们的心扉打开，我们的心即刻融入他的漾动着的感情之中了。
如果我们能在基本观点上给予认同，那么就可以在这种比较和印证中审视《金瓶梅》的品位了。我想我们是有理由把《金瓶梅》这样的巨著，列于世界小说史中现实主义的行列中去，而且毫无愧色。
俄罗斯的伟大短篇小说家契诃夫在写给玛·符·基塞列娃的信中谈到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原则时说：
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他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
而高尔基同样是结合自己的创作，谈到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中说：
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做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https://www.daowen.com)
这些观点往往出于富于创作经验的优秀作家，而他们提出的理论原则大多为中外作家所认同，那么以这些原则和理念去衡之以《金瓶梅》，我想应当是大致不差的。《金瓶梅》正是以它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所做的“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以它“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显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
诚然，乍看起来，小说《金瓶梅》的色调是灰暗的，有的研究者在评论《红楼梦》时曾经进行过对比，认为《红楼梦》是富于诗意的小说，而《金瓶梅》缺乏的恰恰正是这种诗意。对此我的看法是一贯的，我多次谈到，一部作品的色彩是和它的题材、主题以及作家的心灵体验乃至写作风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金瓶梅》的作者为了和这一题材相协调、相和谐，同时也为了突出题旨，从而增加作品的艺术说服力，而采用了这种色彩、这种调子，这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金瓶梅》自然主义说，最主要的根据是说西门庆这一人物没有任何审美价值，认为作者只是塑造了一个淫棍色鬼的形象，毫无典型意义。实际上，在《金瓶梅》中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的西门庆是充分典型的。写到这里，我陡然想到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及的一件事，他说他的岳父非常推崇巴尔扎克，曾经计划在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就要写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的最大著作《人间喜剧》的文章，拉法格引用他岳父的话，说：
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利浦王朝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
这段话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笑笑生也是一个创造者，《金瓶梅》何尝不是写出了集官僚、富商、地方恶霸于一体的西门庆这个典型人物，这个人物何尝不是《金瓶梅》作者预先创造了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笑笑生死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呢？
毋庸置疑，《金瓶梅》的创作思想与艺术方法又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这也和他的小说审美意识的局限有关，小说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表现。比如为很多人所诟病的过分直露的性描写，比如俯拾即是的干巴巴的道德说教，还有就是过分脱离实际的宿命意识。
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说明《金瓶梅》掺和着许多杂质，需要进行艺术的典型提炼。这是因为，现实主义的真实应当是美的，即便是表现丑的事物也需要经过精心的艺术处理，正像高尔基在给伊·叶·列宾的信中说：
人在自己一切的活动中，尤其是在艺术中，应该是艺术的。
既然这样，不应因为否定《金瓶梅》的过于直露的性描写和小说中的宿命意识以及令人无奈的道德说教，同时也否定了它的现实主义内容。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尚带有很多非现实主义成分的这种现实主义艺术。
当然，这绝不是说艺术不应当表现丑，而是要求生活中的丑必须在崇高的审美理想的光照下，升华为艺术美。只有心中充满理想之光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们，才能用光明去驱逐黑暗，用美去撕破丑。这是从《金瓶梅》开始发展的，到明末清初形成了的小说艺术思潮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从上面所说可以看出，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巨著的《金瓶梅》还是带着一些非现实主义的成分的。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对这些非现实主义成分克服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近代文明的曙光使现实主义文学也逐渐地向高级阶段过渡，从而扬弃它在初级阶段时存在的秽物。
《金瓶梅》在小说审美意识上的突破，进一步让我们摸索和“猜测”到小说的一些辩证法和发展规律。现实主义在经过一段一段坎坷的道路后，直到《红楼梦》的出现才结束了一个文艺时代，而又开辟了一个文艺的新时代。
当代作家刘震云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他的新作《我叫刘跃进》感慨系之地说：
最难的还是现实主义。
这是深谙艺术创作和进行形象思维的知心之言。当代作家如此，古代作家何尝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