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经典小说的历史命运
学术史的任何门类的史识、史评和史述几乎都天然地落在了“学院派”身上，于是，专家、学者和教授的相关研究构成了学术史研究的优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批评家、小说家、诗人，如胡适、鲁迅、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钱基博、郭绍虞、刘大杰诸先生以及后来的游国恩、林庚、李长之、王季思、章培恒、袁行需诸先生，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学院派的学术史各门类的专家和批评家，他们都有文学史、批评史和其他史著传世。
30多年来，吴敢先生在教学、科研和《金瓶梅》研究会的会务工作之余，几乎把主要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了为《金瓶梅》立传，为“金学”撰史的工作上。2015年6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又隆重推出了《金瓶梅研究史》，它已摆在了所有关注“金学”研究历史进程的读者面前了。我在为吴敢先生新作面世而兴奋不已之余，也产生了诸多思绪，现略陈拙见与精神同道交流、探讨。
吴敢先生是当代“金学”界具有影响力的专家，以考据深入、见解独特、坦诚直言而蜚声海内外。他是当代具备史家修养素质、审美眼光和强烈文化使命感、道义感以及担当精神的“金学”研究大家。
吴敢先生的这部凝聚其心血的《金瓶梅研究史》的总体特色，正是为小说经典文本《金瓶梅》定位，还《金瓶梅》以小说的尊严，从而建立《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学术价值体系。全书在史述中严格恪守史家之公平、客观的书写原则，始终贯通一种真诚、豁达、融通并力求新知的学术姿态。全书不仅资料宏富、知识广博，具有一种在不断探索中为崭新的《金瓶梅》研究史的建构奠基新的学术风度，而且是对《金瓶梅》研究史的文化断裂的切实填补，更是打通文化壁垒和贯通古今的一种拓展。这对《金瓶梅》研究史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吴著《金瓶梅研究史》构建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上编为“金学”概论，这是一种顺向考察，上迄明清时代，下至21世纪第一个15年的“金学”研究；中编是“金学”专题篇，是为横向考察，全编12项，从成书年代、作者、版本，一直到人物、语言、文化、文献；下编是“金学”学案，以当代“金学”研究者为主干，勾勒了中外“金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们的“金学”研究观点。这三编的互相呼应，体现出他以厚实的文史功底，以及独有的文化感悟力，将文献考索与理论探求相结合，体现了文献、理论以及方法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整部著作是其对《金瓶梅》研究史做哲学式观察后所做的总体性描述。
吴著在反思《金瓶梅》研究史的基础上，力求突破长期以来小说研究的固有模式，契入新的理解和感悟。其中通达和新颖达到了恰当的平衡与调适，充分显示了吴敢先生长期为《金瓶梅》立传、为“金学”写史的学术积淀，其学术个性已跃然纸上。
为《金瓶梅》立传和为“金学”写史，“重读”经典名著乃是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名著在经历历史的淘洗和筛选的过程中，不断地置身于“重读”和阐释之中。正如歌德在论及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不朽时所说：“人们已经说了那么多的话，以致看来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精神有一个特性，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的作用。”
《金瓶梅》作为一部旷世奇书，对于每一位认真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它必然会对我们的精神和思维空间起着不断拓展的作用。
要重建阅读空间，非有一种新的阅读心态不可。因为有什么样的阅读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阅读空间。任何封闭的、教条的、被动的，甚至破坏性的心态都可以导致重读和再阐释的偏颇与失衡。为了建构或重构《金瓶梅》研究史的新体系，必须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性的阅读，或曰“重读”。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正是在对《金瓶梅》不断重读和不断阐释的基础上，重构他的研究史体系的。事实是，吴敢先生创制的正是一部开放的、多元的、创造性的《金瓶梅》研究史著，或曰《金瓶梅》研究史的研究。因为吴著已经用他的43万文字证明了他的研究史，相当完善地体现了研究史这门科学的编写运行机制。这一切说明《金瓶梅研究史》乃是对“教科书”模式的突破，这和吴敢先生思维的开放、阅读心态的多元化以及重构《金瓶梅》研究史的理念和追求分不开。
我始终认为，建构文学艺术的研究史必须具有当代意识，即以当代意识建构小说研究史、戏剧研究史、散文研究史和诗歌研究史等。以当代意识建构研究史注重的是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或曰以当代意识反观历史。吴敢先生始终以当代意识观照《金瓶梅》，他深谙“历史意识”乃是尊重历史的真相，而“当代意识”实质上是对研究主体的一种科学性要求。吴敢先生在研究史写作中的当代意识体现的正是当代人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悟性和思辨力，也饱含了其对真理的信仰和追求，以及他作为一名学人所应有的独立品格和学术尊严。吴敢先生正是在建构和重构《金瓶梅》的研究史中站在了当代的文化立场上，提供了一个认知和重新认知《金瓶梅》历史现象的新范式。
是的，我们绝不否认，小说的历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的研究史有所不同。因为历史事实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小说的历史研究却有某种“流动性”（即如上所述：因为它始终处于不断被重读和再阐释中），因此，我们假定有10位《金瓶梅》研究史家，那么，这10位的研究一定会各自不同，而且越是富于才情，写出的研究史就越风格迥异；如果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的研究会更加大异其趣。事实是，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正是基于他的当代意识，才能使读者更明晰地把握到《金瓶梅》作者原创的伟大精神和《金瓶梅》伟大丰宏的思想和艺术。
优秀的学术史和不同的文学门类的研究史，都蕴涵着一代人的文学思考。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就包孕着一代人的文学思考。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一书既应看作是他的文学思考的结晶，又应看作是他对《金瓶梅》精魂的一份宝贵的奉献。他的《金瓶梅研究史》也必定载入中国的学术史册。
【注释】
[1]车尔尼雪夫斯基著，缪灵珠译：《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页。
[2]上海文艺出版社编《文艺论丛》第10辑第404页：《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
[3]见《文学呈臆编》，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第201页。
[4]见《小说评论》1988年第6期，第87页。
[5]胡益民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6]《金瓶梅学刊》，1989年中国金瓶梅学会编印。
[7]《金瓶梅学刊》，1989年中国金瓶梅学会编印。
[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285页。
[9]见《文艺论丛》第10辑，第404页《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
[10]《安·巴·契诃夫对我们能有什么意义》，见《论文学》第243页。
[11]《罗丹艺术论》第25页。
[12]见《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论剧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第249～250页。译文有出入。
[13]《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第1版，第10页。
[14]《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见《论文集》第1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据我所知，他引的诗人的话，是（俄）一个叫纳德松讲的。
[15]见曹炜、宁宗一合著《〈金瓶梅〉的艺术世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16]《谈〈金瓶梅〉》，《读书》1984年第4期。
[17]《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06页。
[18]《读书》1985年第10期《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
[19]见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中卢兴基《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故事》一文。
[20]见1988年3月26日《文艺报》蒋和森《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一文。
[21]见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宋谋瑒《略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一文。
[22]见1988年3月26日《文艺报》蒋和森先生《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一文。(https://www.daowen.com)
[23]见拙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中《〈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一文。
[24]见宋谋瑒先生文。
[25]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2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27]《中国小说史略》。
[28]见李健吾著《福楼拜传》。
[29]转见杨绛先生著《关于小说》：《有什么好——读小说漫论之三》，三联版。
[30]《歌德谈话录》第10页。
[31]见《读书》1985年第10期包遵信文。
[32]见【美】万·梅特尔·阿米斯著，傅志强译《小说美学》。
[33]何满子：《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吴红、胡邦炜著）小序（代卷首语），巴蜀书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4页。
[3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5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8页。
[36]《庄子·天下篇》。
[37]见《批评的诸种概念》一书，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另外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还转引了韦勒克另一段话，他认为：“我们要记住……只有以哲学（即概念）为其基础，理论问题才可能得到澄清。在方法论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将影响到未来研究的方向。”
[38]季羡林《跨世纪中国人该读什么书》，《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17日。
[39]海涅：《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28页。
[40]巴尔加斯·略萨在谈创作的文集《谎言中的真实》中就说过这样的话。
[41]歌德：《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97页。
[42]苗力田译：《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8页。
[43]有趣的是，从笑笑生的考证竟在后来又派生出抢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和其“故里”等事，二省三市就演出了一场抢夺“西门庆故里”的闹剧，把小说虚构的人物也抢来抢去。从作者之“谜”到人物之“虚”，弄得乌烟瘴气。最近我们终于听到了有关管理部门的声音：据2010年7月14日《深圳商报》报道，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发出通知，严禁以负面人物建立主题文化公园。不知政府部门的指示能不能刹住这股“抢”风。
[4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3～14页。
[45]【美】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74页。
[46]【美】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64页。
[47]艾晓明编译：《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48]刘少勤：《文学评论断想》，《政策》2003年第1期。
[49]张哲俊：《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严绍璗《序言》。
[50]【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分册《流亡文学》，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
[51]陈平原：《文学的周边》，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
[52]见巴尔扎克《驴皮记》序。
[53]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0年版。
[5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55]见该书第95页。
[5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57]魏列萨耶夫：《果戈里是怎样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