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铜钱出口问题

我们知道，在宋代，铜钱外流一直为法律所禁，只有北宋神宗朝的十多年是例外。元朝的情况有所不同。

元朝发行纸钞在全国通行。纸钞制作成本低，原料不缺，发行量不受原料和技术条件限制，加上携带轻便容易，比铜钱优越便利得多。铜钱重要性随之一落千丈，官方一再不许以铜钱为交换媒介在市场上流通。

大约有三四次，元朝允许铜钱作为商品，出口海外国家。在这些时候铜钱往往别无所有，因为国内禁止铜钱流通。

至元十四年（1277年），日本遣商人持金来华交换铜钱，得到世祖批准。^[27]金银是元朝特别重视的宝物，而当时铜钱在国内不得流通，^[28]用处不大。用铜钱交换日本的金，有利无害，因而中国官府满足了日本商人的愿望。这是个别的例子。但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类似做法遍及各海外贸易港，“又用耿左丞言，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29]这是元朝第一次正式允许铜钱出口。

元朝因内外战争、军费等开支浩大，几代皇帝无节制地奖赏自己的亲信和功臣，加上其他一些原因，需要大量补充经费。新的货币制度也方便了王朝对社会的榨取。于是元朝纸币越发越滥，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走向失控。纸币失去信用的补救办法之一，是重新起用铜钱。铜钱本身有价值，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其价值进一步凸显。于是，元朝除了将纸币作为主要货币外，一再把铜钱作为辅助性货币，相伴而行。在这个时候，铜钱恢复了商品流通媒介的身份，统治者便不能同意其流失海外。但两种货币相兼而行也有问题。因此，元朝货币政策一再摇摆，后来又出现三次铜钱出口在禁止和开放之间翻来覆去、颠来倒去的现象。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中书右丞卢世荣建议将铜钱与纸币相参而用，铜钱骤然成为宝物。次年正月，“禁赍金银、铜钱越海互市”。^[30]“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铜钱”。^[31]但这个做法持续时间很短，这年年底禁止铜钱出海的政策便被开放钱禁所取代。^[32](https://www.daowen.com)

钞法的问题是发行太多。恢复行用废弃已久的铜钱，需要新铸大量铜钱，受限于铸钱的材料，受制于巨大的工本，结果不但劳民伤财，效果也未必理想。于是元世祖决定放弃“更钞用钱”。这是元朝第二次允许铜钱出口。

大德十一年（1307年）十一月，武宗登基不久，阔儿伯牙里主张铜钱恢复国内流通，“更用银钞、铜钱便”。新登基不久的武宗命中书与枢密院、御史台、集贤、翰林诸老臣集议。后来中书省臣阿沙不花、孛罗铁木儿提出：“臣等与阔儿伯牙里面论，折银钞、铜钱，非便。”有旨：“卿等以为不便，勿行可也。”^[33]皇帝接受了阿沙不花等人的意见，不行用铜钱。

但没多久，武宗本人改变了主意。至大二年（1309年）九月的禁令显示，铜钱不能出口：“金银私相买卖及海舶兴贩金银、铜钱、绵丝、布帛下海者，并禁之。”^[34]此事又跟铜钱开禁，允许在国内流通有关。武宗于至大二年十月和至大三年（1310年）八月，一再宣布全国通行铜钱。^[35]这是元朝第三次允许铜钱出口。

武宗辞世，仁宗登基。武宗时，铜钱在国内流通，至大二年九月，“金银私相买卖及海舶兴贩金银、铜钱、绵丝、布帛下海者，并禁之”。^[36]但新皇帝即位伊始，至大四年四月仁宗便叫停铸造至大铜钱。^[37]不仅至大铜钱被封存，所有铜钱也都退出国内流通。^[38]

但没过几年，仁宗改变了主意。延祐元年（1314年）公布的禁止出口商品包括铜钱，“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绵段疋、销金绫罗、米粮、军器”。^[39]元末顺帝时也是钞钱兼行。至正十年（1350年）十月，元朝设置诸路宝泉都提举司，任务之一：“鼓铸至正铜钱，印造交钞。”^[40]十一月，“诏天下以中统交钞一贯文，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贰贯，仍铸至正通宝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41]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禁销毁、贩卖铜钱”。^[42]

元朝禁止铜钱外流与国内流通铜钱是互相连接、互为表里的。铜钱在国内无所用，统治者才允许商船带出海外，交换进口商品。在元朝末世，币制大坏之时，统治者恢复铜钱的交换媒介功能。但此时元朝的社会控制力大为减弱，法律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不被遵守，铜钱实际上的出口量估计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