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都城建筑
唐之宫城承隋之旧，犹清之宫城承明之旧，但其事至明显，无取多述，但举一证，如《旧唐书》三八《地理志·关内道》所云：
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隋开皇二年，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
即已足矣，然隋创建新都大兴城，其宫市之位置与前此之长安不同，世有追究其所以殊异之原因，而推及隋代营造新都者家世之所出，遂以为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者（见《桑原骘藏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那波利贞氏《从支那首都计画史上考察唐之长安城》）。寅恪则谓，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与其以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一点为解释，毋宁就杨隋一代全部典章制度立论较易可通，或竟以太和洛都新制归功于河西系汉族之实行性，似尚可备一说，以资参考也。又隋代新都其市朝位置之异于前者，虽非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然隋代之技术人才则颇与西胡种族有关，此固别为一事，以其与前所论中古时代汉族之家学一点相类，亦不可置而不论，故兹先论隋唐两朝制度与北魏太和文化之关系，后附述隋代技术人才之家世，所以补上文论“隋大业元年制定车辇”条之所未备言者也。
《周官·考工记·匠人》云：
面朝背市。
其解释虽谓宫在正中，朝在其南，而市在其北。然仅从宫与市位置言，即是宫位于市之南，或市位于宫之北也。《考工记》之作成时代颇晚，要乃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材料，而加以理想化之书，则无可疑，故其所依据《匠人》营国之材料其中必有为当时真正之背景者。据古今学人论汉初南北军制之言（详见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兵制研究专号”上贺昌群先生南北军论文中所征引），推知西汉首都之长安“司马门在未央宫之南，直抵长安城垣，并无坊市，而未央宫、长乐宫则六街三市”，是与隋唐首都之大兴、长安城其宫位于首都之北部，市则位于南部者适为相反。然则西汉首都宫市之位置与《考工记·匠人》之文可谓符合，岂与是书作成之时代有关耶？至唐代则守卫宫城北门之禁军，以其驻屯地关系之故，在政变之际，其向背最足为重轻，此李唐一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所以往往系于玄武门卫军之手者也。（此点本甚明显，一检史文便可证知，惟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太宗所以能制胜建成、元吉者，其关键实在守玄武门之禁军，而旧史记载殊多隐讳，今得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二六四十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以供参证，于当日成败所以然之故益了然可知矣。）
又若依寅恪前所持文化渊源之说，则太和洛阳新都之制度必与江左、河西及平城故都皆有关无疑，《南齐书》五七《魏虏传》略云：
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堺，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号为索干都。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议迁都洛京。〔永明〕九年，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乐安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
寅恪案：建康台城虽颇近城北，然其宫城对于其地山川形势与北魏洛都有异，故洛都全体计画，是否真与建康有关，殊难论断。但《魏书》《北史》“蒋少游传”（见前引）言：“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故魏孝文之遣少游使江左，自有摹拟建康宫阙之意。崔元祖之言不为虚发，但恐少游所摹拟或比较者，仅限于宫殿本身，如其量准洛阳魏晋庙殿之例，而非都城全部之计画。史言“虏宫室制度皆从此出”，则言过其实，盖北魏洛阳新都之全体计画中尚有平城、河西二因子，且其规画大计亦非少游主之。然则不得依《南齐书·魏虏传》之文，遽推断北魏洛都新制悉仿江左之建康明矣。
至平城旧都规制必有影响于洛阳新都，自无疑义，但当日平城宫城规制颇不易考知，《南齐书》五七《魏虏传》略云：
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凉？）州（指北凉沮渠氏），黄龙（指北燕冯氏），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
寅恪案：魏徙凉州之人民于平城，建筑雕刻艺术受其影响，如云冈石窟即其例证，故魏平凉州后，平城之新建筑如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一点，与后之东魏邺都南城之制颇有近似之处，盖皆就已成之现实增修，以摹拟他处名都之制者（平城新制拟凉州都会，而邺都南城不得不拟洛阳新都）。如是迁就，其详容后证述，总之史料既太略，魏平城新制所受河西文化之程度如何，则不宜辄加论断也。
但依较详之史料考察，关于北魏洛都新制所受河西文化之影响，可得而言者，则有主建洛阳新都之人即李冲之家世一端。其人与河西关系密切，不待详述，故引史文以资论证，并据简略史料推测凉州都会姑臧宫城之规制。若所推测者不误，则是平城规制之直接影响于洛阳新都者亦即河西文化之间接作用也。《魏书》七下《高祖纪》（《北史》三《魏本纪》同）云：
（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
寅恪案：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营建之任委之穆亮、李冲及董爵（《通鉴》一三九“齐纪永明十一年”作董尔）三人。此三人中穆亮仍代北旧人具有勋贵之资望，且职为司空，营国之事本冬官所掌，故以之领护此役；董爵则官将作大匠，建筑是其职务，故不得不使之参预其事；其实洛阳新都之规制悉出自李冲一人。《魏书·李冲传》所谓：“冲机敏有巧思，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前文已引。）者，是其明证也。北魏太和洛阳营建规制今日尚可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书约略得知，而其显异于前北国都皇居在南市场在北之特点，亦可于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所附图见之，不待详证也。然则北魏洛都新制所以异于经典传统面朝背市之成规者，似不得不于河西系汉族李冲本身求之，而凉州都会之规模，及其家世旧闻之熏习，疑与此洛都新制不无关涉。兹设此假想，分别证述之如下：
《魏书·李冲传》云：
葬于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之意也。（前文已引。）
盖晋之杜预以儒者而有巧思，其所创制颇多，见《晋书》三四《杜预传》，兹不具述，惟其中请建河桥于富平津一事尤与西晋首都洛阳之交通繁盛有关，甚为晋武帝赞赏。魏孝文之令李冲葬近杜预冢非仅有取于预遗令俭约之旨，亦实以冲之巧思有类乎预，故以此二人相比方也。《洛阳伽蓝记》三，其叙城南略云：
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
据此，北魏洛阳城伊洛水旁乃市场繁盛之区，其所以置市于城南者，殆由伊洛水道运输于当日之经济政策及营造便利有关，此非全出假想也，请更证之以《魏书》七九《成淹传》（《北史》四六《成淹传》同），其传文略云：
成淹，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祖昇家于北海，父洪名犯显祖庙讳，仕刘义隆，为抚军府中兵参军。刘彧以为员外郎，假龙骧将军，领军主，令援东阳、历城。皇兴中，降慕容白曜，赴阙，授著作郎。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萧赜遣其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等来吊，欲以朝服行事，执志不移。高祖敕尚书李冲，令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冲奏遣淹。既而高祖遣李冲问淹昭明所言，淹以状对。高祖诏冲曰：“我所用得人。”赐淹果食。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敕赐骅骝马一匹，衣冠一袭。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
据此，得知魏孝文迁洛原因，除汉化及南侵二大计画外，经济政策亦为其一。夫迁都既有经济原因，则建置新都之宫阙、市场，更不能不就经济观点加以考虑。洛阳之地，本西晋首都旧址，加以扩充，则城南伊、洛二川之傍水道运输颇为便利，设置市场，乃最适宜之地。又成淹以南朝降人而受孝文帝之知赏，固由李冲之荐引，亦因淹本籍青州，习于水道运输。观其请建浮航及孝文令其主舟楫并知左右都水事等，可以推知。盖与蒋少游之隶籍青州（乐安博昌），故孝文修船乘，任之为都水使者，其事相类也（见前引《魏书·蒋少游传》）。但此经济政策其最高主动者虽为孝文帝本身，然洛都营建，李冲实司其事，故一反传统面朝背市之制，而置市场于城南者，当出于李冲之规画。盖李冲乃就地施工主持建设之人，此事非与之有关不可。此寅恪所以言与其就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以为解释，毋宁归功于河西系汉族李冲之实行性，较易可通也。
至于关系李冲河西家世一点，姑就假想试为略论，聊备一说而已，殊不可视作定论也。
李冲为西凉李暠之曾孙，其对于凉州之亲故乡里，尤所笃爱，至以此获讥于世。前引《李冲传》文以论河西文化节中已言之，兹不复详。故由史文推证，可知冲乃一保存乡里土风国粹（西凉国也）之人物无疑也。今据一二简略史文推测，似凉州都邑颇有宫在城北而市在城南之状况，如《晋书》一二二《吕纂载记》所载：
纂，光之庶长子也。苻坚时入太学，及坚乱，西奔上邽，转至姑臧，拜武贲中郎将，封太原公。光死，绍嗣伪位。〔吕〕遣尚书姜纪密告纂曰：“辙欲远追废昌邑之义，以兄为中宗，何如？”纂于是夜率壮士数百，逾北城，攻广夏门，弘率东苑之众斫洪范门。左卫齐从守融明观，逆问之曰：“谁也？”众曰：“太原公。”从曰：“国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将为乱邪？”因抽剑直前，斫纂中额，纂左右擒之，纂曰：“义士也，勿杀！”绍遣武贲中郎将吕开率其禁兵距战于端门。众素惮纂，悉皆溃散。纂入自青角门，升于谦光殿，绍登紫阁自杀。
《水经注》四十“都野泽”条引王隐《晋书》（参《艺文类聚》六三及《太平御览》一九七所引）云：
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乃张氏之世居也，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东城殖园果，命曰讲武场；北城殖园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中城内作四时宫，随节游幸。并旧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大缮宫殿观阁，采绮妆饰，拟中夏也。
《通鉴》一一一“晋纪隆安三年凉王光疾甚”条，胡注云：
广夏门、洪范门，皆中城门也。青角门，盖凉州中城之东门也。
《太平御览》一六五《州郡部》“凉州”条引《晋书》云：
惠帝末，张轨求为凉州，于是大城此城（姑臧），为一府会以据之，号前凉，吕光复据之，号后凉。
若详绎上引简略残缺之史料，则知姑臧之中城即张氏、吕氏有国之宫城，齐从所谓“禁城”者是也。张氏筑宫摹拟中夏，则前后二凉，其城门之名，必多因袭晋代洛阳之旧，考《〈洛阳伽蓝记〉序》云：
太和十七年，后魏高祖迁都洛阳，诏司空穆亮营造宫室，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北面有二门：西头曰大夏门，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东头曰广莫门，汉曰谷门，魏晋曰广莫门，高祖因而不改。自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
据此，则吕纂逾姑臧北城所攻之广夏门，必略与晋代洛阳之大夏门、广莫门相当，乃其中城即宫城或禁城之北门。又依王隐所记张氏增筑北城，命之曰圃，既殖园果，复有宫殿，是由增筑之北城直抵王宫，其间自不能容市场之存在，盖与经典传统背市之说不合。夫姑臧之宫既在中城，其增筑之北城及东城皆殖果木，俱无容纳市场之余地，自不待言。且其城南北长、东西狭，故增筑之东西城地域甚小，而增筑之南城则面积颇广，然则以通常情势论，姑臧市场在增筑之南城，即当中城前门之正面，实最为可能。若所推测者不误，是前后凉之姑臧与后来北魏之洛阳就“宫在北、市在南”一点言之，殊有相似之处。又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标准之城邑，亦如中夏之有洛阳也。但其城本为匈奴旧建，当张氏增筑时其宫市位置为迁就旧址之故，不能与中国经典旧说符合。李冲受命规画洛阳新制，亦不能不就西晋故都遗址加以改善，殆有似张氏之增筑姑臧城者，岂其为河西家世遗传所熏习，无意之中受凉州都会姑臧名城之影响，遂致北魏洛都一反汉制之因袭，而开隋代之规模欤？此前所谓姑作假想，姑备一说，自不得目为定论者也。
夫北魏洛都新制其所以殊异于前代旧规之故，虽不易确知，然东魏邺都南城及隋代大兴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此乃文化染习及师承问题，与个人家世及性质无涉。故修建邺都南城之高隆之为汉种，计划大兴新都之宇文恺为胡族，种族纵殊，性质或别，但同为北魏洛都文化系统之继承人及摹拟者，则无少异。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此意非此书所能详尽，要为论北朝史事不可不知者，遂亦略著其意于此。
《北史》五四《高隆之传》（《北齐书》一八《高隆之传》略同）略云：
高隆之，洛阳人也。为阉人徐成养子，少时赁升为事，或曰父干为姑婿高氏所养，因从其姓。隆之后有参定功，神武命为弟，仍云勃海蓨人。后从起兵于山东，累迁并州刺史，入为尚书右仆射，又领营构大匠，以十万夫撤洛阳宫殿运于邺。构营之制，皆委隆之。增筑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溢，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硙，并有利于时。太仆卿任集（《北齐书》作“太府卿任集”，《通鉴》一五七《梁纪》“大同元年十一月甲午（寅）东魏阊阖门灾”条作“太府卿任忻集”）同知营构。
《北齐书》三八《辛术传》（《北史》五十《辛雄传》附术传同）略云：
辛术，少明敏，有识度，解褐司空胄曹参军，与仆射高隆之共典营构邺都宫室。术有思理，百工克济。(https://www.daowen.com)
《魏书》一二《孝静纪》（《北史》五《魏本纪》同）略云：
（天平元年十月）丙子，车驾北迁于邺。庚寅，车驾至邺，居北城相州之廨。
（二年八月）甲午，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冬十有一月甲寅，阊阖门灾。
四年夏四月辛未迁七帝神主入新庙，大赦天下，内外百官普进一阶。六月己巳，幸华林园理讼，壬午，阊阖门灾。
（元象元年）六月壬辰，帝幸华林都堂听讼。
（兴和元年）冬十有一月癸亥，以新宫成，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春正月丁丑徙御新宫，大赦，内外百官普进一阶，营构主匠别优一阶。三年冬十月己巳，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
寅恪案：东魏邺都之制，可略于葛逻禄乃贤《河朔访古记（中）》及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一二所考窥见梗概，兹不备引。其宫市位置及门阙名称无一不沿袭洛都之旧，质言之，即将洛阳全部移徙于邺是也。其司营构之任而可考知者，如高隆之、任集、辛术诸人，其男女系之血统虽不尽悉，但可一言以蔽之，北魏洛阳都邑环境中所产生之人物而已。观于主持营构者高隆之一《传》，即知东魏及高齐之邺都之新构，乃全袭北魏太和洛阳之旧规，无复种族性质之问题，直是文化系统之关系，事实显著，不待详论也。
兹请考隋造新都大兴城之经过。《隋书》一《高祖纪上》（《北史》一一《隋本纪上》同）略云：
开皇二年六月丙申，仍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十月辛卯，以营新都副监贺娄子干为工部尚书，十二月丙子名新都曰大兴城。三年春正月庚子，将入新都，大赦天下。三月丙辰，雨，常服入新都。
《唐六典》（近卫本）七“工部郎中员外郎”条略云：
今京城，隋文帝开皇二年六月诏左仆射高颎所置，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沪川，西次澧水。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谋，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并充检校。至三年三月，移入新都焉，名曰大兴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墙高一丈八尺，皇城之南，东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东、西各一十二坊，两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开元十四年，又取东面两坊为兴庆宫。
《北史》七二《高颍传》（《隋书》四一《高颎传》略同）略云：
高颎，自言勃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边，没于辽左。曾祖暠，以太和中自辽东归魏，官至卫尉卿。祖孝安，位兖州刺史。父宾，仕东魏。大统六年，避谗弃官奔西魏，独孤信引宾为僚佐，赐姓独孤氏。及〔隋文〕帝受禅，拜尚书左仆射、纳言，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
《隋书》五三《贺娄子干传》（《北史》七三《贺娄子干传》同）略云：
贺娄子干，本代人也。随魏氏南迁，世居关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贤，右卫大将军。子干少以骁武知名，周武帝时释褐司水上士，称为强济，累迁小司水，以勤劳封思安县子。大象初，领军器监。开皇元年，进爵巨鹿郡公。其年吐谷浑寇凉州，子干以行军总管从上柱国元谐击之，功最，优诏褒美。高祖虑边塞未安，即令子干镇凉州。明年征授营新都副监，寻拜工部尚书。其年，突厥复犯塞，以行军总管从窦荣定击之。
《周书》一九《宇文贵传》（《北史》六十《宇文贵传》同）略云：
宇文贵，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子〕恺。
《隋书》六八《宇文恺传》（《北史》六十《宇文贵传》附恺传及《周书》一九《宇文贵传》略同）略云：
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及〔隋高祖〕践阼，诛宇文氏，恺初亦在杀中，以其与周本别，兄忻有功于国，使人驰赦之，仅而得免。后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其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后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恺总督其事。兄忻被诛，除名于家，久不得调，会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恺修复之。既而上建仁寿宫，访可任者，右仆射杨素言恺有巧思，上然之，于是检校将作大匠，岁余拜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寻为将作少监。文献皇后崩，恺与杨素营山陵事。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迂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拜工部尚书。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恺博考群籍，奏《明堂议表》曰：“《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纪其丈尺。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凡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臣）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卒官。撰《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见行于世。
同书同卷《何稠传》附刘龙传（《北史》九十《艺术传下·何稠传》附刘龙传同）云：
开皇时，有刘龙者，河间人也。性强明，有巧思，齐后主知之，令修三爵台，甚称旨，因而历职通显。及高祖践阼，大见亲委，拜右卫将军，兼将作大匠。迁都之始，与高颎参掌制度，代号为能。
《北齐书》一四《长乐太守灵山传》（《北史》五十《齐宗室诸王传上·长乐太守灵山传》同）云：
乂少谨。武平末，给事黄门侍郎。隋开皇中，为太府少卿，坐事卒。
寅恪案：隋代营建大兴新都城即后来唐代长安城诸人，除贺娄子干及宇文恺外，高颎、刘龙及高龙叉即高又，或家世久居山东，或本为北齐宗室及遗臣，俱可谓洛阳邺都系文化之产物。《高颍传》虽言新都“制度多出于颎”，然《宇文恺传》又谓“高颍虽总其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又《唐六典》以为“宇文恺创制规模”，故知高颎之于营建新都，殆不过以宰相资望领护其事，如杨素领护制定五礼之比，吾人可不必于颍本身性质及其家世多所推究也。贺娄子干虽于开皇三年六月任营新都副监，但是年即率兵出击突厥，居职甚暂，实无足述。刘龙在北齐本以修宫室称旨，致位通显，《隋书》无《高龙叉传》，而《北齐书》《北史》齐宗室《高灵山传》附有高又事迹，谓其于隋开皇中为太府少卿，则开皇二年六月丙申命营新都诏书中之太府少卿高龙叉当即其人无疑。然则邺都南城之制即太和洛阳之遗，必至少由刘龙、高又二人输入于隋也。至宇文恺一人盖与山东地域无关，而大兴新制彼独主其事，似难解释，鄙意宇文恺、阎毗、何稠三人皆隋代之技术专家，已于前论大业元年议制车辇时涉及，前已节录《宇文恺传》文较详，兹并取《旧史》中阎毗、何稠及其家属传文有关者移写于下，综合试释之。
《周书》二十《阎庆传》（《北史》六一《阎庆传》同）略云：
阎庆，河南河阴人也。曾祖善，仕魏，历龙骧将军云州镇将，因家于云州之盛乐郡。祖提，使持节车骑大将军、敦煌镇都大将。父进，有谋略，勇冠当时。正光中，拜龙骧将军，属卫可孤作乱，攻围盛乐。进率众拒守，绵历三载，昼夜交战，未尝休息，以少击众，城竟获全，以功拜盛乐郡守。晋公〔宇文〕护母，庆之姑也。次子毗嗣。
《隋书》六八《阎毗传》（《北史》六一《阎庆传》附毗传同）略云：
〔毗〕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周武帝见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隋〕高祖受禅，以技艺侍东宫，数以雕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勇〕。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为。炀帝嗣位，盛修军器，以毗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职，寻授朝请郎。毗立议，辇辂车舆，多所增损。长城之役，毗总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诏毗营立坛场。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营建临朔宫，又领将作少监事。
《新唐书》七三下《宰相世系表》“阎氏”条略云：
亨生北平太守安成亭侯鼎，字玉铉，死刘聪之难。子昌，奔于代王猗卢，遂居马邑。孙满，后魏诸曹大夫，自马邑又徙河南。孙善，龙骧将军云中镇将，因居云中盛乐。生车骑将军敦煌镇都大将提，提生盛乐郡守进，进少子庆生毗。
《旧唐书》七七《阎立德传》（《新唐书》一百《阎让传》同）略云：
阎立德，雍州万年人，隋殿内少监毗之子也。其先自马邑徙关中。毗初以工艺知名，立德与弟立本早传家业。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舆伞扇，咸依典式，时人称之。贞观初，历迁将作少匠，封大安县男。高祖崩，立德以营山陵功，擢为将作大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摄司空，营昭陵。坐怠慢解职，俄起为博州刺史。十三年，复为将作大匠。十八年，从征高丽，及师旅至辽泽，东西二百余里泥淖，人马不通，立德填道造桥，兵无留碍，太宗甚悦。寻受诏造翠微宫及玉华宫，咸称旨，赏赐甚厚。俄迁工部尚书。二十三年，摄司空，营护太宗山陵，事毕，进封为公，显庆元年卒。
立本，显庆中累迁将作大匠。后代立德为工部尚书，兄弟相代为八座，时论荣之。总章元年，迁右相，赐博陵县男。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工于写真，《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中《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时人咸称其妙。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坐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坐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立本为性所好，欲罢不能也。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曰：
“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参考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九》驳此说。）
《隋书》七五《儒林传·何妥传》（《北史》八二《儒林传下·何妥传》同）略云：
何妥，西域人也。父细胡（《北史》作“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遂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高祖受禅，除国子博士，寻为国子祭酒，卒官。
同书六八《何稠传》（《北史》九十《艺术传下·何稠传》同）略云：
何稠，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仁寿初，文献皇后崩，与宇文恺参典山陵制度。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鹵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勾核之，数年方竟，毫厘无舛。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帝复令稠造戎车万乘钧陈八百连，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后三岁，兼领少府监。辽东之役，摄右屯卫将军，领御营弓弩手三万人。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师不得济，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从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乱，以为工部尚书。化及败，陷于窦建德，建德复以为工部尚书舒国公。建德败，归于大唐，授将作小匠（《北史》作“少府监”），卒。
综合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之家世事迹推论，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而又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皆借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如明堂、辂辇、衮冕等，虽皆为华夏之古制，然能依托经典旧文，而实施精作之，则不借西域之工艺亦不为功。夫大兴、长安都城宫市之规模取法太和洛阳及东魏高齐邺都南城，犹明堂、车服之制度取法中国之经典也。但其实行营建制造而使成宏丽精巧，则有资于西域艺术之流传者矣。故谓大兴长安城之规模及隋唐大辂、衮冕之制度出于胡制者固非，然谓其绝无系于西域之工艺者，亦不具通识之言者也。前贤有“中学作体，西学为用”之说，若取以喻此，其最适合之义欤？（鲁般为敦煌人之传说，亦与西域及河西建筑工艺有关，见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门》引《朝野佥载》。）何稠家世出于西域，史已明言，无待推证，所可注意者，则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一事，寅恪曾别有所论，兹不复赘（见一九三五年《清华学报》拙著《李白氏族之疑问》）。
阎毗家世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者，其源当出于阎氏所自述，但与《晋书》四八《阎缵传》及六十《阎鼎传》不符，沈炳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亦已言及，故其所谓阎鼎子昌避难奔于马邑者，乃胡族家谱冒充汉人，其关节所联系之通例，其为依托亦不待辨，质言之，阎氏家世所出必非华夏种类无疑也。至其是何胡族，则有略可推测者，宇文护之母乃阎庆之姑，《周书》一一《晋荡公护传》（《北史》五七《周宗室传·邵惠公颢传》附护传同）略云：
晋荡公护，字萨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颢之少子也。护至泾州见太祖，而太祖疾已绵笃，谓护曰：“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护涕泣奉命，行至云阳，而太祖崩。护秘之，至长安，乃发丧。时嗣子冲弱，强寇在近，人情不安。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于是众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当时莫晓其旨。至是，人以护字当之。护性至孝，得〔母阎姬〕书，悲不自胜，左右莫能仰视。报书曰：“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同萨保，如此不孝。当乡里破败之日，萨保年已十余岁，邻曲旧事，犹自记忆。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萨保属当犹子之长，亲受顾命。虽身居重任，职当忧责。不期今日，得通家问，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表，年岁虽久，宛然犹识，抱此悲泣。”
寅恪案：萨保即宇文护本来之胡名，其后别命汉名，乃以其原有胡名为字，此北朝胡人之通例，故护报其母阎氏书即自称萨保，其明证也。考《隋书》二七《百官志》载北齐鸿胪寺典客署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又同书二八《百官志》载隋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通典》四十《职官典》二二“萨宝符祆正”条注云：
祆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
夫宇文护字之萨保与隋之萨保同，亦即北齐之萨甫、唐之萨宝，此名与火祆之关系，自不待论，火祆教入中国之始末亦非此文所论也。兹所欲论者，即宇文护既以萨保为名，则其母阎氏或与火祆教有关，而阎氏家世殆出于西域；又观阎庆之祖提即宇文护母之父，其人曾为敦煌镇都大将，敦煌为交通西域要道，或亦因是与西域有关耶？至宇文恺虽氏族出自东北，而世居夏州，其地较近西北，与西域交通亦易发生关系，故其技术之养成，推原于家世所出及地理环境，则不难解释。总而言之，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于东胡求之，盖当中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而东方胡族之艺术殊不足有所贡献于中国，故世之称扬隋唐都邑新制归功于胡族，即东方胡族实行性之表现者，似仅就表面笼统推测，而无深刻之观察，但此点史料缺乏，本极难断定，固不敢固执鄙见，特陈其所疑，以求通人之教正如此。
【注释】
[1]破：原为“坏”，据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附录卷二·先公事迹（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28页改。
[2]据〔清〕沈尧编著《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张渊甫》，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