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唐代政治革命依其发源根据地之性质为区别，则有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二类。何以安史之乱以前地方政治革命均不能成功，且无多影响？而中央政治革命亦何以有成功与失败？又唐代皇位之继承常不固定，当新旧君主接续之交往往有宫廷革命，其原因为何？及外廷士大夫党派若牛李等党究如何发生？其分野之界线何在？斯皆前人所未显言而今此篇所欲讨论者也。上篇言宇文泰以“关中本位政策”创建霸业，隋唐因之，遂混一中国，为极盛之世。《陆宣公奏议》一《论关中事宜状》（参《新唐书》一五七《陆赞传》、《通鉴》二二八“建中四年八月”条）云：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业，万方底义，犹务戎备，不忘虑危，列置府兵，分置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既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
寅恪案：陆敬舆所言唐代内外轻重之形势与政治之关系固甚确切，但唐人论事多追颂其祖宗创制之美，此不独臣下立言之体宜然，实亦由于府兵制度之起及其发展颇有误会所致。盖府兵制为宇文泰当日“关中本位政策”中最要之一端，此政策之实情自唐初以降已不复为世人所知，如李繁之《邺侯家传》为唐人论府兵制主要之书，其间多所未谛，他更无论矣，此事已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详言之，兹可不论。然可由宣公之言推定其在“关中本位政策”犹未完全破坏以前凡操持关中主权之政府即可以宰制全国，故政治革命只有中央政治革命可以成功，地方革命则无论如何名正言顺，终归失败，此点可以解释尉迟迥、徐敬业所以失败，隋文帝、武则天所以成功，与夫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迨玄宗之世“关中本位政策”完全改变，所以地方政治革命始能成功，而唐室之衰亡实由于地方政治革命之安、史、庞勋、黄巢等之叛乱，及黄巢部将朱温之篡夺也。
或问：唐代在“关中本位政策”即内重外轻之情形未变易以前，其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但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败，其故又安在？应之曰：其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而北门之重要则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势使然，其详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附论“都城建筑”一节。兹仅略述大意，附载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与宫城北门有关之史实，以资证明焉。
《旧唐书》一二六《李揆传》（参《新唐书》五十《兵志》及一五十《李揆传》、《通鉴》二二一“乾元二年三月”条、《十七史商榷》八九“南衙北司”条）云：
时京师多盗贼，有通衢杀人置沟中者。李辅国方恣横，上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以备巡检。揆上疏曰：“昔西汉以南北军相统摄，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寅恪案：新传亦与旧传同作“因南军入北军”，其实应作“因北军入南军”，此揆元疏之误，非传写之说也。《通鉴》此条胡注明知其误，犹只云：“恐不如此”，亦太谦慎矣），遂安刘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区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变，将何以制之？”遂制罢羽林之请。
又同书一六八《冯宿传》附弟定传（《新唐书》一七七《冯宿传》附弟定传同）云：
改元〔开成〕，御〔宣政〕殿，中尉仇士良请用神策仗卫在殿门，定抗疏论罢。
《通鉴》二四五“开成元年正月”载此事，胡注云：
南牙十六卫之兵，至此虽名存实亡。然以北军卫南牙，则外朝亦将听命于北司，既紊太宗之纪纲，又增宦官之势焰，故冯定言其不可。
据此可知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其情势与西汉南北军所处者适相反。关于西汉南北军制，自宋迄今，论者多矣，可以不赘。兹所欲论者，即唐代北军及都城建置，与中央政治革命之关系一端而已。
《周官·考工记·匠人》云：
面朝背市。
据通常之解释，王宫居中，其南为朝，其北为市。故止就宫与市之位置言，则宫在市之南，或市居宫之北也。《考工记》作成之时代虽晚，但必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资料，加以理想化编纂之书，似无疑义。然则所言匠人营国，其宫市之位置必有当日真实之背景者。今知西汉首都之长安，其未央宫南之司马门直抵城垣，并无坊市，而未央宫长乐宫之北则有六街三市，是与《考工记》之文适相符合，岂与此书作成之时代有关耶？至隋代所营建之大兴城，即后来唐代之长安城，其宫近城之北端，而市则在城之南方，其宫市位置适与以前之西汉长安城相反，故唐代之南北军与西汉之南北军其名虽同，而实际之轻重则相殊异也。夫中央政府之命令出于君主一人之身，君主所居之处乃政治剧变时成败之所系。西汉之长安，其宫在城南，故南军为卫宫之武力；唐代之长安，其宫在城北，故北军为卫宫之武力。苟明乎此，则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兹略引有关史事于下：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为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第一次，而太宗一生最艰危之苦斗也。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然高祖起兵太原，建成即与太宗各领一军。及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徵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之名臣，可知建成亦为才智之人。至于元吉者，尤以勇武著闻，故太宗当日相与竞争之人决非庸懦无能者，又况建成以嫡长之名位，而内得高祖宫闱之助乎？太宗终能于玄武门一击，而建成、元吉仓卒败亡，似此二人曾绝无计虑及准备者，颇为不近情理，疑其间必有未发之覆，而相传之史料复多隐讳之处也。
《旧唐书》六八《尉迟敬德传》（《新唐书》八九《尉迟敬德传》略同）略云：
隐太子、巢剌王元吉将谋害太宗，密致书以招敬德，仍赠以金银器物一车，敬德辞曰（中略）。敬德曰：“且在外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中略）。〔东〕宫〔齐王〕府诸将薛万彻、谢叔方、冯立等率兵大至，屯玄武门，杀屯营将军。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
同书同卷《张公谨传》（《新唐书》八九《张公谨传》同）云：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关以拒之。
同书一八七上《忠义传上·敬君弘传》（《新唐书》一九一《忠义传·敬君弘传》同）略云：
武德中，为骠骑将军，掌屯营兵于玄武门，加授云麾将军。隐太子建成之诛也？其余党冯立、谢叔方率兵犯玄武门，君弘挺身出战，乃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并遇害。太宗甚嗟赏之，赠君弘左屯卫大将军，世衡右骁卫将军。
同书同卷《冯立传》略云：
隐太子建成引为翊卫车骑将军，建成被诛，〔立〕率兵犯玄武门，苦战久之，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昨日复出兵来战，杀伤我将，何以逃死？”
同书同卷《谢叔方传》略云：
太宗诛隐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门，叔方率〔齐王〕府兵与冯立合军，拒战于北阙下，杀敬君弘、吕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护军尉迟敬德传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命释之。
据此，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然则玄武门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变成败之关键，至为明显。但此中实有未发之覆，即玄武门地势之重要，建成、元吉岂有不知，必应早有所防卫，何能令太宗之死党得先隐伏夺据此要害之地乎？今得见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二六四十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对敌之勇将。常何旧曾隶属建成，而为太宗所利诱。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实任屯守玄武门之职，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窃发。迨太宗既杀其兄弟之后，常何遂总率北门之屯军矣。此亦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至于敬君弘、吕世衡则观太宗数冯立罪所言，殆与常何同为太宗之党欤？史料缺乏，未敢遽定，俟更详考之。
《旧唐书》九一《桓彦范传》（《新唐书》一二十《桓彦范传》同，并参《旧唐书》一八七上《新唐书》一九一《忠义传·王同皎传》）略云：
〔张〕柬之遽引彦范及〔敬〕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共图其事。时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彦范与晖因得谒见，密陈其计，太子从之。神龙元年正月，彦范与敬晖及左羽林将军李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五百余人讨〔张〕易之、昌宗于宫中。令李湛、李多祚就东宫迎太子。兵至玄武门，彦范等奉太子斩关而入，兵士大譟。时则天在迎仙宫之集仙殿，斩易之、昌宗于廊下，明日，太子即位。
同书一百九《李多祚传》（《新唐书》一一十《李多祚传》同）略云：
少以军功历位右羽林大将军，前后掌禁兵，北门宿卫二十余年。神龙初，张柬之将诛张易之兄弟，引多祚筹其事，谓曰：“将军在北门几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将军位极武臣，岂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将军既感大帝殊泽，能有报乎？大帝之子见在东宫，逆竖张易之兄弟擅权，朝夕危逼，诚能报恩，正属今日。”多祚曰：“苟缘王室，唯相公所使。”遂与柬之等定谋诛易之兄弟。
寅恪案：武则天虽居洛阳，然东都宫城之玄武门亦与长安宫城之玄武门同一位置，俱为形势要害之地。中宗复辟之成功，实在沟通北门禁军之故。张柬之既得羽林军统将李多祚之同意，大局即定，虽以武曌之枭杰，亦无抵御之能力矣。
《旧唐书》八六《节愍太子重俊传》（《新唐书》八一《节愍太子重俊传》同）略云：
〔神龙〕三年七月，〔重俊〕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武〕三思及〔武〕崇训于其第，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而入，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所在。韦庶人及〔安乐〕公主遽拥帝（中宗）驰赴玄武门楼，召左羽林将军刘仁景等，令率留军飞骑及百余人于楼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门楼，宿卫者拒之，不得进。帝据槛呼多祚等所将千骑，谓曰：“汝并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归顺，斩多祚等，与汝富贵。”于是千骑王欢喜等倒戈，斩多祚等，余党遂溃散。
寅恪案：李多祚以一人之身，二次躬率禁军预闻中央政治革命之役，然而前后成败互异者，以神龙三年七月辛丑之役韦后、安乐公主等犹得拥护中宗，及保有刘仁景等一部分之北门卫兵，故能据守玄武门楼之要地，及中宗亲行宣谕，而多祚等所率之禁军遂倒戈自杀，一败涂地矣。然则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与玄武门之地势及守卫北门禁军之关系如是重大，治唐史者诚不宜忽视之也。《旧唐书》八《玄宗纪上》（《新唐书》五《玄宗纪》及《通鉴》二百九“景龙四年六月”条同）略云：
〔唐隆元年六月〕庚子夜〔上〕率〔刘〕幽求等数十人自苑南入，总监锺绍京又率丁匠百余以从，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持首而至，众欢叫大集。攻白兽、玄德等门，斩关而进。左万骑自左入，右万骑自右入，合于凌烟阁前。时太极殿前有宿卫梓宫万骑，闻噪声，皆披甲应之。韦庶人惶惑走入飞骑营，为乱兵所害。
同书五一《后妃传》上《中宗韦庶人传》（《新唐书》七六《后妃传·中宗韦庶人传》同，并参考《旧唐书》一八三、《新唐书》二百六《外戚传·韦温传》）略云：
帝（中宗）遇毒暴崩，后惧，秘不发丧。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召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分为左右营，然后发丧。少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韦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驸马韦捷、韦濯分掌左右屯营。武延秀及温从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嵩共典左右羽林军及飞骑、万骑。播、璿欲先树威严，拜官日先鞭万骑数人，众皆怨，不为之用。临淄王率薛崇简、锺绍京、刘幽求领万骑及总盐丁夫入自玄武门，至左羽林军，斩将军韦璿、韦播及中郎将高嵩于寝帐。遂斩关而入，至太极殿。后惶骇遁入殿前飞骑营，为乱兵所杀。
同书一百六《王毛仲传》（《新唐书》一二一《王毛仲传》同）云：
初，太宗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着画兽文衫，谓之“百骑”。至则天时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分隶左右羽林营。孝和谓之“万骑”，亦置使以领之。玄宗在藩邸时，常接其豪俊者，或赐饮食财帛，以此尽归心焉。毛仲亦悟玄宗旨，待之甚谨，玄宗益怜其敏慧。及〔景龙〕四年六月中宗遇弑，韦后称制，令韦播、高嵩为羽林将军，令押千骑营（寅恪案：《通鉴》“千”作“万”，是，盖中宗已改千骑为万骑矣，温公之精密有如是者），榜棰以取威。其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相与见玄宗诉冤。会玄宗已与刘幽求、麻嗣宗、薛崇简等谋举大计，相顾益欢，令幽求讽之，皆愿决死从命。及二十日夜，玄宗入苑中，宜德从焉，毛仲避之不入。乙夜，福顺等至，玄宗曰：“与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贵，在于俄顷，何以取信？”福顺等请号而行，斯须斩韦播、韦璿、高嵩等头来，玄宗举火视之。又召锺绍京领总监丁匠刀锯百人至，因斩关而入，后及安乐公主等皆为乱兵所杀。
寅恪案：玄宗景龙四年六月二十日夜之举兵，与三年前即神龙三年七月六日节愍太子重俊发动之玄武门事变正复相似，而成败不同者，以玄宗能预结羽林万骑诸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而韦后死党守卫玄武门之羽林禁军诸统将如韦播、韦璿、高嵩等，皆为其部下所杀故也。
又以上所述自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然此皆诉诸武力，公开决战者。至于武曌之改唐为周，韦氏之潜移政柄，其转变不出闱闼之间，兵不血刃，而全国莫之能抗，则以“关中本位政策”施行以来，内重外轻之势所致也。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乱之后，内外轻重之形势既与以前不同，中央政变除极少破例及极小限制外，大抵不决之于公开战争（唐末强藩与中央政府权臣及阉寺离合之关系构成战乱，其事应列入统治阶级之升降及党派分野范围论之，故凡本书所未能详述者，以义类推之可知也），而在宫廷之内以争取皇位继承之形式出之。于是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续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也。
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已详前述，且其事为世所习知者也。太宗立承乾为皇太子，承乾乃长孙皇后之长子，既居长嫡之位，其他诸子又无太宗之功业声望可以启其窥伺之心者，然承乾终被废弃，而诸子争立，太宗心中之苦闷及其举止之失态，观《两唐书·长孙无忌传》所载可知矣。《旧唐书》六五《长孙无忌传》（《新唐书》一百五《长孙无忌传》同）云：
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勣，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惨。”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师。寻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
寅恪案：太宗盖世英雄，果于决断，而至皇位继承问题乃作如此可笑之状，虽或施用权术，故为失态，借以笼制诸腹心大臣，然其内心之烦恼回惑已臻极点，则无可疑。盖皇位继承既不固定，则朝臣党派之活动必不能止息，太宗之苦闷不堪，实职此之由也。又观于其经此戏剧式之御前会议，建立晋王为太子之后，复欲改立吴王恪，可知当日皇位继承终是摇动不固定之事，因此，太子之嗣位亦不得不别有拥戴扶立之元勋。若皇储之继承权本极固定者，则此辈元勋何从得居拥立之功耶？
至于高宗本庸懦之主，受制于武后，其皇储之不固定夫何足怪？而武曌则为旷世怪杰，既屡屠杀其亲生之子孙，何况区区废立之事？故其皇位继承之不定乃更意中事也。若立子立侄之问题乃属于别一范围，兹不讨论，仅略引有关高宗武曌废立其子之史文于下：
《旧唐书》八六《燕王忠传》（《新唐书》八一《燕王忠传》同）云：
燕王忠，高宗长子也，〔永徽〕三年，立忠为皇太子，显庆元年，废忠为梁王。
同书七《中宗纪略》云：
永隆元年，章怀太子废，其年立为皇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遗诏皇太子枢前即帝位，嗣圣元年二月，皇太后废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其年五月，迁于均州，寻徙居房陵。圣历元年，召还东都，立为皇太子。神龙元年正月，凤阁侍郎张柬之等率羽林兵诛〔张〕易之、昌宗，迎皇太子监国。乙巳，则天传位于皇太子。丙午，即皇帝位于通天宫。
同书同卷《睿宗纪略》云：
嗣圣元年，则天临朝，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帝〕为皇帝，仍临朝称制。及革命，改国号为周，降帝为皇嗣，徙居东宫，其具仪一比皇太子。圣历元年，中宗自房陵还，请让位于中宗。则天遂立中宗为皇太子，封帝为相王。景龙四年夏六月，中宗崩，临淄王讳〔隆基〕等率兵入北军，诛韦温等。甲辰，少帝逊于别宫，是日即皇帝位。
同书一一六《承天皇帝倓传》（《新唐书》八二《承天皇帝倓传》同，又参《旧唐书》八六、《新唐书》八一《孝敬皇帝传》《章怀太子传》）云：
〔李〕泌因奏〔肃宗〕曰：“臣幼稚时念《黄台瓜辞》，陛下尝闻其说乎？高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与〕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弘），为大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贤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与二弟同侍于父母之侧，无由敢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闻之省悟，即生哀愍。辞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
然最可注意者，实神龙元年正月癸卯（二十日）玄武门之事变，其事自唐室诸臣言之，则易周为唐为中兴复辟；自武则天方面言之，则不过贪功之徒拥立既已指定而未甚牢固之继承储君而已（凡唐代之太子实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继承者，故有待于拥立之功臣也）。此役之是非及其本末今不能详述，所欲论者，即中宗虽复立为皇太子，其皇位继承权实非固定，若全国俱认为必能终继武曌之位，无有可疑者，则五王等更将何所依借，以为号召之口实耶？兹录《通鉴》“神龙元年五月甲午以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条考异所引，而为司马君实所不取之《统纪》原文，以佐证鄙说焉，其文云：
太后善自粉饰，虽子孙在侧，不觉其衰老（其实此语《通鉴》上文已采用之矣）。及在上阳宫，不复栉颒，形容羸悴。上（中宗）入见，大惊。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上悲泣不自胜，伏地拜谢死罪。由是〔武〕三思等得入其谋。
此节史料实可解释中宗朝武氏权势不因则天失位而消灭之故，温公转不之信，无乃过于审慎欤？
《旧唐书》八六《殇皇帝重茂传》云：
景龙四年，中宗崩，韦庶人立重茂为帝，而自临朝称制。及韦氏败，重茂遂逊位，让叔父相王。
同书同卷《节愍太子重俊传》（《新唐书》八一《节愍太子重俊传》同）云：
〔神龙〕二年秋，立为皇太子，时武三思得幸中宫，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训尚安乐公主，常教公主陵忽重俊，以其非韦氏所生，常呼之为奴。或劝公主请废重俊为王，自立为皇太女，重俊不胜忿恨。
寅恪案：殇帝重茂以韦氏败见废，假使韦氏不败，而仿武曌之前例行事，则重茂亦未必能久立，何况其非韦氏所生者乎？重俊起兵失败，已于前言之，兹不复论，但究其所以举兵之由，实以既受武三思父子及安乐公主等之陵忌，明知其皇位继承权至不固定，遂出此冒险之举耳。睿宗嫡长子成器虽曾居皇太子之位，终以其庶弟隆基（玄宗）功业显著之故，而让皇储之位。是其皇位继承之不固定，无待言矣。至玄宗虽非长嫡，然以诛灭韦氏戴立睿宗之大功得越其嫡兄成器而立为皇太子，此盖有惩于建成太宗之故事，宜其皇位继承权之固定，及考诸记载，殊亦不然，兹略引史文以证明之。
《旧唐书》九五《让皇帝宪传》（《新唐书》八一《让皇帝宪传》同）云：
让皇帝宪，本名成器，睿宗长子也。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及睿宗降为皇嗣，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唐隆元年，进封宋王。期睿宗践阼，将建储贰，以成器嫡长，而玄宗有讨平韦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固让，（睿宗）乃许之。
同书八《玄宗纪》上（《新唐书》五《玄宗纪》略同）略云：
〔唐隆元年〕七月丙午，〔睿宗〕制曰：“第三子平王〔隆〕基可立为皇太子！”〔景云〕二年，又制曰：“皇太子〔隆〕基宜令监国，俾尔为政。其六品以下除授及徒罪以下，并取〔隆〕基处分！”延和元年六月，凶党因术人闻睿宗曰：“据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灾，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东宫矣。”睿宗曰：“传德避灾，吾意决矣。”七月壬午，制曰：“皇太子可令即皇帝位！”上（玄宗）意惶惧，驰见叩头，请所以传位之旨。睿宗曰：“吾因汝功业得宗社，易位于汝，吾知晚矣。”上始居武德殿视事，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皆自决之。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与太平公主同谋，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军作乱。上密知之，因出武德殿，入虔化门。枭常元楷、李慈于北阙。睿宗明日下诏曰：“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军国政刑一事已上，并取皇帝处分！”
（寅恪案：《通鉴》二一十“开元元年七月乙丑，上皇徙居百福殿。”）
同书九六《姚崇传》（《新唐书》一二四《姚崇传》同）云：
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岐王范、薛王业皆掌禁兵，外议以为不便，元之（崇本名元崇，因恶与突厥叛人同名，改为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请令公主往就东都，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离间兄弟，请加罪，乃贬元之为申州刺史。
同书同卷《宋璟传》（《新唐书》一二四《宋璟传》同）云：
时太平公主谋不利于玄宗，尝于光范门内乘辇，伺执政以讽之，众皆失色。璟昌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安得有异议？”乃与姚崇同奏请令公主就东都。玄宗惧，抗表请加罪于璟等，乃贬璟为楚州刺史。
同书九七《张说传》（《新唐书》一二五《张说传》同）云：
是岁（景云二年）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相顾，莫能对。说进曰：“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大悦，即日下制皇太子监国。明年，又制皇太子即帝位。俄而太平公主引萧至忠、崔湜为宰相。以说为不附己，转为尚书左丞，罢知政事，仍令往东都留司。说既知太平等阴怀异计，乃使献佩刀于玄宗，请先事讨之，玄宗深嘉纳焉。
寅恪案：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为皇太子，而其皇位继承权仍不固定，其后虽已监国，并受内禅，即皇帝位矣，而其皇位之不安定也如故，必至诛夷太平公主党徒之后，睿宗迫不得已，放弃全部政权，退居百福殿，于是其皇位始能安定，此诚可注意者也。至太平公主欲以羽林军作乱，幸玄宗早知其谋，先发制人，得斩禁军统将常元楷、李慈等，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斯又一例证矣。
《旧唐书》一百七《废太子瑛传》（《新唐书》八二《太子瑛传》同）略云：
废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开元三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及武惠妃宠幸，〔瑛母赵〕丽妃恩乃渐弛，惠妃之子寿王瑁，钟爱非诸子所比，〔惠〕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谋于宰相，意将废黜。中书令张九龄奏曰：“今太子既长，无过。”玄宗默然，事且寝。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惠妃女咸宜公主夫〕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鄂王瑶、光王琚）三人与太子妃兄薛锈常构异谋。玄宗遽召宰相筹之。林甫曰：“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锈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
寅恪案：瑛乃玄宗初立之太子，其皇位继承既已不能固定矣，至于此后所立之太子即后来继位之肃宗，其皇位继承权亦屡经动摇，若非乘安禄山叛乱之际拥兵自立为帝，则其果能终嗣皇位与否，殊未可知也。
《新唐书》二百七《宦者传上·高力士传》（参考《通鉴》二一四“开元二十六年”条《考异》）云：
初，太子瑛废，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属寿王〔瑁〕，帝（玄宗）以肃宗长，意未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尔，我家老，揣我何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长而立，孰敢争？”帝曰：“尔言是也。”储位遂定。
《旧唐书》十《肃宗纪》略云：
肃宗，玄宗第三子，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上为皇太子。初，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议立储贰，时寿王瑁母武惠妃方承恩宠，林甫希旨，以瑁对，及立上（肃宗）为太子，林甫惧不利己，乃起韦坚、柳勣之狱，上几危者数四。后又杨国忠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果叛，称兵诣阙，十二月辛丑，制太子监国，仍遣上亲总诸军进讨。时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由是军民切齿于杨氏。国忠惧，乃与〔杨〕贵妃谋间其事，上遂不行。明年六月，关门不守，国忠讽玄宗幸蜀，车驾将发〔马嵬顿〕，留上在后宣谕百姓，上回军〔欲收复长安〕。七月辛酉，上至灵武，〔裴〕冕〔杜鸿渐〕等凡六上笺〔请即皇帝位〕。上不获已，乃从。是月甲子，上即皇帝位于灵武。
同书一八四《宦官传·李辅国传》（《新唐书》二百八《宦者传下·李辅国传》同）云：
〔安〕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辅国侍太子（肃宗）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
寅恪案：玄宗何以舍寿王瑁而立肃宗为皇太子，此为别一问题，非兹篇所能论及也。惟肃宗既立为皇太子之后，其皇位继承权甚不固定，故乘安禄山叛乱玄宗仓卒幸蜀之际，分兵北走，自取帝位，不仅别开唐代内禅之又一新局，而李辅国因是为拥戴之元勋，遂特创后来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之先例，此甚可注意也。
《旧唐书》一一《代宗纪略》云：
代宗，肃宗长子，〔乾元元年〕四月庚寅，立为皇太子。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大渐，所幸张皇后无子，后惧上（代宗）功高难制，阴引越王系于宫中，将图废立。乙丑，皇后矫诏召太子，中官李辅国、程元振素知之，乃勒兵于凌霄门，俟太子至，即卫从太子入飞龙厩，以俟其变。是夕，勒兵于三殿，收捕越王系及内官朱光辉、马英俊等，禁锢之，幽皇后于别殿。丁卯，肃宗崩，元振等始迎上于九仙门，见群臣，行监国之礼。己巳，即皇帝位于柩前。
同书五二《后妃传》下《肃宗张皇后传》（《新唐书》七七《后妃传下·肃宗张皇后传》同）略云：
先在灵武时，太子（代宗）弟建宁王倓为后诬谮而死。自是太子忧惧，常恐后之构祸。后以建宁之隙，常欲危之。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大渐，后与内官朱辉光、马英俊、啖庭瑶、陈仙甫等谋立越王系，矫诏召太子入侍疾。中官程元振、李辅国知其谋，及太子入，二人以难告，请太子在飞龙厩。元振率禁军收越王，捕朱辉光等。俄而肃宗崩，太子监国，遂移后于别殿，幽崩，诛马英俊〔等〕。
同书一一六《承天皇帝倓传》（《新唐书》八二《承天皇帝倓传》同）略云：
时广平王（代宗）立大功，亦为张皇后所忌，潜构流言。
同书一八四《宦官传·李辅国传》（《新唐书》二百八《宦者传下·李辅国传》同）云：
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兵，代宗即位，辅国与程元振有定策功。
同书同卷《宦官传·程元振传》（《新唐书》二百七《宦者传上·程元振传》同）云：
宝应末，肃宗晏驾，张皇后与太子（代宗）有怨，恐不附己，引越王系入宫，欲令监国。元振知其谋，密告李辅国，乃挟太子，诛越王并其党与。
寅恪案：代宗虽有收复两京之功，而其皇位继承权不固定如此。最可注意者，则为自宝应元年四月乙丑（十六日）事变张皇后失败后，唐代宫禁中武曌以降女后之政柄，遂告终结。而皇位继承之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矣。但阉寺之中又分党派，互有胜败，如程元振等与朱辉光等之争，即是其例。至于李氏子孙无论其得或不得继承帝位如代宗与越王系之流，则皆阉寺之傀儡工具而已。
《旧唐书》一一八《杨炎传》（《新唐书》一四五《杨炎传》同）略云：
李正己上表请杀〔刘〕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惧，乃遣腹心分往诸道，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会奸邪，谋立独孤妃为皇后，上自恶之，非他过也。”
同书同卷《黎干传》（《新唐书》一四五《黎干传》同）云：
大历中，德宗居东宫，干及〔宦官刘〕清潭尝有奸谋动摇。
同书一二三《刘晏传》（《新唐书》一四九《刘晏传》同）略云：
时人风言：代宗宠独孤妃，而又爱其子韩王迥，晏密启请立独孤为皇后。〔杨〕炎因对扬流涕奏言：“赖祖宗福佑，先皇（代宗）与陛下（德宗）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干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
同书一三七《赵涓传》（《新唐书》一六一《赵涓传》同）云：
永泰初，涓为监察御史。时禁中失火，烧屋室数十间，火发处与东宫稍近，代宗深疑之。涓为巡使，俾令即讯。涓周历壖囿，按据迹状，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鞫明审，颇尽事情，既奏，代宗称赏焉。德宗时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
寅恪案：此德宗为太子时，其皇位继承权亦不固定之证也。
《新唐书》七《顺宗纪略》云：
大历十四年十二月乙卯，立为皇太子，郜国公主以蛊事得罪，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几废者屡矣，赖李泌保护，乃免。
《旧唐书》一三十《李泌传》（《新唐书》一三九《李泌传》同）云：
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郜国公主交通外人，上（德宗）疑其有他，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亦危。泌百端奏说，上意方解。
同书一五九《卫次公传》（《新唐书》一六四《卫次公传》同，并参考《旧唐书》一五九《郑纲传》）云：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昇遐。时东宫（顺宗）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絪等至金銮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人未对，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顺宗）虽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宪宗）。若有异图，祸难未已。”絪等随而唱之，众议方定。
寅恪案：《通鉴》二三二“贞元三年六月”条及二三三“贞元三年八月”条载顺宗为皇太子时几被废黜事甚详，盖与《新唐书·李泌传》同采自《邺侯家传》，李繁述其父事虽多溢美，然顺宗当日皇位继承权之动摇则为事实也。
依时代之次序，此下当论述宪宗之事迹。但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且唐代外廷士大夫之牛李党争即起于宪宗元和之世。兹为叙述便利之故，本篇中专论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之事实，则至德宗顺宗之交为止。此后以内廷及外朝之党派关系与皇位继承二端合并论证，而在论证此二端之前，先一言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线焉。唐代统治阶级在武曌未破坏“关中本位政策”以前，除宇文泰所创建之胡汉关陇集团胡汉诸族外，则为北朝传统之山东士族，凡外廷士大夫大抵为此类之人也。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如范阳卢氏者，山东士族中第一等门第也，然魏收著《魏书》，其第四七卷《卢玄传论》（李延寿于《北史》三十卢玄等《传论》即承用伯起元文）云：
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
其实伯起此言不独限于北魏时之范阳卢氏，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魏晋之际虽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惟一之标准者也。此点关系两晋、南北朝士族问题之全部，兹篇殊难详悉考辨。故除上引《魏书·卢玄传论》之关于河北者外，更举关于江左一事，以为例证，其余不能多及，但可以类推也。
《旧唐书》一九十上《文苑传》上《袁朗传》（《新唐书》二百一《文艺传上·袁朗传》同）略云：
袁朗，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虽琅邪王氏继有台鼎，而历朝首为佐命，鄙之不以为伍。朗孙谊，又虞世南外孙。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尝因视事，司马清河张沛通谒，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谊揖之曰：“司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谊曰：“司马何言之失？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利禄，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沛怀惭而退，时人以为口实。
寅恪案：袁谊、张沛之言皆是也，不过袁说代表六朝初期门第原始本义，张说代表六朝后期及隋唐时代门第演化通义，其分别如是而已，然于此亦可观古今世变矣。又袁谊“山东人尚于婚媾”之言，可取与《新唐书》一九九《儒学传中·柳冲传》附载柳芳论氏族文中
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
诸语参证。其实袁张之异同亦涉及地域及种族问题，匪仅古今时间之关系，但此非本篇所能具论者也。
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此事寅恪尝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论之，兹不复赘。但东汉学术之重心在京师之太学，学术与政治之关锁则为经学，盖以通经义、励名行为仕宦之途径，而致身通显也。自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以后，学术重心自京师之太学移转于地方之豪族，学术本身虽亦有变迁，然其与政治之关锁仍循其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之一贯轨辙。此点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实与唐高宗、武则天后之专尚进士科，以文词为清流仕进之唯一途径者大有不同也。由此可设一假定之说：即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而放浪才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之子弟者，则因旧日之士族既已沦替，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统治地位，仍未具旧日山东旧族之礼法门风，其子弟逞才放浪之习气犹不能改易也。总之，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空间、时间既非绝对隔离，自不能无传染熏习之事。但两者分野之界画要必于其社会历史背景求之，然后唐代士大夫最大党派如牛李诸党之如何构成，以及其与内廷阉寺之党派互相勾结利用之隐微本末，始可以豁然通解，请略征史实，以证论之。
《旧唐书》一八上《武宗纪》“会昌四年末”载宰相李德裕之言（参考《新唐书》四四《选举志》，又《唐语林》一《言语类》“李太尉德裕未出学院”条，谓“德裕父吉甫劝勉德裕应举”及“玉泉子李德裕以己非科第”条所言，恐皆不可信）云：
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新唐书》四四《选举志》（参考《旧唐书》一七三《郑覃传》、王定保《摭言》一“散序进士”条等）略云：
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得不罢。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旧唐书》一七四《李德裕传》（《新唐书》一八十《李德裕传》同，又参考“玉泉子李卫公以己非科第”条）略云：
李德裕，赵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赵国忠懿公。元和初宰相，德裕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
《新唐书》一六三《柳公绰传》附仲郢传云：
知吏部铨，〔李〕德裕颇抑进士科，仲郢无所徇，是时以进士选，无受恶官者。
《旧唐书》一七三《郑覃传》（《新唐书》一六五《郑珣瑜传》附覃传同）。略云：
郑覃（荥阳人），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荫补弘文校理。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文宗）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大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宗闵以覃与李德裕相善，薄之，奏罢〔覃翰林〕侍讲学士。文宗好经义，心颇思之。六年二月，复召为侍讲学士。七年春，德裕作相，以覃为御史大夫。文宗尝于延英谓宰相曰：“殷侑通经学，为人颇似郑覃。”宗闵曰：“覃侑诚有经学，于议论不足听览。”李德裕对曰：“覃尝嫉人朋党，为宗闵所薄故也。”八年德裕罢相，宗闵复知政，与李训、郑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绅。二人贬黜，覃亦左授秘书监。九年六月，杨虞卿、李宗闵得罪长流，复以覃为刑部尚书。十月，迁尚书右仆射，兼周子祭酒。训、注伏诛，以本官同平章事。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初，紫宸对上（文宗）语及选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帝曰：“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方镇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帝曰：“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过有崇树。”上尝于延英论古今诗句工拙。覃曰：“近代陈后主、隋炀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终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愿陛下不取也。”〔开成〕四年五月，罢相，守左仆射。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为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谒〔辞〕。会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覃位至相国，所居未尝增饰，才庇风雨，家无媵妾，人皆仰其素风。女孙适崔皋，官裁九品卫佐，帝重其不婚权家。（此十八字新传之文）
《唐语林》二《文学类》云：
文宗皇帝曾制诗以示郑覃。覃奏曰：“且乞留圣虑于万几，天下仰望。”文宗不悦。覃出，复示李宗闵。叹伏不已，一句一拜，受而出之。上笑谓之曰：“勿令适来阿父子见之！”
寅恪案：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俱是北朝数百年来显著之士族，实可以代表唐代士大夫中主要之一派者。而德裕及覃父子又世为宰相，其社会历史之背景既无不相同，宜其共结一党，深恶进士之科也。《文选》为李氏所鄙视，《石经》为郑覃所建刊，其学术趣向殆有关家世遗传，不可仅以个人之偶然好恶为解释。否则李文饶固有唐一代不属于复古派之文雄，何以亦薄《文选》之书？推究其故，岂不以“熟精《文选》理”乃进士词科之人即高宗、武后以后新兴阶级之所致力，实与山东旧族以经术礼法为其家学门风者迥然殊异，不能相容耶？南北朝社会以婚、宦二端判别人物流品之高下，唐代犹承其风习而不改，此治史者所共知。兹更举关于郑覃之一事，以补证《新唐书》所纪其不婚当世权门而重旧日士族之一节如下：
《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庄恪太子妃”条（《新唐书》一七二《杜兼传》附中立传云：开成初文宗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寅恪案：中立固出名家，但尚主与纳妃微有不同，故附记于此，以供参证）云：
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子女者，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召宰臣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妇。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亲情，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罗诃去。”因遂罢其选。（原注：出《卢氏杂说》。寅恪案：《唐语林》四《企羡类》亦引《卢氏杂说》此条，但作“打朕家事罗诃去”。）
寅恪案：此条所载文宗语末句颇不易解，姑从阙疑。据《旧唐书》一七五《庄恪太子永传》（《新唐书》八二《庄恪太子永传》同），鲁王永以文宗大和六年十月册为皇太子，开成三年十月薨，又据《新唐书》六三《宰相表》（《旧唐书》一三、《新唐书》九《文宗纪》及《两唐书·郑覃传》俱同），郑覃以大和九年十一月至开成四年五月之时间任宰相之职，而自大和六年十月至开成三年十月即鲁王永为皇太子期间，宰相中覃之外，别无郑姓者。故知文宗“汝郑门”之语专对覃而言者也。依覃之意，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然则唐代山东士族心目中社会价值之高下估计亦可想见矣。又唐代皇室本出自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胡汉集团，即朱元晦所谓“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者（上篇之首已引），固应与山东士族之以礼法为门风者大有不同。及汉化程度极深之后，与旧日士族比较，自觉相形见绌，益动企羡攀仰之念。然贵为天子，终不能竞胜山东旧族之九品卫佐，于此可见当日山东旧族之高自标置，并非无因也。
至李唐皇室与山东士族之关系亦有可略言者。考唐室累代其初对于山东旧族本持压抑政策，如《新唐书》九五《高俭传》（参考《旧唐书》六五《高士廉传》、《唐会要》三六“氏族”条、《贞观政要》七《礼乐篇》“贞观六年谓房玄龄”条、《旧唐书》七八《新唐书》一百四《张行成传》、《旧唐书》八二《新唐书》二二三《奸臣传上·李义府传》、《通鉴》一九五“贞观十二年正月”条、《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七姓”条等）略云：
初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由是诏士廉责天下谱牒，参考史传，检正真伪，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干仍居第一。帝曰：“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不解人间何为贵之？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遂以崔干为第三姓（姓旧传作等），班其书天下。高宗时，许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义府耻其家无名，更刊定之，裁广类例。帝（高宗）自叙所以然，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改为《姓氏录》。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搢绅耻焉，目为“勋格”，义府奏：悉索《氏族志》，烧之。先是，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李〕宝等为冠。其后矜尚门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寅恪案：此为唐初情状，后来不如是也）。后房玄龄、魏徵、李勣复与昏，故望不减。
又《国史补·上》（参考《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略云：
李积，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常以为爵位不如族望，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积”而不衔。
又《通鉴》二四八“大中二年十一月万寿公主适郑颢”条云：
颢弟顗，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万寿〕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上（宣宗）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昏，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
又《东观奏记·上》（参《唐语林》七补遗“万寿公主宣宗之女”条、《新唐书》一一九《白居易传》附敏中传）略云：
万寿公主，上（宣宗）女将下嫁，命择郎婿。郑颢，相门子（寅恪案：颢之祖絪，宪宗朝宰相），首科及第，声名籍甚，时昏卢氏。宰臣白敏中奏选尚主，颢衔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为邠宁都统，行有日，奏上曰：“颢不乐国姻，衔臣入骨髓，臣在中书，颢无如臣何，一去玉阶，必媒蘖臣短，死无种矣。”
寅恪案：前言山东士族之所以兴起，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高厚见重于人。降及唐代，历年虽久，而其家风礼法尚有未尽沦替者。故贞观天子钦定《氏族志》，虽可以降抑博陵崔氏第二房郁后之崔干为第三等（见《新唐书》七二下《宰相世系表》“崔氏”条及《旧唐书》六十、《新唐书》七八《淮安王神通传》），而开成皇帝不能禁其宰相之宁以女孙适九品卫佐之崔皋（皋之家世未及详考，然其为“七姓”之一，则无可疑也），而不愿其家人为皇太子妃。至大中朝借皇室之势，夺婚卢氏，其后君臣翁婿卒皆以此为深恨，又何足怪哉！帝王之大权不及社会之潜力，此类之事即其一例，然非求之数百年往日背景，不易解释也。
既明乎此，则牛李（德裕）党派分野界画之所在，终可得而言。
《唐语林》三《识鉴类》（参考《南部新书·丁》）云：
陈夷行、郑覃请经术孤立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胄词彩者居先，每延英议政多异同，卒无成效，但寄之颊舌而已。
盖陈、郑为李（德裕）党，李、杨为牛党，经术乃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传统之旧家学，词彩则高宗、武后之后崛兴阶级之新工具。至孤立、地胄之分别，乃因唐代自进士科新兴阶级成立后，其政治社会之地位逐渐扩大，驯致旧日山东士族如崔皋之家，转成孤寒之族。若李（珏）杨之流虽号称士族，即使俱非依托，但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论其实质，亦与高宗、武后由进士词科进身之新兴阶级无异。迨其拔起寒微之后，用科举座主门生及同门等关系，勾结朋党，互相援助，如杨于陵、嗣复及杨虞卿、汝士等，一门父子兄弟俱以进士起家，致身通显（见《旧唐书》一六四、《新唐书》一六三《杨于陵传》，《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七四《杨嗣复传》，《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七五《杨虞卿传》及《南部新书·己》“大和中人指杨虞卿宅南亭子为行中书”条等），转成世家名族，遂不得不崇尚地胄，以巩固其新贵党类之门阀，而拔引孤寒之美德高名翻让与山东旧族之李德裕矣（见《摭言》七《好放孤寒门》“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条及《唐语林》七《补遗》“李卫公颇升寒素”条等），斯亦数百年间之一大世变也，请略征旧籍，证明于下：
《摭言》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条（略见上引《新唐书·选举志》）略云：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集会于慈恩塔下题名。会昌三年，赞皇公（李德裕）为上相，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崇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奉敕：“宜依！”
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
《玉泉子》云：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
《旧唐书》一八下“宣宗纪大中三年九月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参军制”云：
诬贞良造朋党之名。
据此，李德裕所谓朋党，即指新兴阶级浮薄之士借进士科举制度座主门生同门等关系缔结之牛党也。
或疑《通鉴》二三八“元和七年春正月辛未”条（《新唐书》一六二《许孟容传》附季同传同），载“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事”略云：
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
则似科举制度与结党无关者。但详考之，知《通鉴》此条及《新唐书·许孟容传》俱采自《李相国论事集》，其书专诋李吉甫，固出于牛党之手，其所言同年无情，乃牛党强自辩护之词，殊非实状也。夫唐代科举制度下座主门生及同年或同门关系之密切原为显著之事，可不详论，兹仅举三数例于下，亦足以为证明也。
《旧唐书》一七七《韦保衡传》（《新唐书》一八四《路岩传》附韦保衡传同）云：
保衡恃恩权，素所不悦者，必加排斥。王铎贡举之师，萧遘同门生，以素薄其为人，皆摈斥之。
寅恪案：史所书保衡之恶，依当时习惯言，乃一破例。此正可以反证当日座主门生以及同年或同门之间互相援助之常态也。
《白氏长庆集》一六《重题〔草堂东壁〕（七律）四首》之四云：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寅恪案：白乐天此诗自言已外形骸，了生死，而犹倦倦于座主高郢之深恩未报，斯不独香山居士一人之笃于恩旧者为然，凡苟非韦保衡之薄行寡情者，莫不如是。此实可为唐代门生对座主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独异志》（参《唐语林》四《贤媛类》《南部新书·己》）云：
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寅恪案：座主以门生为庄田，则其施恩望报之意显然可知。此唐代座主对于门生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旧唐书》一七六《杨嗣复传》（《新唐书》一七四《杨嗣复传》不载同门结党之由，不及《旧传》之得其实，又《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可与参证）云：
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
寅恪案：史言牛派巨子以同门之故，遂结为死党。此唐代科举同门关系之一例证也。
复次，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沉转变之概状矣。其记载略录于下：
康骈《剧谈录》（参《唐语林》六《补遗》）云：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为韩愈深所知重，于缙绅间每加廷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相国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交结于贺。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入。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惭愤而退。其后〔稹〕以左拾遗制策登科，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祖当作父）讳晋〔肃〕，不合应（进士）举，（贺）遂致轗轲。韩愈惜其才，为著《讳辩录》明之，然竟不成名。
寅恪案：《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
《东观奏记·上》（参《新唐书》一八二《李珏传》及《唐语林》三《识鉴类》）略云：
李珏，赵郡赞皇人。早孤，居淮阴，举明经。李绛为华州刺史，一见谓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掇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路。一举不第，应进士〔举〕，许孟容为宗伯，擢居上第。
《新唐书》一八三《崔彦昭传》云：
〔彦昭〕与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显，而彦昭未仕，尝见凝，凝倨不冠带，嫚言曰：“不若从明经举。”彦昭为憾。至是凝为兵部侍郎，母闻彦昭相，敕婢多制履袜，曰：“王氏妹必与子皆逐，吾将共行。”彦昭闻之，泣且拜，不敢为怨，而凝竟免。（寅恪案：此采自尉迟偓《中朝故事》。）
《摭言·散序进士门》云：
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据上诸条，进士、明经二科在唐代社会其价值之高下，可以推知，不待广引也。又唐代社会于此二科之评价，有高下之殊，亦由当时政治之关系所致，盖朝廷与民众二者互相影响也。如《唐语林》四《企羡类》略云：
薛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寅恪案：上篇引《通典》一五《选举典三》所载沈既济之言，谓进士科之特见尊重，实始于高宗、武后时。薛元超为高宗朝晚年宰相，是与沈氏之语适合也。
《新唐书》四四《选举志》（《摭言》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志”条同，又《新志》此条前已征引，今为解释便利之故，复节录数语于此）略云：
武宗即位，李德裕为宰相，尤恶进士。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旧唐书》一八下《宣宗纪》“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条略云：
帝（宣宗）雅好儒士，留心贡举。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又敕：“自今进士放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
寅恪案：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而此点亦即牛李二党进退荣辱之表征也。请更取证于下列史料：
《唐语林》四《企羡类》（参《说郛》七三引《卢氏杂说》）云：
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试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寅恪案：可参同书同卷同类“宣宗好儒”条“殿柱自题曰：乡贡进士李某”）。
又同书同类（参《东观奏记·上》）略云：
宣宗尚文学，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宣宗索《登科记》，敕翰林：“自今放榜后，仰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仰所司逐年编次！”
夫大中一朝为纯粹牛党当政李党在野之时期，宣宗之爱羡进士科至于此极，必非偶然也。
又张尔田先生《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大中二年”下引沈曾植先生之言曰：
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
寅恪案：乙盒先生近世通儒，宜有此卓识，其所谓“牛党重科举者”自指重进士科而言也。或疑问曰：“牛党中以进士科出身者如李珏，则系出赵郡李氏（见前引《东观奏记·上》，并参《唐语林》三《识鉴类》及《旧唐书》一七三《新唐书》一八二《李珏传》等），李宗闵则为唐宗室，而郑王元懿之四世孙（见《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及《新唐书》七十下《宗室世系表》“小郑元王房”条等），至党魁牛僧孺更是隋代达官兼名儒牛弘之八世孙，且承其赐田赐书之遗业。并以进士擢第者（见《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七四《牛僧孺传》及《唐文粹》六五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集》七《牛僧孺墓志铭》等），然则牛党巨子俱是北朝以来之旧门及当代之宗室，而李党之健者如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之流复皆以进士擢第（见《旧唐书》一七三、《新唐书》一八一《陈夷行传》，《旧唐书》一七三《新唐书》、一八一《李绅传》，《旧唐书》一七三、《新唐书》一三一《李回传》，《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八一《李让夷传》等），是李党亦重进士之科，前所谓牛李党派之分野在科举与门第者，毋乃不能成立耶？应之曰：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但此为少数之特例，非原则之大概也。故互受影响一事可以不论，所可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与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与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其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如《新唐书》七十上《宗室世系表》所云：
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孙蕃衍，可谓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远亲尽，则各随其人贤愚，遂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至或流落于民间，甚可叹也。
故对于此新旧两统治阶级之斗争，传处于中立地位，既自可牛，此李宗闵之所以为牛党也，亦复可李，此李回之所以为李党也。二曰：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也。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也。兹更举数例以为证明，而解疑惑焉。
《旧唐书》一三六《崔损传》（《新唐书》一七六《崔损传》同）略云：
崔损，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后，名位卑替，损大历末进士擢第。户部尚书裴延龄素与损善，乃荐之于德宗。〔贞元〕十二年，以本官（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损〕身居宰相，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袝，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
同书同卷《卢迈传》（《新唐书》一五十《卢迈传》同）略云：
卢迈，范阳人。少以孝友谨厚称，深为叔舅崔祐甫所亲重。两经及第，迁尚书右丞，〔贞元〕九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迈〕友爱恭俭，迈从父弟
为剑南西川判官，卒于成都，归葬于洛阳，路由京师，迈奏请至城东，哭于其柩，许之。近代宰臣多自以为崇重，三服之亲，或不过从而吊临，而迈独振薄俗，请临弟丧，士君子是之。
同书一八八《孝友传·崔沔传》（《新唐书》一二九《崔沔传》同，参《颜鲁公文集》一四《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铭记》）略云：
崔沔，京兆长安人，自博陵徙关中，世为著姓。沔淳谨，口无二言，事亲至孝，博学有文词，母卒，哀毁逾礼。沔既善礼经，朝廷每有疑义，皆取决焉。
同书一一九《崔祐甫传》（《新唐书》一四二《崔祐甫传》同）略云：
崔祐甫，父沔，黄门侍郎，谥曰孝公。家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安禄山陷洛阳，士庶奔迸，祐甫独崎危于矢石之间，潜入私庙，负木主以窜。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此语前已引），及祐甫代衮，荐延推举，无复疑滞，日除十数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八百员，多称允当。朱泚之乱，祐甫妻王氏陷于贼中，泚以尝与祐甫同列，雅重其为人，乃遗王氏缯帛菽粟，王氏受而缄封之。及德宗还京，具陈其状以献，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
据此，知崔损虽与沔、祐甫同属博陵崔氏，而一为当世所鄙薄之“破落户”，一为礼法名家。卢迈既是祐甫之甥，其以孝友恭俭著称，必受其父母两系门风之熏习无疑。然则崔沔、祐甫、卢迈之流，乃真山东旧族之代表，可与新兴阶级对垒相抗者也。又《旧唐书》一一九《常衮传》（《新唐书》一五十《常衮传》同）云：
天宝末举进士，〔作相〕尤排摈非文辞登科第者。
而祐甫代衮，用人不拘于进士，岂其意旨与李德裕、郑覃所持之说亦有合欤？是前日常崔之异同，即后来牛、李之争执，读史者不可不知其一贯之联系也。三曰：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也，如杜牧《樊川集》七《牛僧孺墓志铭》（参考《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七四《牛僧孺传》及《唐文粹》五六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新唐书》五七上《宰相世系表》“牛氏”条等）云：
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学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赠文安侯。文安后四世讳凤及，仕唐为中书门下侍郎、修国史，于公为高祖。文安后五世集州刺史、赠给事中讳休克，于公为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赠太尉绍。太尉生华州郑县尉、赠太保讳幼闻。太保生公，孤始七岁，长安南下杜樊乡东，文安有隋氏赐田数顷，书千卷尚存。
寅恪案：《新唐书》七五上《宰相世系表》“牛氏”条与牧之文微有出入。牛弘仕隋，官至吏部尚书，迄未尝一为宰相（见《隋书》四九《北史》七二《牛弘传》，但《两唐书·牛僧孺传》皆谓弘为仆射，似因此可称“相隋”，考《旧史弘传》止载弘卒后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并未言赠仆射。又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虽亦言赐田等事，但无“牛弘相隋”之语，《通鉴》二三七“元和三年夏四月”条胡《注》则云：“牛弘相隋”，盖承昔人之误也。可详考《通典》二一《职官典三》“宰相”条，兹不备论），殆以吏部尚书当天官冢宰之误。然此等俱无关宏旨，可不深论。独家有牛弘隋代赐田一事，似僧孺与弘之血统关系确凿可信，但一取与此相类之事即僧孺同党白居易、敏中兄弟家所谓前代先祖赐田者考之，则又不能不使人致疑于新兴阶级之多所依托也。
《白氏长庆集》二九《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云：
初，高祖赠司空有功于北齐，诏赐庄宅各一区，在同州韩城县，至今存焉。(https://www.daowen.com)
此所谓“有功于北齐”之司空即白建也。据《北齐书》四十《白建传》（《北史》五五《白建传》略同）略云：
白建字彦举，武平七年卒，赠司空。
是白建卒于北齐未亡以前。其生存时期，周、齐二国东西并峙，互相争竞。建为齐朝主兵之大臣，其所赐庄宅何得越在同州韩城，即仇雠敌国之内乎？其为依托，不待辨说也。又《新唐书》七五下《宰相世系表》“白氏”条列白居易、敏中之先世云：
白建字彦举，后周弘农郡守、邵陵县男。
此白建既字彦举，与北齐主兵大臣之姓氏名字俱无差异，是即白香山所自承之祖先也。但其官则为北周弘农郡守，与北齐赠司空之事绝不能相容，其间必有窜改附会，自无可疑。岂居易、敏中之先世赐田本属于一后周姓白名某字某之弘农郡守，而其人却是乐天兄弟真正之祖宗，故其所赐庄宅能在后周境内，后来子孙远攀异国之贵显，遂致前代祖宗横遭“李树代桃”之厄耶？今虽难确定此一重公案，而新兴阶级所谓前代赐田之不能作绝对可信之物证，亦由是得以推知也。至白氏亲舅甥之婚配（见近刊《罗贞松先生遗稿》），乃新兴阶级之陋习，宜其为尊尚礼法门风之山东旧族所鄙薄。又白香山之违犯当时名教，坐不孝贬官，虽有政治性质，终亦与其门族渊源不无关系，但非兹篇所能旁及者矣。
复次，《旧唐书》一七二《令狐楚传》（《新唐书》一六六《令狐楚传》略同）云：
令狐楚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
《新唐书·令狐楚传》虽删去“自言”二字，据其书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令狐氏”条，楚实非出自德棻。然则《旧传》“自言”之语固不应删也。夫楚、绹父子继世宰相，尤为牛党之中坚，而其家世谱牒之有所依托，亦与白敏中相同。是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不足信赖，观此可知也。
又，就牛李党派之分画以进士科及旧门族为标识一点尚有须注意者，即李栖筠在天宝末年已以仕进无他途，不得不举进士（见前引《旧唐书·武宗纪中》李德裕语），则贞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词科之高选，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而新兴阶级复已累代贵仕，转成乔木世臣之家矣。如杨收一门者可谓唐末五代间之世家也，观《旧唐书》一七七《杨收传》所云：
杨收自言隋越公素之后。
史臣曰：“门非世胄，位以艺升。”
可为一例。然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凡借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见《旧唐书》二十《哀帝纪》“天佑二年四月癸巳”敕文、一一三《裴遵庆传》附枢传及《新唐书》一四十《裴遵庆传》附枢传等）。又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倡伎文学有密切关系，孙棨《北里志》所载即是一证。又如韩偓以忠节著闻，其平生著述中《香奁》一集，淫艳之词亦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寅恪案：此集冬郎《自序》中“大盗入关”之语实指黄巢陷长安而言。震钧即唐晏作《韩承旨年谱》乃误以大盗属之朱全忠，遂解释诗旨，多所附会，殊不可信也，以不在此篇范围，故不详辨）。然则进士之科其中固多浮薄之士，李德裕、郑覃之言殊末可厚非，而数百年社会阶级之背景实与有关涉，抑又可知矣。
如牛党之才人杜牧，实以放浪著称。《唐语林》七《补遗》所载“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条、“杜舍人牧恃才名颇纵酒色”条，及其《樊川集》中《遣怀（七绝）》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之句等皆是其证例。或疑其祖佑既为宰相，而兼通儒，是其人乃名家之子弟，似不可列之新兴阶级中。但详考其家世风习，则知佑之父希望实以边将进用（见《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及《唐文粹》六八权德舆撰《杜佑墓志铭》），虽亦号为旧家，并非士大夫之胜流门族。《旧唐书》一四七《杜佑传》（《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同）云：
〔佑〕在淮南时，妻梁氏亡后，升嬖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寅恪案：权文公铭佑之墓，而不载李氏者，殆为之讳耶？）
又同书一二四《李正己传》附师古传（《新唐书》二一三《藩镇淄青·李正己传》附师古传同）云：
〔贞元〕十五年正月，师古、杜佑、李栾妾媵并为国夫人。
又同书一三五《李齐运传》（《新唐书》一六七《李齐运传》同）云：
末以妾卫氏为正室，身为礼部尚书，冕服以行其礼，人士嗤诮。
又同书一八八《孝友传·李日知传》（《新唐书》一一六《李日知传》同）略云：
〔日知〕卒后，少子伊衡，以妾为妻，家风替矣。
夫杜氏既号称旧门（见《新唐书》七二上《宰相世系表》“杜氏”条），而君卿所为乃与胡族武人同科，在当时士论，至少亦有如李伊衡之“以妾为妻，家风替矣”之叹。若取较山东士族仍保持其闺门礼法者，固区以别矣。然则牧之以进士擢第，浮华放浪，投身牛党，不独其本人性质近似使然，亦其家世风习与新兴阶级符合所致，实可与前述博陵崔损事并论，盖虽俱称旧门，仍不妨列之新兴阶级中也（可取《两唐书·杜佑传》附牧传与《唐语林》七《补遗》“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条附载“牧子晦辞亦好色事”互相参证。知其家风固习于浮薄，不同山东礼法旧门也）。
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参《旧唐书》一九十下《文苑传》、《新唐书》二百三下《李商隐传》）
若柳仲郢处牛李二党之间，则与义山不同，《旧唐书》一六五《柳公绰传》附仲郢传（《新唐书》一六三《柳公绰传》附仲郢传同）略云：
〔公绰〕子仲郢，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牛僧孺镇江夏，辟为从事。仲郢有父风，动修礼法。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后李〕德裕奏为京兆尹，谢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门馆。”德裕不以为嫌。仲郢严礼法，重气义，尝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无禄仕者，仲郢领盐铁时，取德裕兄子从质为推官，知苏州院事，令以禄利赡南宅。令狐绚为宰相，颇不悦。仲郢与绚书自明，绚深感叹，寻与从质正员官。仲郢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子玭尝著书诫其子弟。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
考柳氏虽是旧门，然非山东冠族七姓之一，公绰、仲郢父子所出，亦非柳氏显著之房望（见《新唐书》七三上《宰相世系表》“柳氏”条），独家风修整，行谊敦笃，虽以进士词科仕进（公绰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受牛僧孺之知奖，自可谓之牛党，然终用家门及本身之儒素德业，得见谅于尊尚门风家学之山东旧族李德裕，故能置身牛、李恩怨之外，致位通显，较李商隐之见弃于两党，进退维谷者，诚相悬远矣。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升沉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阙也。
牛李党派之社会背景及其分野界画既略阐明，其朝政竞争胜败进退之史实始易于解释。前论唐代中央政变皇位继承不固定之事迹至德顺之间而止，兹请续述顺宪间永贞内禅隐秘之内容。但因永贞内禅为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勾结之一显著事例，而牛李党派实又起于宪宗元和时之故，此后即取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二事合并言之。所以然者，不仅为纪述便利计，亦因此二事原有内在之关联性，不得分隔论之也。
关于永贞内禅之隐秘，寅恪已于拙著《〈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专论之（载《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甲编》）。故兹于《顺宗实录》避免繁冗，仅录其条目，而略其原文，别更节写其他关于此事者于韩书之后，以供参证焉。
韩愈《顺宗实录》一之
〔王〕伾以〔王〕叔文意入言于宦者李忠言，称诏行下条。
同书三之
叔文欲依前带翰林学士，宦者俱文珍等恶其专权，削去翰林之职条。
同书四之
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韦〕执谊执行于外，而中官刘光琦、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猜怨条。
同书五之
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等条。
《新唐书》二百七《宦者传上·刘贞亮》即《俱文珍传》（《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俱文珍传》略同）略云：
贞元末，宦人领兵，附顺者益众。会顺宗立，淹痼弗能朝，惟〔宦者〕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书，然未得纵欲，遂夺神策兵以自强，即用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收宦者权。而忠言素懦谨，每见叔文，与论事，无敢异同。唯贞亮乃与之争。又恶朋党炽结，因与中人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同劝帝立广陵王为太子监国，帝纳其奏。元和八年卒，宪宗思其翊戴之功，赠开府仪同三司。（此十五字旧传之文。）
《旧唐书》一五九《路随传》（《新唐书》一四二《路随传》同）略云：
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随奏曰：“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
寅恪案：宪宗之得立为帝，实由宦者俱文珍等之力。文珍与其同类李忠言异趣，故内廷文珍之党竞胜，王伾、王叔文固不待论，而外廷之士大夫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遂亦不得不退败矣。
韩退之本与文珍有连（见《昌黎外集》三《送俱文珍序》及王鸣盛《蛾术编》五七），其述永贞内禅事，颇袒文珍等。其公允之程度虽有可议，而其纪内廷宦官之非属一党及压迫顺宗拥立宪宗之隐秘转可信赖。惟其如此，后来阉寺深不欲外人窥知，所以屡图毁灭此禁中政变之史料也。刘禹锡《梦得外集》九《子刘子自传》述“永贞内禅事”云：
时太上（顺宗）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
梦得在当时政治上与退之处于反对地位者（观《昌黎集》一《赴江陵途中》诗“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雠”等语。又三《永贞行及忆昨行》诗“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之句，可以为证，其详不能于此言之也），而所言禁中事亦与退之相同。然则韩、刘之述作皆当时俱文珍一党把持宫掖胁迫病君拥立皇子之实录，而永贞内禅乃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内廷阉寺党派影响于外朝士大夫之显著事例也。
又《旧唐书》一五九《崔群传》（《新唐书》一六五《崔群传》同）云：
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镈欲加“孝德”两字。群曰：有“睿圣”，则“孝德”在其中矣。竟为镈所构，宪宗不乐，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
寅恪案：皇甫镈以靳惜“孝德”二字构崔群，宪宗竟信其语，因之不乐而出群。据此，宪宗之于其父，似内有惭德也。然则永贞内禅一役必有隐秘不能昌言者，从可知矣。牛李党派之争起于宪宗之世，宪宗为唐室中兴英主，其为政宗旨在矫正大历、贞元姑息苟安之积习，即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而主持用兵之内廷阉寺一派又与外朝之李党互相呼应，自不待言。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阉寺始终柄权，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维持不改。及内廷阉寺党派竞争既烈，宪宗为别一反对派之阉寺所弑，穆宗因此辈弑逆徒党之拥立而即帝位，于是“销兵”之议行，而朝局大变矣（后来牛李二党魁维州之异同与此点亦有关，不仅由僧孺之嫉功也。可参考《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七四《牛僧孺传》及《唐文粹》五六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集》七《牛僧孺墓志铭》，而《通鉴》二四七“会昌三年三月”条司马光之论及胡三省之《注》尤可注意也）。
《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吐突承璀传》（《新唐书》二百七《宦者传上·吐突承璀传》同）略云：
吐突承璀幼以小黄门直东宫，宪宗即位，授内常侍，知内侍省事，俄授左军中尉、功德使〔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诏以承璀为河中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等使。谏官、御史上疏相属，皆言：“自古无中贵人为兵马统帅者”，宪宗不获已，改为充镇州已东招抚处置等使。出师经年无功，承璀班师，仍为禁军中尉。段平仲抗疏，极论承璀轻谋弊赋，请斩之以谢天下。宪宗不获已，降为军器使，俄复为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出为淮南节度监军使，上待承璀之意未已，而率相李绛在翰林时，数论承璀之过，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还，乃罢绛相位。承璀还，复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议请立澧王宽为太子，宪宗不纳，立遂王宥。穆宗即位，衔承璀不佑己，诛之。
同书一六四《李绛传》（《新唐书》一五二《李绛传》多采《李相国论事集》，可参读）云：
吐突承璀恩宠莫二，是岁（元和六年）将用绛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为淮南监军。翌日，降制，以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绛梗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不协。时议者以吉甫通于承璀，故绛尤恶之。
同书一四八《李吉甫传》（《新唐书》一四六《李栖筠传》附吉甫传同）云：
刘辟反，帝（宪宗）命诛讨之，计未决，吉甫密赞其谋，兼请广征江淮之师，由三峡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从，由是甚见亲信。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请袭父位，吉甫以为淮西内地，不同河朔，且四境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为守御，宜因时而取之，颇叶上旨，始为经度淮西之谋。
《新唐书》二百一《文艺传上·元万顷传》附义方传（《通鉴》二三八“元和七年正月辛末条”同）云：
历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观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闽人也，义方用其亲属为右职。李吉甫再当国，阴欲承璀奥助，即召义方为京兆尹。（寅恪案：《新唐书》及《通鉴》俱采自《李相国论事集》。）
寅恪案：宪宗与吐突承璀之关系可谓密切矣。故元和朝用兵之政策必为在内廷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所主持，而在外朝赞成用兵之宰相李吉甫其与承璀有连，殊不足异也。至《旧唐书》一三七《吕渭传》附温传（《新唐书》一六十《吕渭传》附温传同）云：
〔元和〕三年，吉甫为中官所恶，将出镇扬州，温欲乘其有间，倾之。
其所谓中官疑是宦官中之别一党派，与吐突承璀处于反对之地位者也。《旧唐书》一六七《李逢吉传》（《新唐书》一七四《李逢吉传》同，并参《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六六《令狐楚传》）云：
时用兵讨淮、蔡，宪宗以兵机委裴度。逢吉虑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恶。及度亲征，学士令狐楚为度制辞，言不合旨。楚与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罢楚学士，罢逢吉政事。
同书一七十《裴度传》（《新唐书》一七三《裴度传》同，并参《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百一《萧璃传》附俛传、《旧唐书》一六八、《新唐书》一七七《钱徽传》等）云：
先是诏群臣各献诛吴元济可否之状，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俛语尤切。唯度言：贼不可赦。
寅恪案：元和廷议用兵淮蔡之时，宪宗总持于上，吐突承璀之流主张于内，而外朝士大夫持论虽有异同，然其初未必遽有社会阶级之背景存乎其间也。不意与吐突承璀交结赞助用兵出自山东旧门之外廷宰相李吉甫，其个人适为新兴阶级之急进派牛僧孺等所痛诋，竟酿成互相报复之行动。夫两派既势不并立，自然各就其气类所近招求同党，于是两种不同社会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之竞争，遂因此表面形式化矣。及其后斗争之程度随时间之久长逐渐增剧，当日士大夫纵欲置身于局外之中立，亦几不可能。如牛党白居易之以消极被容（乐天幸生世较早耳，若升朝更晚，恐亦难幸免也），柳仲郢之以行谊见谅，可谓例外。其余之人若无固定显明之表示，如出入牛李未能始终属于一党之李商隐，则卒为两党所俱不收，而“名宦不进，坎
终身”（《旧唐书》一九十下《文苑传下·李商隐传》语）。此点为研究唐代中晚之际士大夫身世之最要关键，甚不可忽略者也。
《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同，并参考《新唐书》一七四《牛僧孺传》，《旧唐书》一四八、《新唐书》一六九《裴垍传》，《旧唐书》一五八、《新唐书》一六九《韦贯之传》，《旧唐书》一六四、《新唐书》一六三《杨于陵传》，《旧唐书》一六九、《新唐书》一七九《王涯传》，《旧唐书》一四《宪宗纪下》“元和三年夏四月”条，《通鉴》二三七“元和三年四月条”等）云：
李宗闵，宗室郑王元懿之后，贞元二十一年进士擢第，元和四年（寅恪案：四年当作三年），复登制举贤良方正科。初，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与僧孺同年登制科。应制之岁，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考策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等又第其策，为中等，又为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语，同为唱诽。又言：翰林学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选，考核之际不先上言。裴垍时为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异同。吉甫泣诉于上前，宪宗不获已，罢王涯、裴垍学士。垍守户部侍郎，涯守都官员外郎，吏部尚书杨于陵出为岭南节度使，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出为果州刺史，王涯再贬虢州司马，贯之再贬巴州刺史。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随牒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为监察御史。
《旧唐书》一七一《张仲方传》（《新唐书》一二六《张九龄传》附仲方传同，并参考《白氏长庆集》六十《张仲方墓志铭》）略云：
张仲方，韶州始兴人，伯祖始兴文献公九龄，开元朝名相。仲方贞元中进士擢第，宏辞登科，历侍御史、仓部员外郎。会吕温、羊士谔诬告宰相李吉甫阴事，二人俱贬。仲方坐吕温贡举门生，出为金州刺史（寅恪案：此亦座主门生关系密切之例证）。吉甫卒，入为度支郎中。时太常定吉甫谥为“恭懿”，博士尉迟汾请为“敬宪”。仲方驳议曰：“兵者凶器，不可从我始。师徒暴野，戎马生郊，僵尸血流，胔骼成岳，酷毒之痛，号诉无辜。剿绝群生，逮今四载，祸胎之肇实始其谋。请俟蔡寇将平，天下无事，然后都堂聚议，谥亦未迟。”宪宗方用兵，恶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贬为遂州司马。
同书一七二《萧俛传》（《新唐书》一百一《萧璃传》附俛传同）略云：
萧俛曾祖太师徐国公嵩，开元中宰相，俛，贞元七年进士擢第，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学士，九年，改驾部郎中、知制诰，内职如故。坐与张仲方善。仲方驳李吉甫谥议，言用兵征发之弊，由吉甫而生。宪宗怒，贬仲方，俛亦罢学士，左授太仆少卿。
同书一七九《萧遘传》（《新唐书》一百一《萧俛传》附遘传同）略云：
萧遘，兰陵人。开元朝宰相太师徐国公嵩之四代孙（寅恪案：“四”字误）。遘以咸通五年登进士第，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
寅恪案：新兴阶级党派之构成，进士词科同门之关系乃一重要之点，前论李绛及杨嗣复事已涉及之。今观《李宗闵传》，益为明显。至李吉甫为人固有可议之处，而牛李诋斥太甚，吉甫亦报复过酷，此所以酿成士大夫党派竞争数十年不止也。张仲方乃九龄之侄孙，九龄本为武后所拔擢之进士出身新兴阶级。据《大唐新语》七《识量篇》（参考《旧唐书》一百六《李林甫传》、《新唐书》二一六《张九龄传》、《通鉴》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冬十月”条）云：
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张九龄谏曰：“不可。”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岂有门籍？”九龄顿首曰：“〔臣〕荒陬贱类，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士耳，羞与绛、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
又《国史补·上》（参考《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云：
张燕公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
及《新唐书》一九九《儒学传中·孔若思传》附至传云：
明氏族学，与韦述、萧颖士、柳冲齐名，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剟去之。说子垍方有宠，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纷纷邪？”垍弟素善至，以实告。初，书成，示韦述，述谓可传，及闻垍语，惧，欲更增损。述曰：“止！丈夫奋笔成一家书，奈何因人动摇，有死，不可改！”遂罢。时述及颖士、冲皆《撰类例》，而至书称工。
可知始兴张氏实为以文学进用之寒族，即孔至之所谓“近世新族”之列。宜乎张说与九龄共通谱牒，密切结合，由二人之气类本同也。因是，九龄侄孙仲方与山东旧门李吉甫气类绝不相近，亦成为反对之党。若兰陵萧氏元是后梁萧詧之裔，而加入关陇集团，与李唐皇室对于新旧两阶级之争得处于中立地位者相似。故萧俛由进士出身，成为牛氏之党，而萧遘虽用进士擢第，转慕李文饶之为人，乃取以自况也。
元和朝虽号称中兴，然外朝士大夫之党派既起，内廷阉寺党派之竞争亦剧，遂至牵涉皇位继承问题，而宪宗因以被弑矣。
《旧唐书》一七五《澧王恽传》（《新唐书》八二《澧王恽传》同）云：
澧王恽，宪宗第二子也，本名宽。吐突承璀恩宠特异，惠昭太子薨，议立储副，承璀独排众议，属澧王，欲以威权自树。赖宪宗明断不惑，及宪宗晏驾，承璀赐死，王亦薨于其夕。
同书一五九《崔群传》（《新唐书》一六五《崔群传》同）云：
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时为遂王，宪宗以澧王居长，又多内助，将建储贰，命群与澧王作让表。群上言曰：“大凡己合当之，则有陈让之仪；己不合当，因何遽有让表？今遂王嫡长，所宜正位青宫。”竟从其奏。
同书一八四《宦官传·吐突承璀传》（《新唐书》二百七《宦者传上·吐突承璀传》同）云：
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议请立澧王宽为太子，宪宗不纳，立遂王宥。穆宗即位，衔承璀不佑己，诛之。（前文已引，兹为论述之便利，特重录之。）
同书同卷《王守澄传》（《新唐书》二百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同，并参考《旧唐书》一四、《新唐书》七《宪宗纪》及《旧唐书》一五九、《新唐书》一四二《韦处厚传》中“不讳内恶”之语）云：
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等弑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时守澄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
《通鉴》二四一“元和十五年正月”条（参考《旧唐书》一二十《新唐书》一三七《郭子仪传》附钊传）云：
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宪宗）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穆宗）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钊，太子之舅也。
《新唐书》八《宣宗纪》云：
（大中十二年）二月，废穆宗忌日，停〔穆宗〕光陵朝拜及守陵宫人。
《通鉴》二四九“大中十二年二月甲子朔”条纪此事，胡《注》云：
以陈弘志弑逆之罪归穆宗也。
裴廷裕《东观奏记·上》云：
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宣宗）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通鉴考异》“大中二年”条引《〔宣宗〕实录》，并附按语云：
〔大中二年〕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寝疾，权不听政，宰臣率百僚问太后起居。已卯，复问起居，下遗令。是日，太后崩。初，上（宣宗）篡位，以宪宗遇弑，颇疑后在党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
六月，贬礼院检讨官王皡为润州句容令，以皡抗疏，请郭后合葬景陵（宪宗陵名），配飨宪宗庙室故也。
〔司马光〕按，《实录》所言暴崩事，皆出于《东观奏记》，若实有此事，则既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诏云“以太后寝疾，权不听政”？若无此事，则廷裕岂敢辄诬宣宗？或者，郭后实以病终，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礼，故皡争之，疑以传疑，今参取之。
寅恪案：元和末年内廷阉寺吐突承璀一派欲以澧王恽继皇位，王守澄一派欲立遂王宥即后来之穆宗，竞争至剧。吐突承璀之党失败，宪宗遇弑，穆宗因得王守澄党之拥戴而继位矣。至郭后乃穆宗之生母，其预知弑逆之谋，似甚可能。司马君实所论虽不失史家审慎忠厚之旨，但参取两端，颇近模棱，难以信从。盖裴廷裕比穆宗于商臣，若非确有所据，必不敢为此诬妄之说也。鄙意郭后之暴崩倘果出于宣宗之志，则崩前一日何不可预作伏笔？或者，即因有前日寝疾之诏，遂促成次日暴崩之事乎？总之，宫掖事秘，虽不宜遽断，然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阉寺党派之竞争二端，与此唐室中兴英王宪宗之结局有关，则无可疑也（锺辂《前定录》李生条亦纪懿安太后为宣宗幽崩事，又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记》四所载郭太后被药杀事，则年月名号俱有讹误也）。
复次，内廷阉寺中吐突承璀之党即主张用兵之党既失败，其反对党得胜，拥立穆宗，故外朝宰相即此反对党之附属品，自然亦不主张用兵，而“销兵”之议遂成长庆一朝之国策矣。《旧唐书》一六《穆宗纪》云：
（长庆元年）二月乙酉，天平军节度使马总奏：当道见管军士三万三千五百人，从去年正月已后，情愿居农者放，逃亡者不捕。先是，平定河南，及王承元去镇州，宰臣萧俛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之议，请密诏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八人逃死，故总有是奏。
同书一七二《萧俛传》（《新唐书》一百一《萧璃传》附俛传略同）云：
穆宗乘章武（宪宗）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遣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此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
寅恪案：“销兵”之数每年仅限百分之八，且历时甚短，其所以发生如是之大影响者，盖当时河朔为胡化区域，其兵卒皆善战之人，既被裁遣，“合而为盗”，遂为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而中央政府征募之人自然不能与河朔健儿为敌也。
又《旧唐书》一六六《元稹传》（《新唐书》一七四《元稹传》略同）云：
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
《新唐书》一七九《李训传》（参考《新唐书》二百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云：
宦人陈弘志时监襄阳军，训启帝（文宗）召还，至青泥驿，遣使者杖杀之。复以计白罢〔王〕守澄观军容使，赐鸩死。又逐西川监军杨承和、淮南韦元素、河东王践言于岭外，已行，皆赐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诏剖棺鞭尸，元和逆党几尽。
据《新唐书·李训传》明言崔潭峻为元和逆党，但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弑，则《旧唐书·元稹传》“长庆初潭峻归朝”之语微有未妥，故《新唐书·元稹传》改作“长庆初潭峻方亲幸”也。夫潭峻既为拥立穆宗之元和逆党中人，其主张“销兵”自不待言，于是知元才子《连昌宫词》全篇主旨所在之结句“努力庙谟休用兵”一语，实关涉当时政局国策，世之治史读诗者幸勿等闲放过也（参考一九三三年六月《清华学报》拙著《读〈连昌宫词〉质疑》。又宦官王践言为元和逆党之一，而文宗大和九年八月丙申诏书以李德裕与之连结者，盖践言曾言送还吐蕃悉怛谋之非计，与德裕主张相合，李训、郑注遂借之以为说耳。详见《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旧唐书》一七四、《新唐书》一八十《李德裕传》等，兹不能悉论也）。
《新唐书》八《敬宗纪》（参考《旧唐书》一七上《敬宗纪》）略云：
敬宗讳湛，穆宗长子也，始封鄂王，徙封景王。长庆二年穆宗因击球暴得疾，不见群臣者三日，左仆射裴度三上疏请立皇太子，而翰林学士、两省官相次皆以为言。居数日，穆宗疾少间，宰相李逢吉请立景王为皇太子（癸巳诏以景王为皇太子）。四年正月，穆宗崩，丙子，皇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殿。
《旧唐书》一七三《李绅传》（《新唐书》一八一《李绅传》同）略云：
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储贰，唯臣备知。时翰林学士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而逢吉固请立陛下，而李续之、李虞继献章疏。”帝虽冲年，亦疑其事。会逢吉进拟，言：“李绅在内署时，尝不利于陛下，请行贬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执，乃贬绅端州司马。会禁中检寻旧事，得穆宗时封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与绅三人所献疏，请立敬宗为太子。帝感悟兴叹，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由是谗言稍息，绅党得保全。
李德裕党刘轲《牛羊日历》云：
穆宗不豫，宰臣议立敬宗为皇太子，时牛僧孺独怀异志，欲立诸子。僧孺乃昌言于朝曰：“梁守谦、王守澄将不利于上”，又使杨虞卿、汉公辈言于外曰：“王守澄欲谋废立”，又令其徒于街衢门墙上施榜，每于穆宗行幸处路傍或苑内草间削白而书之（寅恪案：牛党所为殊似今日通衢广张之效颦外国政党宣传标语，岂知吾中国人早已发明此方法耶？可笑，可叹！），冀谋大乱。其凶险如此。
寅恪案：敬宗为穆宗长子，故外朝诸臣请立为皇储，又值穆宗初即位，元和逆党方盛之时，其党魁王守澄既赞成其事，而穆宗不久即崩，其皇位继承权所以幸未动摇也。然观外廷士大夫如李逢吉、刘轲之流俱借皇储问题互诋其政敌，并牵涉禁中阉寺党魁，则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内廷阉寺党派与外朝士大夫党派互相关系，于此复得一例证矣。
《旧唐书》一七上《敬宗纪》（《新唐书》八《敬宗纪》同）云：
（宝历二年十二月）辛丑，帝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成，《通鉴》作澄）、许文端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即时殂于室内。
《新唐书》八《文宗纪》（《旧唐书》一七上《文宗纪》同）云：
文宗讳昂（初名涵），穆宗第二子也，始封江王。宝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刘克明等矫诏，以绛王悟句当军国事。壬寅，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神策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奉江王而立之，率神策六军、飞龙兵诛克明，杀绛王。
《旧唐书》一五九《韦处厚传》（《新唐书》一四二《韦处厚传》同）云：
宝历季年，急变中起，文宗底绥内难，诏命将降，未有所定。处厚闻难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义灭亲，内恶必书，以明逆顺，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有所避讳？”遂奉藩教行焉。
《通鉴》二四二“宝历二年十二月”条云：
〔宦官〕刘克明等矫称上（敬宗）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句当军国事。壬寅，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殿外庑。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绛王为乱兵所害。
寅恪案：宪宗为宦官所弑，阉人以其为英武之主，威望在人，若发表实情，恐外间反对者借此声讨其族类，故讳莫如深。前论《顺宗实录》事引《旧唐书·路隋传》，可以为证。及敬宗又为宦官所弑，当时阉人初亦应有所顾虑，然其所以卒从韦处厚之说，公开宣布者，则由敬宗乃童昏之君，不得比数于宪宗，遂以为无足讳言也。至敬宗及绛王悟之被弑害，与夫文宗之得继帝位，均是内廷阉寺刘克明党与王守澄党竞争下之附属牺牲品及傀儡子耳，亦可怜哉！斯又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与阉寺党争关系之一例证也。
文宗一朝为牛李党人参杂并进竞争纷剧之时期，故《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同）云：
文宗以二李（寅恪案：二李谓宗闵及德裕也，宗闵代表牛党）朋党，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夫唐代河朔藩镇有长久之民族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而牛李党之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尤长久于河朔藩镇，且此两党所连结之宫禁阉寺，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外更有种族问题，故文宗欲去士大夫之党诚甚难，而欲去内廷阉寺之党则尤难，所以卒受“甘露之祸”也。况士大夫之党乃阉寺党之附属品，阉寺既不能去，士大夫之党又何能去耶？及至唐之末世，士大夫阶级暂时联合，与阉寺全体敌抗，乃假借别一社会阶级即黄巢余党朱全忠之武力，终能除去阉寺之党。但士大夫阶级本身旋罹摧残之酷，唐之皇室亦随以覆亡，其间是非成败详悉之史实虽于此不欲置论，而士大夫阶级与阉寺阶级自文宗以后，在政治上盛衰分合互相关涉之要点，则不得不述其概略也。
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俱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逐最剧之时。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朝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无复前此两党对立、生死搏斗之迹象，此读史者所习知也。然试一求问此两党竞争之历程何以呈如是之情状者，则自来史家鲜有解答。鄙意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之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迄至后来内廷之闱寺“合为一片”（此唐宣宗语，见下文所引）全体对外之时，则内廷阖寺与外廷士大夫成为生死不两立之仇敌集团，终于事势既穷，乞援外力，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兹略引旧史，稍附论释，借以阐明唐代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关联变迁之历程于下，或可少补前人之所未备言者欤？
《旧唐书》一六九《李训传》（《新唐书》一七九《李训传》同）略云：
（文宗）以宦者权宠太过，继为祸胎。元和末弑逆之徒尚在左右，虽外示优假，心不堪之。思欲芟落本根，以雪雠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前与侍讲宋申锡谋，谋之不臧，几成反噬（寅恪案：事见《旧唐书》一六八、《新唐书》一五二《宋申锡传》），自是巷伯尤横。因郑注得幸〔王〕守澄，俾之援训，冀黄门不疑也。训既秉权衡，即谋诛内竖。中官陈弘庆者，自元和末负弑逆之名，忠义之士无不扼腕。时为襄阳监军，乃召自汉南，至青泥驿，遣人封杖决杀。王守澄自长庆已来知枢密，典禁军，作威作福。训既作相，以守澄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罢其禁旅之权，寻赐鸩杀之。训愈承恩顾，黄门禁军迎拜戢敛。
同书同卷《郑注传》（《新唐书》一七九《郑注传》同）略云：
是时，〔李〕训、〔郑〕注之权，赫于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雠，丝毫必报。因杨虞卿之狱，挟忌李宗闵、李德裕。心所恶者，目为二人之党，朝士相继斥逐，班列为之一空（寅恪案：此事可参考《旧唐书》一七下《文宗纪》下“大和九年八月、九月”有关诸条，及同书一七四《李德裕传》、一七六《李宗闵传》，《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一八十《李德裕传》等）。（注）自言有金丹之术，可去痿弱重腿之疾。始李愬自云得效，乃移之〔王〕守澄，亦神其事，由是中官视注皆怜之。卒以是售其狂谋，而守澄自贻其患。
同书一八四《宦官传·王守澄传》（《新唐书》二百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同）略云：
时仇士良有翊上之功，为守澄所抑，位未通显。〔李〕训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权，乃以士良为左军中尉。守澄不悦，两相矛盾。训因其恶，大和九年帝（文宗）令内养李好古赍鸩赐守澄，秘而不发。守澄死，仍赠扬州大都督。其弟守涓为徐州监军，召还，至中牟，诛之。守澄豢养训、〔郑〕注，反罹其祸。人皆快其受佞，而恶训、注之阴狡。
《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略同）略云：
〔李〕训、〔郑〕注乃劾宗闵异时阴结驸马都尉沈
，内人宋若宪、宦者韦元素、王践言等求宰相，而践言监军剑南，受〔李〕德裕赇，复与宗闵交私，乃贬宗闵潮州司户参军事，
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岭南，亲信并斥。时训、注欲以权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人党，逐去之。人人骇栗，连月雾晦。帝乃诏宗闵、德裕姻家门生故吏，自今一切不问。
《通鉴》二四五“大和九年六月”条（参考《新唐书》二百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云：
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郑注因之，出承和于西川，元素于淮南，践言于河东，皆为监军。
寅恪案：李训、郑注所以能异于宋申锡，几成扫除阉寺之全功者，实在利用阉寺中自分党派，如王守澄与仇士良、韦元素等之例是也。又当时牛李党人各有其勾结之中官，训、注之选用本皆由于阉寺，故能悉其隐秘，遂欲同时一举将阉寺及士大夫诸党派俱排斥而尽去之也。当日阉寺之党派既是同时并进，互相争斗，达于剧烈之高点，故士大夫之党派各承其反影，亦复如之。斯为文宗一朝政治上最要之关键，前人论此，似少涉及者，特为标出之如此。
《新唐书》一七九《李训传》（《旧唐书》一六九《李训传》同）略云：
〔训〕出〔郑〕注，使镇凤翔，外为助援，擢所厚善，分总兵柄。于是王璠为太原节度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罗立言权京兆尹，韩约金吾将军，李孝本御史中丞。阴许璠、行余多募士，及金吾台府卒，劫以为用。〔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帝（文宗）御紫宸殿，约奏言：“甘露降金吾左仗树。”〔帝〕辇如含元殿，诏宰相群臣往视，还，训奏：“非甘露。”帝顾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验之。训因欲闭止诸宦人，使无逸者。时璠、行余皆辞赴镇，兵列丹凤门外，彀而待，训传呼曰：“两镇军入受诏旨！”闻者趋入，邠宁军不至。宦人至仗所，会风动庑幕，见执兵者，士良等惊，走出。阍者将阖扉，为宦侍叱争，不及闭。训急，连呼金吾兵曰：“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于是有随训入者。宦人曰：“急矣，上当还内！”即扶辇，决罘罳下殿趋。训攀辇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训反。”帝曰：“训不反。”士良手搏训而踬，训压之，将引刀鞾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领众四百东西来上殿，与金吾士纵击，宦官死者数十人。训持辇愈急，至宣政门，宦人郗志荣揕训，仆之，辇入东上阁，即闭，宫中呼万岁。会士良遣神策副使刘泰伦、陈君奕等率卫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辄杀，杀诸司史六七百人，复分兵屯诸宫门，捕训党千余人，斩四方馆，流血成渠。
赞曰：李德裕尝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反以台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与宰相李石、李固言、郑覃称训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训曾不得齿徒隶，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为然。（寅恪案：李德裕语见其所著《穷愁志奇才论》。）
寅恪案：此甘露事变之一幕悲剧也。当时中央政权寄托于皇帝之一身，发号施令必用其名义，故政权之争，其成败关键在能否劫持皇帝一人而判定。夫皇帝之身既在北军宦官掌握之内，若不以南衙台府抱关游徼敌抗神策禁旅，则当日长安城中，将用何等兵卒与之角逐乎？此甘露变后所以仅余以藩镇武力对抗阉寺北军之唯一途径，是即崔淄郎之所取用而奏效，但为当世及后世所诟病者也。至谓“以上意说〔北军〕诸将，易如靡风”，则天下事谈何容易！在大和之前即永贞之时，王叔文尝谋夺合寺兵柄，举用范希朝、韩泰，卒无所成（事见韩愈《顺宗实录》五及《旧唐书》一三五、《新唐书》一六八《王叔文传》），况文宗朝宦官盘踞把持之牢固更有甚于顺宗时者乎？而韩退之《永贞行》（《昌黎集》三）所云：
君不见太皇（顺宗）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寅恪案：神策军实宦官所将耳，非天子自将也，退之此语无乃欺人之甚耶？）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
不过俱文珍私党之诬词，非公允之论也。然则李训实为“天下奇才”，文宗之语殊非过誉，较当日外朝士大夫牛李党人之甘心作阉寺附属品者，固有不同矣。李文饶挟私嫌，其言不足信，后之史家何可据之，而以成败论人也！
《通鉴纪》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即二十一日“甘露事变”，其结论有云：
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
诚道其实也。至文宗几为阉寺所废，如皮光业《见闻录》之所言者（见《通鉴考异》“大和九年十一月”条及《唐语林》三《方正类》，《新唐书》二百七《宦者传下·仇士良传》末），固有末谛，已为司马君实所指出。但自此以后，唐代皇位之继承完全决于宦官之手，而外朝宰相惟有服从一点，若取下列史料证之，则更无可疑也。
《唐语林》七《补遗》云：
宣宗崩，内官定策立懿宗，入中书商议，命宰臣署状，宰相将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得与禁中事，三十年以来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说？”
又《新唐书》一八二《李珏传》云：
始，庄恪太子薨，帝（文宗）属意陈王（成美），已而武宗即位，人皆为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与禁中事？”
盖甘露事变在文宗大和九年，即公元八三五年。宣宗崩于大中十三年，即公元八五九年，夏侯孜所谓“三十年”者，乃约略举成数言之。又李珏之事与夏侯孜不同，其语之意旨亦异。然可据以证知自开成后所谓“建桓立顺，功归贵臣”（刘梦得语，见前引），而外朝宰相固绝难与闻也。
《旧唐书》一七下《文宗纪》（参旧《唐书》一七五《新唐书》八二《陈王成美传》）云：
〔大和〕六年十月甲子，诏：鲁王永宜册为皇太子。
〔开成〕三年九月壬戌，上（文宗）以皇太子慢游败度，欲废之。中丞狄兼谟垂涕切谏。是夜，移太子于少阳院，杀太子宫人左右数十人。十月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阳院，谥曰庄恪。
〔开成〕四年十月丙寅，制：以敬宗第六男陈王成美为皇太子。
〔开成〕五年春正月戊寅朔，上不康，不受朝贺。己卯，诏立亲弟颍王瀍为皇太弟，权勾当军国事，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辛巳，上崩于大明宫之太和殿。
同书一八上《武宗纪》（《新唐书》八《武宗纪》同，并参考《旧唐书》一七五《新唐书》八二《陈王成美传》）略云：
武宗讳炎，穆宗第五子，本名瀍。文宗以敬宗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开成〕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迎颍王于十六宅，立为皇太弟。四日，文宗崩，宣遗诏皇太弟宣于柩前即皇帝位。陈王成美、安王溶殂于邸第。初，杨贤妃有宠于文宗，而庄恪太子母王妃失宠怨望，为杨妃所谮，王妃死，太子废。及开成末年，帝多疾，无嗣，贤妃请以安王溶嗣，帝谋于宰臣李珏，珏非之，乃立陈王。至是，仇士良立武宗，欲归功于己，乃发安王旧事，故二王与贤妃皆死。以开府、右军中尉仇士良封楚国公，左军中尉鱼弘志为韩国公。
《新唐书》八二《庄恪太子永传》（《旧唐书》一七五《庄恪太子永传》同）略云：
〔大和〕六年立为皇太子，又母（王德妃）爱弛，杨贤妃方幸，数谮之。帝（文宗）它日震怒，群臣又连章论救，〔帝〕意稍释，然太子终不能自白其谗，是年（开成三年）暴薨。（寅恪案：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记》亦有杀皇太子之记述，可供参考。）
《通鉴》二四六“会昌元年三月”条（参《新唐书》一百七《宦者传上·仇士良传》）云：
初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有宠于文宗，仇士良恶之。上（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杨嗣复出为湖南观察使，李珏出为桂管观察使。士良屡谮弘逸等于上，劝上诛之，乙未赐弘逸、季稜死。
张固《幽闲鼓吹》云：
朱崖（李德裕）在维扬，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朱崖（德裕）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中堂设宴，更无他宾，而陈设宝器图书数床，皆殊绝，一席只奉，亦竭情礼。宴罢，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诏却令监淮南。钦义即至，具以前时所赠归之。朱崖（德裕）笑曰：“此无所直，奈相拒焉？”悉却与之。钦义心感数倍，后竟作枢密使，武宗一朝之柄，皆钦义所致也。
《通鉴》二四六“开成五年九月”纪李德裕入相事，即采用张书，胡注云：
史言李德裕亦不免由宦官以入相。
寅恪案：上引文宗、武宗两朝间史料，亦皆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及一时期宫掖阉寺党派竞争决定后，李氏子孙充傀儡，供牺牲，而士大夫党派作阉寺党派之附属品，随其胜败以为进退之明显例证也。又《幽闲鼓吹》载李德裕入相实由杨钦义，鄙意小说家记卫公事多诬词，究其可信与否，未敢确定，即使可信，亦非赞皇入相之主因。据《通鉴》二四七“会昌三年五月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条云：
上（武宗）夜召学士韦琮，以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慤，不敢预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
是杨钦义以慤殷著闻，不敢依惯例以干预命相，则文饶之入相似非全由钦义之力，可以推知。其时宦官刘弘逸一派与牛党之宰相李珏等翊戴皇太子成美，既遭失败，则得胜之阉寺仇士良、鱼弘志一派自必排去牛党之宰相，而以其有连之李党代之，杨钦义殆属于仇士良派者，此德裕入相之主因也。然则宫掖阉寺竞争之胜败影响于外朝士大夫之进退，于此益得证明而无疑矣。
《新唐书》八《宣宗纪》略云：
宣宗讳忱，宪宗第十三子也。始封光王，本名怡。会昌六年武宗疾大渐，左神策护军中尉马元贽立光王为皇太叔。三月甲子，即皇帝位于柩前。四月乙亥，始听政。丙子，李德裕罢。五月乙巳，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白敏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通鉴》二四八“会昌六年三月”条云：
上（武宗）疾笃，旬日不能言，诸宦者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甲子，上崩。丁卯，宣宗即位。
胡注：
以武宗之英达，李德裕之得君，而不能定后嗣，卒制命于宦竖，北司掌兵，且专宫禁之权也。
寅恪案：会昌季年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之史实无从详知，但就武宗诸子不得继位之事推之，必是翊戴武宗即与李党有连之一派失败，则可决言。于是宣宗遂以皇太叔之名义嗣其侄之帝位，而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观此益可知矣。胡氏之语甚谛，自会昌六年三月宦官马元贽等于宫中决策后，外朝李党全盛之局因以告终，相位政权自然转入其敌党牛党之手也。
由宪宗朝至文宗朝，牛李争斗虽剧，而互有进退。武宗朝为始终李党当国时期，宣宗朝宰相则属于牛党，但宣宗以后不复合剧烈之党争。究其所以然之故，自来未有言之者，若依寅恪前所论证，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倘阉寺起族类之自觉，其间不发生甚剧之党争，而能团结一致以对外者，则与外朝诸臣无分别连结之必要，而士大夫之党既失其各别之内助，其竞争遂亦不得不终归消歇也。兹略举二一例，以为证明。
《唐语林》二《政事类下》（参《新唐书》一六九《韦贯之传》附澳传）云：
宣宗暇日，召翰林学士韦澳入。上曰：“要与卿款曲，少间出外，但言论诗！”上乃出诗一篇。有小黄门置茶床讫，亟屏之。乃问：“朕于敕使如何？”澳曰：“威制前朝无比。”上闭目摇手曰：“总未，依前怕他。在卿如何？计将安出？”澳既不为之备，率意对曰：“谋之于外廷，即恐有大和事（寅恪案：大和事指甘露事变），不若就其中拣拔有才者，委以计事。”上曰：“此乃末策，朕行之，初擢其小者，至黄，至绿，至绯，皆感恩，若紫衣褂身，即合为一片矣。”澳惭汗而退。
《北梦琐言》五“令狐公密状”条云：
唐大和中，阉官恣横，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祸，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权，末年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绚〕，公欲尽诛之。〔绚〕虑其冤，乃密奏膀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遗类矣。”后为宦者所见，于是南〔衙〕北〔司〕益相水火。洎昭宗末，崔侍中〔胤〕得行其志，然而玉石俱焚也已。
寅恪案：韦澳意欲利用阉人，以制阉入，即李训、郑注之故技。在文宗大和之世用之虽不能成全功，然其初颇亦收效者，以当时阉寺中王守澄与仇士良之徒尚分党派，未“合为一片”，故可资利用也。迨其起族类之自觉，团结一致，以抗外敌，如《唐语林》《北梦琐言》所载大中时事，则离间之术不能复施，此宣宗以后宫禁阉寺一致对外之新形势，不独在内廷无派别，亦使在外朝无党争，统制中央全局，不可动摇分裂，故激成崔胤借助藩镇外来兵力，尽取此辈族类而歼灭之也。
又，读史者或见僖宗时宦官田令孜恶其同类杨复恭、复光兄弟事，因以致疑于宣宗以后阉寺“合为一片”之说者，如《旧唐书》一九下《僖宗纪》所言：
〔中和〕三年六月甲子，杨复光卒于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都头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各以其众散去。时复光兄复恭知内枢密，田令孜以复光立破贼功，惮而恶之，故贼平赏薄。及闻复光死，甚悦，复摈复恭，罢枢密为飞龙使。
是也。但检同书同卷“中和三年五月王铎罢行营都统”条云：
时中尉田令孜用事，自负帷幄之功，以铎用兵无功，而由杨复光建策召沙陀，成破贼之效，欲权归北司，乃黜王铎而悦复光也。
然则田令孜虽与杨复恭、复光兄弟不相得，对于外朝士大夫则仍能自相团结，一致敌视。盖当时阉寺南衙北司之界限即阶级族类之意识甚为坚强明显，不欲连结外朝士大夫自相攻击，因亦无从造成士大夫之党派，如以前牛李两党者也。
《新唐书》九《懿宗纪》（参考《通鉴》二四九“大中十三年六月”条《通鉴考异》“咸通二年二月”条，及《容斋随笔》六“杜悰”条）略云：
懿宗讳漼，宣宗长子也，始封郓王。宣宗爱夔王滋，欲立为皇太子，而郓王长，故久不决。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实杀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通鉴》二五十“咸通二年二月”条云：
是时士大夫深疾宦官，事小有相涉，则众共弃之。建州进士叶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谊然，遂沈废终身，其不相悦如此。（寅恪案：《昌黎外集》三有《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备极谄谀之词。夫文珍亦宣武军监军也，而退之与叶京之遭遇乃迫不相似，据是可知贞元及咸通时，士大夫与阉寺关系之异同矣。）
依《新纪》所载，似宣宗末年内廷阉寺仍有党派竞争者，然考唐代阉寺中神策军中尉掌握兵柄，其权最大，宣宗牵于所爱，虽明知彼辈已“合为一片”，而其末年仍仿文宗之旧事，勉强试一利用并无实力之枢密使等，使与执持兵柄之神策中尉对抗，实计出无聊，故终于同一无成。而王归长与王宗实二派因实力大相悬殊之故，其竞争必无足道，读史者幸勿误会以此个别之例外，疑及全体之通则也。且其时阉寺已起族类之自觉，一致对外，与文宗时不同，是以无须亦不欲连结外朝士大夫，以兴党争，盖非复宣宗以前由内廷党派胜败，而致外朝党派进退之先例矣。至于唐代帝位继承之不固定，兹又得一例证，自无待言。观《通鉴》“咸通二年”所纪叶京事，可知宣宗末载懿宗初年士大夫亦仿阉寺“合为一片”，与相对敌。后来崔胤以士大夫代表之资格，尽诛宦官，盖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也。
《通鉴》二五二“咸通十四年七月戊寅”条（参考《旧唐书》一九下、《新唐书》九《僖宗纪》）略云：
上（懿宗）疾大渐，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立少子普王俨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辛巳，上崩于咸宁殿，僖宗即位。八月，刘行深、韩文约皆封国公。
同条《考异》曰：
范质《五代通录》：梁李振谓陕州护军韩彝范曰：“懿皇初升遐，韩中尉杀长立幼，以利其权，遂乱天下。今将军复欲尔耶？”彝范即文约孙也。按：懿宗八子，僖宗第五，余子新、旧《书》不载长幼，又不言所终，不言所杀者果何王也。
据此，唐代内廷阉寺决定帝位继承之经过及李氏子孙作傀儡牺牲之悲剧，史乘殊多阙漏，要为与前此相似，乃一种公式化之行动，其概况亦可推知也。
《旧唐书》二十上《昭宗纪》（参考《新唐书》十《昭宗纪》、《通鉴》二五七“文德元年三月”条）略云：
昭宗讳晔，懿宗第七子，封寿王。文德元年二月，僖宗暴不豫，及大渐之夕，而未知所立，群臣以吉王最贤，又在寿王之上，将立之，唯军容杨复恭请以寿王监国。三月六日，宣遗诏立为皇太弟。八日，柩前即位。
同书一八四《宦官传·杨复恭传》（《新唐书》二百九《宦者传下·杨复恭传》同）略云：
李茂贞收兴元，进复恭前后与〔杨〕守亮私书六十纸，内诉致仕之由云：“吾于荆榛中援立寿王，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废定策国老。”
寅恪案：唐代科举制度，门生为座主所奖拔，故最感恩，两者之间情谊既深，团结自固。牛党之所以终竞胜李党者，亦与此点有关。杨复恭“门生天子”之喻，乃宦官受士大夫积习之传染，虽拟譬稍有不伦，然止就宦官专决皇位继承一事言之，则其语实与当时政治之情状符合也。《新唐书》十《昭宗纪》（《旧唐书》二十上《昭宗纪》同）云：
光化三年十一月己丑，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内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作乱，皇帝居于少阳院。辛卯，季述以皇太子裕为皇帝。
天复元年正月乙酉，左神策军将孙德昭、董彦弼、周承诲以兵讨乱，皇帝复于位。刘季述、薛齐偓伏诛，降封皇太子裕为德王。
同书八二《德王裕传》（《旧唐书》一七五《德王裕传》同）略云：
德王裕，昭宗长子也，大顺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韩建杀诸王，因请立裕为皇太子。刘季述等幽帝（昭宗）东内，奉裕即皇帝位。季述诛，诏还少阳院，复为王。
《旧唐书》一七五“宪宗以下诸子传论”云：
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旅，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寅恪案：诸王居于十六宅）。
寅恪案：唐代皇帝废立之权既归阉寺，皇帝居宫中亦是广义之模范监狱罪囚。刘季述等之废立不过执行故事之扩大化及表面化耳。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此役乃三百年间最后之结局。盖哀帝（柷）之立及其逊位一段经过，则属于朱全忠创业之装饰物及牺牲品（详见《旧唐书》二十下《哀帝纪》、《新唐书》十《昭宣光烈孝皇帝纪》），不足特为论述也。
《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杨复恭传》末（参考《新唐书》二百八《宦者传下·韩全诲张彦弘传》，《旧唐书》二十上《新唐书》十《昭宗纪》）略云：
是月（光化三年正月），〔朱〕全忠迎驾还长安，诏以崔胤为宰相，兼判六军诸卫。胤奏曰：“高祖、太宗时，无内官典军旅。自天宝已后，宦官寖盛。贞元、元和，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使卫从，令宦官主之，自是参掌枢密，由是内务百司，皆归宦者。不翦其本根，终为国之蝥贼。内诸司使务宦官主者，望一切罢之，诸道监军使，并追赴阙廷。”诏曰：“其第五可范已下，并宜赐死，其在畿甸同、华、河中，并尽底处置讫。诸道监军使已下，及管内经过并居停内使，敕到并仰随处诛夷讫闻奏。其左右神策军，并令停废！”
寅恪案：旧传所载崔胤之奏及答诏，乃中古政治史画时代之大文字，故节录之，以结此篇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