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师生冲突的功能具有二重性

长期以来，冲突被视为一种消极的、具有破坏性作用的现象。在我国，人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是视冲突为坏事，习惯于把和睦、融洽当作美德。传统的西方社会学观点中也视冲突为消极、分裂、暴力和破坏的现象。以T.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系统静态的均衡，倾向于从冲突的负面作用看待冲突的性质与功能，他们认为冲突是功能失调的现象，是健康社会的一种“病态”，并努力寻求消除冲突的机制。在传统的组织理论中，亦视冲突是有害的，是不利于组织发展的，须予以避免或消除。如［法］法约尔、［美］泰罗、［德］韦伯等人对冲突更多的是持否定态度。另有不少冲突研究的学者也持同样观点。如Seiler J.A指出冲突会使团队成员将精力浪费在误解、相互对抗或关系的协调上，而不是专注于工作任务的完成和组织目标的实现[1]。Deutsch M.指出冲突会破坏组织成员间的友好关系和相互理解，带来敌意和压力[2]。Van De Vliert认为冲突会使当事人产生不满情绪，从而采取敌对的、不合作的姿态，甚至出现暴力、抗议和胁迫等极端行为[3]。总之，为了提高组织效率，必须减少组织成员、部门之间的冲突，为此规定了严密的组织结构，如规则与程序、等级序列、指挥系统等[4]。

但是，随着人们对冲突认识的深入，冲突具有积极功能的一面逐渐为人所知。恩格斯早就对冲突的积极功能予以揭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5]这种革命主义观点将冲突视为社会进步的引擎。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冲突作为社会互动交往的一种形式，是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不可能完全和谐，社会组织既需要和谐，也会有不和谐；既需要合作，也需要对立。对于冲突的功能，他认为冲突不完全是破坏性因素，冲突并不一定引起社会各系统的崩溃和变迁，而且社会冲突恰恰是促进社会有机体团结和统一、保持社会系统整体完整的过程。在齐美尔的理论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冲突的积极功能。他将冲突的功能分为正功能和反功能两种情况，并重点研究冲突的正功能。正如他的《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所关心的是社会冲突的功能，而不是它的反功能。也就是他关心的是社会冲突增强特定社会关系，或群体的适应和调适能力的结果，而不是降低这种能力的结果。社会冲突绝不仅仅是造成分裂作用的消极因素，可以在群体和其他人际关系中承担起一些决定性的功能。例如，它可以有助于维持群体的疆界，防止群体成员的退出[6]。科塞还认为：群体间的冲突可以促进群体成员的凝聚力和整合度，可以使社会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冲突既可以是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也可以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社会就是在“冲突—发展—再冲突—再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7]。科塞的社会冲突正功能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冲突对社会以及群体具有内部整合功能；二是冲突对社会以及群体具有稳定的功能；三是冲突对新社会以及群体形成具有促进功能；四是冲突对新规范和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五是冲突是一个社会中重要的平衡机制[8]。在现代组织理论中，人们也已经认识到冲突的建设性作用，认识到冲突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压制冲突的不合理性。组织冲突被认为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现象，适度的冲突能够提高组织的效率、活力，没有冲突或冲突过少容易导致组织僵化、反应迟钝、决策效率低下、管理无效。(https://www.daowen.com)

可见，冲突的作用不仅具有破坏性，而且有建设性，即冲突的功能具有“二重性”。对于高校师生冲突来说，同样具有二重性，也就是高校师生冲突除了具有负功能和危害性之外，还具有积极的、正面的正向功能。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高校师生冲突就是矛盾，而矛盾是一种对立的统一，这同样说明高校师生冲突具有二重性。在这里，所谓的“二重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高校师生冲突的结果会给教师、学生以及高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把带来正向影响的称为建设性冲突，把带来负向影响的称为破坏性冲突。二是高校师生冲突的构成包含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分别称之为冲突的积极性因素和冲突的消极性因素，这两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是“亦此亦彼”的，且在中介性变量的作用下可以相互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