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昌《医门法律》医德思想的养成

1.文化对其道德意识的塑造

（1）儒家的仁爱思想：儒家是中国主流的传统教育文化，喻昌在皈依佛门之前更多的是作为一名儒士。因此，儒家思想对于喻昌后来《医门法律》一书中的医德思想的形成也是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是喻昌《医门法律》医德观念形成的重要前提。儒家的人本思想强调了人生命之宝贵的生命观，如在《孝经》中曾提及：“天地之性，人为贵。”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使得喻昌钻研医术，博学精医，为救治患者的性命不断提升自己。喻昌自行医以来注重患者生命，组方用药皆仔细考究，谨防失治，时痛惜庸医治病误人性命，遂通过《医门法律》揭露庸医误治之恶，强调医之使命，应以人为本，重视生命。

“医者笃于情”是儒家人本思想在《医门法律》中的重要体现，主张医者应对患者怀有深厚的感情，体恤患者，认真用心，竭力帮助，即做到“视人犹己”，使患者感到被人关心体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喻昌将儒家推己及人的儒家思想运用于临床中，对患者“视人犹己”，是《医门法律》中“仁爱”思想的重要体现。“诚致问，明告以如此则善，如彼则败，谁甘死亡，而不降心以从耶”，其大致的意思是医者诚挚地询问患者，详细地将病情告知，并告诫患者哪些做法对疾病的治疗有益处，哪些做法对疾病的治疗不利，只要感情真挚，做到视人犹己，医者与患者间的感情自然能够变得亲近，从而改善医患的交流沟通，令医生与患者彼此间关系和睦。强调医者对待患者应犹如对待自己，行医过程必仔细询问、认真治疗。

（2）佛教的“为善”思想：佛教思想重视积德行善，如在《法句经》中描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喻昌在佛门之中受其影响颇多，乐于助人，行医为善，同时对于世医者误治、乱售之乱象寄希望于佛门戒律，皆因其发现在佛门中戒律对僧侣有十分明显的约束作用，遂喻昌化佛门戒律为医之律法，规定了医者行医之规范、道德之准绳。佛门主张“善恶有报”，其善恶报应论渗透在社会伦理生活中，唤起了更多人的道德自觉和自律，使人们认识到“善恶报应也，悉我自业焉”，并认识到“思前因与后果，必修德而行仁”。通过佛教戒律这种形式，喻昌在《医门法律》中强调了医者行善的必要性，令其不敢轻易犯戒。“医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为入门”，《医门法律》全书阐论的病症共有十六门，每门之下皆立律例若干条，以令人醒目，以不敢轻忽的“医之罪”“医杀之”“医之过”警戒医生，充分体现其“以律戒之，谨防失治”的医德规范思想。(https://www.daowen.com)

2.乱世下的医者仁心　因值朝代更替之际，喻昌自佛门还俗后的行医之途多见战乱纷起、瘟疫横行，所见之百姓疾苦繁多，更有听闻庸医行事致人家破人亡。喻昌对此感慨良多，既有对这乱世之争的愤懑，更是有对庸医害人的痛恨，对医之职责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自宋后资本主义萌芽始出，人们的价值取向逐渐地发生了转移，数百年来“仁、义、礼、智、信”为主导的价值观念逐渐为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所取代，特别是当这些重利轻义的人接触医学，利用医学为自身谋取私利时，便造成了诸多的医疗乱象。其“不知《内经》为何书，仲景为何人，王叔和所说何语，只恃简洁歌诀，记诵数行，某证用某方，率尔操觚，草菅人命”。对此，喻昌著书育人，一方面呼吁医者应博学精医，贫富同视，也告诫病家谨慎择医；另一方面对庸医所为进行大胆披露和猛烈抨击。

3.临床实践中医德规范的树立　喻昌医德思想的形成与其临床的实践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在行医的过程中，喻昌见到百姓疾苦，由于连年的战争导致民不聊生，在无法满足自身生存需求的条件下更是难以花钱看病。喻昌于心不忍，其内心愿为患者治疗疾病的职业素养胜过了对名利的追逐。基于此，喻昌的医德思想在临床中逐渐形成，常遇家境贫苦的患者便改方换药，在保证能起到最大疗效的前提下给予成本最低廉的药物，甚至偶有无力负担治疗费用的患者，喻昌便免其费用，遂深受百姓的喜爱，其医德思想受此正面反馈便更加确立起来。

此外，《医门法律》中提到当时有世医者“浅者售”“伪者售”“圆滑者售”的乱象，喻昌对此种行径颇为不齿，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对自身进行自省，进而提出了为医立律，为医定法的医德思想。

临床实践是医者道德培养的重要途径，喻昌在自身的临床实践中通过与患者的接触，不断加深自身的道德思想，并体悟到医门戒律对医者不正之风的约束力，从而形成了《医门法律》及其医德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