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的职业道德

喻昌诊病，以内科为主。患者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有社会上层，更有平民百姓，喻昌一视同仁。《医门法律》所创律例，均是提醒医家临证须辨证明确。他深感医生责任重大，“医者，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凡治病，不问病人所便。不得其情，草草诊过，用药无据，多所伤残，医之过也。”在临证过程中，喻昌多次力排众议，甚至遭到患者家属的怀疑，如“力争截疟成胀临危救安奇验”病案中，喻昌诊断患者腹胀的病因病机“全是太阴脾气不能统摄所致”，与其他医家诊断的“伤寒肠结”不同。喻昌为此不仅遭到怀疑，而且患者家属对他更是“含怒”“征色而且发声”。但喻昌坚持辨证用药，首先投以理中汤，且重用人参，旨在补气健脾，健运中气，恢复枢机的运转而达到胀除满消的目的，最后取得奇效。“治李思萱乃室膈气危症治验”案，对于叶氏妇女，伤寒将发，误食鸡面鸡子，大热喘胀之证，喻昌“怜其贫”，用药并不一味只用昂贵的人参，而是另选他药进行治疗，说明他淡泊名利、体谅患者的人品，与唯利是图、唯名利是务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推崇。这也体现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思想，说明喻昌具有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崇高的职业道德。

喻昌晚年潜心著书，教授门徒。《寓意草》中多次在病案后附有答门人问题的部分，将临证所遇疑难病证或者学生感到不理解的地方进行详细讲授，毫无保留，反映他良好的医疗作风和教书育人的示范价值。(https://www.daowen.com)

总之，喻昌对中医学的研究是以研究经典理论为开端，以客观评价中医学术思想为依据，以心得体会为基础，以医疗实践为基本方法，以临床实效为目标，以促进中医发展为研究指向。他客观地分析了中医理论的对错，以及临床实践的案例，确立了以张仲景学术思想为本的中医学体系和以内科杂病为研究领域。他注重中医理论的客观性、实用性及创新性。他将疗效作为临床治疗的根本，认为经典研究要善于把握精华，辨别错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中医理论体系。以上喻昌医学思想的独到之处，体现了他对中医理论的思考与创新。

（《医学与哲学》，2013年第34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