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草》成书与刊行

《寓意草》不分卷，全书自“先议病后用药”至“详论赵三公令室伤寒危症始末并传诲门人”，凡六十六题。卷首有喻昌自序，署为“崇祯癸未岁季冬月”，则其成书当不晚于是时。“崇祯癸未岁”为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亦即明代亡国的前一年，其时天下动荡，而喻昌为一介布衣，恐未必得峻刊行之事。据喻昌自序，其“欲遍历名封，大彰其志，不谓一身将老，世态日纷，三年之久，不鸣一邑”，景况之不够裕如是可想而知的。《寓意草》的成书及刊行，实与一位名叫胡卣臣的人关系密切。根据喻昌自序，胡卣臣担任“谏议”的官职。“谏议”为“谏议大夫”的省称，滥觞于春秋时齐桓公所设的“大谏”。《管子·小匡》中记载齐桓公任用鲍叔牙为“大谏”，是负责“谏正君”，是为谏官设置之始。历代皆置，但称谓不同。如宋代置谏院，以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到了明代，实际上已废除了专职谏官，而由六科给事中兼任谏职，俗称“给谏”。因此，胡卣臣极有可能是担任“给事中”的官职。按照明代官制，给事中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之别。都给事中为官阶，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为从七品，官阶虽低，但掌侍从、规谏、拾遗、补阙，稽察六部百司违误，权力颇重。喻昌称胡卣臣“建言归里，一切修举，悉从朝廷起见”。“建言”是向朝廷提出建议，“建言归里”即是为“建言”而回归乡里，有调研取材的意思，因此“一切修举，悉从朝廷起见”。胡卣臣正是在“建言归里”的时候发现了喻昌。胡卣臣无疑认为喻昌是医林俊杰，所以便“格外引契”。从《寓意草》的内容看，喻嘉言与胡卣臣相识时，《寓意草》尚未成书，因为书中有喻嘉言为胡卣臣的父亲及其本人治病的记载。所以，《寓意草》成书是在喻、胡二人相识之后，而其相识则必在“崇祯癸未岁”之前。《寓意草》可能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成书过程。喻嘉言已有部分成稿在先，在与胡卣臣相识并建立交谊之后，并且在胡卣臣“格外引契”之下，喻嘉言完成了此书，胡卣臣之父及其本人的案例自然便在其中了。(https://www.daowen.com)

对于《寓意草》的刊行，胡卣臣至少做了三件大事。按照喻昌的说法，胡卣臣首先“参定俚案之近理者，命名《寓意草》”，不仅对“俚案”即喻昌的医案进行了“参定”，而且为其书确定了书名。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参定俚案之近理者”，隐约有入选者皆为“近理者”，而与“理”较远者，或已湮没了。至于“理”，当不止医理，或亦隐含着士人所持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其次，胡卣臣“捐赀付梓”，是《寓意草》刊行的出资人。最后，胡卣臣又为《寓意草》中多数医案撰写了评按，计60余则，少则数语点睛，多则侃侃而论，多有见地，妙语连珠。胡卣臣与喻昌的交谊还不止于此。在《寓意草》中有“详胡太封翁疝症治法并及运会之理剿寇之事”案，记载喻昌为胡卣臣的父亲治疗“疝症”并“议病”之事，由于用药取效，以至于胡卣臣称“今遇嘉言救济，病且渐除，日安一日。家大人乐未央，皆先生赐矣”。至于“详辨谏议胡老先生痰饮小恙并答明问”，则记载了喻昌为胡卣臣本人辨析“痰饮小恙”的事，两人来去交谈，十分投契，却并不曾真正用药。胡卣臣在其后评论说：“每与嘉言接谭，如见刘颍川兄弟，使人神思清发。或体气偶有未佳，则陈琳一檄、枚氏《七发》、少陵五言诗、辋川几重图无不备矣。观此论，至明至正，至精至微，愧无马迁笔为作仓公传也。”胡卣臣连用典故来说明喻昌所论“至明至正，至精至微”，并且遗憾地认为没有像司马迁那样的人来为他作传，赞美之意是溢于言表的，这也正是他愿意校订并出资刊行《寓意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