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医家对吴又可学说的补充与发展

1．荻野元凯与《温病之研究》　在研究吴又可《温疫论》的医家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首推荻野元凯。荻野元凯（1737—1806），又名源元凯，荻元凯，字子元，号台州，加贺（今石川县）金泽人，为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名医，师从名医奥村良筑，后游历于京都得到吴又可《温疫论》，大受启发，钻研数年，最先编译日译本《温疫论》。因医术高超受邀为皇子诊病，后受德川幕府召至江户（今东京都）于跻寿馆专门讲授《温疫论》，后官拜河内守。著有《温疫余论》（1931年陈存仁收载于《皇汉医学丛书》译为《温病之研究》）、《刺法编》《台州园随笔》等。江户时期，张仲景的《伤寒论》在日本医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以当时的古方派为首，日本医家处方用药大多依仲景方。天明八年（1788）日本爆发烈性传染病，医家沿用《伤寒论》的方剂治疫病，多不获效。荻野元凯独具慧眼，运用吴又可《温疫论》的理法，后又借鉴《岭南卫生方》的方药，疗疫数百人，多能起死回生。事后根据自身诊疗经验编著成《温病之研究》，后由其子于1811年付梓问世。在《温病之研究》的序篇中对吴又可的学说倍加推崇：“千载之下，有又可氏出，发明其余论，以著《温疫论》，可谓千古活眼，能羽翼长沙氏者也。”将吴又可与张仲景比肩，这是对吴又可《温疫论》极高评价，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传承吴又可《温疫论》思想的同时，荻野元凯首创温疫“上盈下虚”之说。他指出：“上盈下虚乃分传胃、肾二脏也。又可氏谓九传，而外如此甚者，有二传焉，不可不讲。”认为温邪分传胃、肾二脏，在胃反剧为胃家实，治以大黄；若下传于肾，少阴证最多，若下虚不温，肾气不通，则上实不降，大热不减，所以多用附子，以引火归原。并且在书中详论“上盈下虚”之证的具体表现，病程传变，以及相对应的理法方药。荻野元凯的“上盈下虚”理论是对《温疫论》的补充和发展，可以说，《温疫论》是论温疫之常法，而《温病之研究》则论温疫之变法，两者相得益彰。

2．高岛久贯与《泻疫新论》　高岛久贯（1821—1868），又名高岛祐庵，字子通，号停雪，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府御医。昭和三十三年（1858）日本流行泻疫（亦作暴泻），即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当时东京泻疫肆虐，死者逾万人。幕府御医高岛久贯借鉴吴又可《温疫论》理法方药，应用芒硝、大黄，活人无数。后高岛久贯总结自己多年诊治经验，主要结合《温疫论》，同时旁触《广瘟疫论》《伤寒温疫条辨》等著成《泻疫新论》一书，后其子高岛祐启加以补充修订，于1867年出版。高岛久贯认为泻疫无表证，《泻疫新论》中曾言：“篇中所载方药，专治里证之药，而不及发表之方者，瘟疫之邪先从口鼻入于里，不如伤寒从表及里，其适见表证者有之，从里达于表者也，况此证入于里之势尤急，而达于表者甚稀乎，是以清解逐秽为主矣。览者勿以伤寒先表后里之例拘焉。”非常清楚地阐明，温疫之邪不同于伤寒由表及里的传变，治疗上应以清解逐秽为主。(https://www.daowen.com)

当时世医治疗泻疫，皆从仲景之法，引太阳阳明合病之说，而投葛根芩连汤之类解表之方。高岛久贯则推崇又可之说，认为“瘟疫初起便宜攻下”，而疫邪在中焦者宜用大柴胡汤加黄芩、栀子、伏龙肝。并且结合自己治疫经验：“予去岁以来，治病羸或老少之徒感此疾者，盖以清解逐秽为主，莫不随手而愈。”善用大黄、芒硝，独具匠心。认为“大黄之治疫专为逐邪，可不论大便之利与不利”“今非硝、黄断不可也”，大黄“走而不守”可以逐邪，“芩、连、栀、柏之类……既无涤荡之能，反招闭塞之害”。《泻疫新论》下卷还专门补充了治疗泻疫的针法、熏法，以及亲身验案18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治疗温疫类疾病的治法做了有益的补充与创新，亦是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对吴又可《温疫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3．日本的温疫舌诊专著　江户时代后期，随着吴又可《温疫论》的传播与普及，当时许多医家不但开始明确温病与伤寒的区别，并且出现了温疫舌诊的专书，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瘟疫考观舌录》及《瘟疫诊舌》。冈本昌庵的《瘟疫考观舌录》，参考《伤寒舌鉴》等书，选出四十五图，结合自身诊疗经验，将瘟疫分为阳疫与阴疫，其下又分正病与变病。治疗当中又增补达原饮、柴葛解肌汤、承气养荣汤等。《瘟疫诊舌》作者不详，成书于江户时代中期，在引用《伤寒舌鉴》的舌象时，将其中没有指明瘟疫舌象的，加上“瘟疫”一词，在其后附治法当中，亦多从吴又可理法，多以达原饮和承气汤之类。在中国一直没有以温病为题的舌诊专著，而日本江户时代的舌诊专著，是对吴又可《温疫论》学说的有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