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下法的治疗范围
温疫既然是由杂气所致，其治疗理应逐邪除因，早拔病根。至于驱邪之要，吴氏则以宣通为本，以下为治，认为只有破其郁滞，决其壅闭，使其气机通畅，才能导邪外出。故在诸多祛邪治法中，尤推崇下法，认为下法乃逐邪拔根治本之法。他不仅继承了仲景“急下存阴”的学术观点，而且还拓展了下法的应用范围，给后世以很大启发。
1．客邪早逐，急证急攻 吴氏认为温疫发生的根源是杂气，杂气致病具有“因其毒甚，传变易速”的特点，不仅起病急骤、变化迅速，而且证候凶险，即所谓“一日之间，而有三变”，因此治疗用药宜紧宜早，主张“数日之法，一日行之”的急证急攻措施，他说“邪不去则病不愈”“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早拔病根为要”，这是贯穿《温疫论》全书的基本观点。
祛邪愈早对病情愈有利，治疗要趁疫邪立足未稳，正气尚强之时，速战速决，切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而贻误时机。如膜原伏邪若有行动之机，“但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若邪已陷胃，则主张用承气类大剂攻下，导邪外出；若表里分传，内壅不汗，必用承气先通其里，不待发散；若热陷下焦，小便闭塞，“以导赤、五苓、五皮之类分毫不效，得大承气一服，小便如注”，是谓“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之理”。由此可见，早拔病根，急证急攻，下之得当，常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故吴氏特别强调当下之证，应速下之，切勿“中道生疑”，而“反致耽搁”；若当下不下，迟疑不决，往往坐失良机，贻误病情，留邪生变。可见，吴氏这种客邪贵乎早逐，根据证情及时攻下，强调以通为本、以下为治的思想，对急性传染病、急性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攻下逐邪，勿拘结粪 吴氏以前，医家多受《伤寒论》之影响，认为承气汤的适应证须有大便秘结不通或通而不爽的腑实见证，而对阳明无形热盛无便秘者不敢早投早用。吴氏对此有不同看法，他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后认为：“承气汤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温疫病是“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而治病必求于本，故通利大便仅是手段，逐邪泄热才是真正目的。并强调是“因邪热而致燥结，非燥结而致邪热”“燥结不致损人，邪毒之为殒命也”，正确地认识到邪热与燥结的因果利害关系，准确地把握住“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的治本原则。
由此可见，攻下法不一定专门针对阳明腑实证，邪居他处，里热证见，亦可用此法，他说“温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只要“有是证，则投是药”，不必拘泥于结粪的多少与有无。吴氏认为应下之证，首在舌苔变化，凡病邪入胃，舌苔必黄，老黄苔、焦黑苔、舌生芒刺等，皆是应下之舌。其次大便秘结是肠腑郁热的重要标志，属下证。尤其重要的是，吴氏还把邪热结滞所致的“溏垢”“胶闭”“滞下”亦列为当下之证，认为只要里有邪热，便可以下，只有逐邪祛积，才是治其根本。可见吴氏把以往医家主要用于攻下腑实的经验，引申为一条重要的方法和途径，使下法概念的外延扩大、内涵充实。在临床实践中我们也注意到，里有邪热不一定都有结粪，而结粪也未必都是由邪热引起。(https://www.daowen.com)
3．逐邪务尽，下不忘正 吴氏应用下法，主张“凡下不以数计”，必要时应根据证情采用“再下”“更下之”等因证数攻之法，突破了以往“一日一剂”的陈规，体现了吴氏有邪必除，逐邪务尽的治疗思想。另一方面，吴氏虽然重视下法，但也不妄用下法，他说“要谅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设独行而增虚证者，宜急峻补”，并明确指出“邪未入胃不可下”“阴虚甚者不可下”等禁下之证，还创立了承气养荣汤、柴胡清燥汤等攻补兼施的方剂。由此可见，吴氏这种因人制宜、下不忘正、注重虚实标本、分清缓急先后的论治原则，值得我们借鉴。
4．祛邪清热，首推大黄 吴氏推崇下法，善用大黄，他说“三承气功效俱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并明确指出“得大黄促之而下，实为开门祛贼之法”。吴氏认为“大黄走而不守”，功专在通下，使邪热有随大便外出之机，而黄连“守而不走”，若用之，则“反招闭塞之害”。故用大黄为主药，逐邪攻下，荡涤肠胃，使邪从表里而出，这体现了吴氏早拔病根、邪贵早逐的思想。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大黄能增强肠蠕动、促使内毒素的排泄，并有较强的抑菌作用。
综上所述，吴氏的治疗思想对温病学说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也有一些偏见及局限。如：治疗独重大黄攻导逐邪，而忽视芩、连、柏、栀的苦寒清热，说黄连不能清客热有片面性，强调下法有矫枉过正处。正如吴鞠通所言“初创温病治法，自有矫枉过正不暇详审之处，断不可概施于今日也”，邹滋九亦说“若宗吴氏，又恐邪去正伤”。但瑕不掩瑜，吴氏能在当时盛行伤寒法治温病的时代，提出自己独特的治疗思想，实在难能可贵。他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温疫的治则治法，并对下法的运用范围，进行了大胆创新，补充和发挥了前人之说，丰富了中医学治疗外感热病的内容，为温病学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5年第29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