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研究背景
医患矛盾愈演愈烈，新闻时常报道患者辱骂殴打医务人员、医生服务态度恶劣等事件，医患纠纷事件发生的高频率让人咋舌，新的医闹事件此起彼伏，伤害到了医护工作者和普通百姓的感情，患者惧怕求医，医生惧怕开诊，医疗环境遭到了不可估计的破坏。要保障良好的医疗环境，保证和谐的医患关系，就要增加医疗纠纷的解决渠道，而原有的部分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不能完全符合现实情况，已经失灵，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先后探索实施了五种医疗纠纷处理模式：南京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天津模式和台湾模式，2010年5月，司法部、卫生部、中国保监会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表明各地不同模式的探索告一段落，三部门正式联手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模式，人民调解全面介入医疗纠纷处理。[1]
2.1.1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与传统机制的比较优势
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我国国务院于2002年9月1日起公布施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该条例提出解决医疗纠纷的三种主要途径为：医患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卫生行政部门介入协调解决和向人民法院提起医疗诉讼。当下医疗纠纷案件形式多样，日益复杂，而该条例出台至今已逾14年，所规定的解决途径较单一，不能完全符合现今医疗纠纷处理的需要，因此，根据医疗纠纷解决的现实需要，具有相对优势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作为一种新型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成为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的新措施，其地位具有显著的重要性。
第一，更具中立性、公正性。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时，难免不会仅立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人不对事，有失公允；卫生行政部门与医疗机构是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关系，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有偏颇于医疗机构的可能性；而医调委作为民众性组织，其经济具有独立性，且与医患双方当事人没有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更具中立性、公正性。
第二，更具经济性。医调委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调解组织，运营时所需要的经费皆由政府部门直接拨款，部分接受社会组织资助，在调解过程中不向医患双方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大大地减轻了医患双方在解决医疗纠纷时所承担的经济压力。
第三，更具高效性。以往医疗纠纷处理方式，如诉讼机制，由于法院受理的案件种类杂，数量多，且缺乏专业的医学人才参与案件处理，导致医疗纠纷案件的解决周期十分长，而医调委受理案件快、调解程序简单、快捷，人员更为专业，案件处理的周期短，效率更高，更为医疗纠纷当事人所接受。
第四，更具专业性。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需要专业的法律和医学知识与处理能力，而在以往的处理机制中，医患双方专业能力差异大导致信息不对称，医患协商困难，诉讼机制中处理者也因案件数量繁多与其自身医学专业性不足而延缓了医疗案件的解决，而医调委拥有自己的医学与法律专家库，且其调解团队由医学和法学专业的人才组成，对医疗纠纷案件更具有专业判断力。
2.1.2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实践和政策支撑
实践：截至2014年5月，全国共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3396个，拥有人民调解员2.5万多人，55%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了政府财政支持。2013年共调解医疗纠纷案件6.3万件，调解成功率达88%，有力地维护了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1）山西省医调委通过10年的努力，接案数由最初的一年400余件逐年递增，2012年全年接案1970件，2013年全年接案2049件，2014年全年接案2159件。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90%的医疗纠纷已经做到从院内转移到院外进行处理，山西省的调解工作达到了6个90%、1个60%，即进京上访率下降了90%以上，到各级政府部门上访率下降90%，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上访率下降了90%以上，调解成功率保持在90%以上，纠纷结案后患方满意率达到98.5%，全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医院100%的案件经人民调解程序妥善处理，山西省10年未发生恶性伤医弑医案件，同时围堵、陈尸医院的恶性案件下降了60%。围堵卫生行政部门的上访案件数也由2014年的280余件，减少到2015年的17件。[2](https://www.daowen.com)
（2）2009年初，天津市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实施了《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同年成立。截至2016年6月底，已调解纠纷3622件，8年来平均调解成功率达到86.5%。[3]
截止到2016年8月，北京市诊疗量年年提升，但涉医事件数量在下降，全市医患关系整体稳定，涉医疑难积存案件95%以上都得以消化处理，近7000件医疗纠纷通过医调委得以解决，充分发挥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4]
2011年2月，甘肃第三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成立。4年多来，甘肃第三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累计受理医疗纠纷1292起，调解结案1241起，至今无一起出现反复和异议，履行率达到100%，累计为患者赔付6384万元，道义补助376万元。截至2015年2月底，全省有184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参加医责险，占总数的80%；全省除嘉峪关、甘南以外的12个市州均建立了甘肃医调委工作站。[5]
政策支撑：自2010年以来，各地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和《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的要求，积极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健全了综治、公安、司法行政、卫生计生、保监等部门协同参加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工作机制，建立以人民调解为主要模式的第三方医疗纠纷化解机制，取得显著成效。2014年5月5日，全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在天津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经验，现场参观了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部分医院，对进一步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进行了部署。2014年5月2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在上海召开专题会，研究有关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法制建设工作，建立畅通有序的医疗纠纷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马晓伟表示：要积极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院内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与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有机结合、相互衔接的“三调解一保险”制度体系。2016年3月31日，维护医疗秩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工作推进会在京召开，会议提出：要持续提高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成功率和满意度，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县级医院全覆盖，加强院内投诉、人民调解、司法诉讼、保险理赔等工作的有效衔接。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截止到2017年2月，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已实现县级区域全覆盖，医疗责任险和医疗风险互助金参保医疗机构近7万家，覆盖超过90%的二级以上医院，“三调解一保险”的医疗纠纷预防处理机制作用日益凸显。
2.1.3 广东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运行现状与困境
广东省和谐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广东省医调委”），于2011年6月13日正式挂牌成立，并于2013年出台了《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方法》，鼓励各地市成立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组织。2011年开始，广东省医调委先后在广州、阳江、肇庆等地设立医调委，立案总数较多的地区分别是广州、佛山、惠州、清远等。
医调委内部机构设有办公室、纠纷调解部、风险防范部、分支管理部，工作人员包括具有高、中级技术职务的医务人员和政务工作者、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并建立了医学咨询专家库和法律咨询专家库。案件的受理、调查取证、调解、评鉴，到达成调解协议，督促履行协议，回访等全过程的调解工作皆专业化、规范化。该委员会正逐步朝向管理制度化，操作规范化，调解专业化，工作职业化的方向建设和发展。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调解组织，广东省医调委通过社会组织运用市场机制解决社会问题，创新和完善了“保、调、赔、防、管”联合机制。5年来，广东省医调委应急现场处理“医闹”案件1209件，经劝导近100%进入调解及法律程序；受理案件现已结7203件，结案率86%；已结案件中成功调解6102件，调解成功率84.71%。据报道，广东省医调委目前拥有专职人民调解人员180名，医学、法律专家库成员1200多名，并在全省设立医调委18个、调解工作室（站）21个，形成了覆盖全省的调解网络。[6]
困境：2014年8月5日，广东医调委主任王辉在医调委成立3周年的发布会上直截了当地表示，医调委积极解决医疗纠纷，介入医闹事件，但有时候却遭到了阻挠，调解过程并不顺利，在发布会上，王辉主任列举了多起妨碍正常医疗纠纷调解的事件，如部分政府机构人员给医调委施加压力，少数公安机关干警威胁、不作为等行为，都干扰到了医调委的调解。[7]次年王辉主任更是指出面临着保险公司不赔、调解努力成空、鉴定市场混乱、出报告先数钱等困境。[8]同时，医调委的公众知晓度低、患方要价太高、当事人的不信任，以及调解过程当事人因情绪化闹事，甚至暴力相向等，也是医调委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