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内外现状
2.2.1 国外开展情况
医疗纠纷不仅仅是我国的社会热点问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民生问题。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相较于行政调解机制和诉讼调解机制，更具中立性、公正性、灵活性和高效性，节约个人成本、降低社会成本等特点，相继被各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程度不一的接受和认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产生并运用与当地现实情况相适应的各类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模式。
（1）美国。美国的医疗纠纷调解主要采取ADR模式，即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该模式主要包括5项内容：监察人制度（ombudspersons）、事实发现（factfinding）、达成一致意见（consensesbuilding）、调解（mediation）、仲裁（arbitration）。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是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者，它是由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ABA）、美国仲裁协会（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AAA）和美国医药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三家机构联合成立的，委员会在受理医疗纠纷案件后，会对案件进行调查，生成调查报告后，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联系双方当事人进行谈判协商，协调双方签署调解协议。
（2）法国。法国设立国家医疗事故赔偿办公室、国家医疗事故委员会和地方医疗事故调解与赔偿委员会三个机构，以此解决医疗纠纷。2002年，通过《患者权利和卫生系统质量法》，国内各区设置了医疗事故调解与赔偿委员会，对区内的医疗纠纷案件进行调解，该委员会具有免费、自愿、专业等特点。医疗纠纷申请人主动向地方医疗事故调解与赔偿委员会提起调解，受理后引入医疗专家的鉴定评估，出具专业的鉴定报告，在调解程序中，当事人随时可以终止调解，转向诉讼，调解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
（3）新加坡。相较于其他医疗纠纷处理方式，新加坡政府更鼓励双方当事人选择调解的方式。在1997年时，新加坡就成立了“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对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处理，其受理范围包括医患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调解请求，以及由法院转过来的医疗纠纷案件。调解采取“背对背”的形式，调解员分别和双方当事人单独沟通，这样避免了双方争吵，更利于案件的解决，调解完成后，当事双方签署具有约束力的调解协议。
（4）日本。日本医学会（Japan Medical Association，JMA）于1973年创建了“医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该组织属于行业自治。取得医师注册资格的日本医生，可以自主选择加入各地的医学会。JMA与5家保险公司签订合同，给会员医师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并承包会员医师的医疗过失，承担赔偿责任。医学协会与保险公司联合组成调查委员会，对纠纷情况进行调查，然后，由每月一次的赔偿责任审查会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审查结果的通过以过半数为原则，并以文书形式作出决议。[9]
（5）德国。德国设立“医疗事故调解处”处理医疗事故，该调解处由一个或多个州的医师协会单独或联合设立，其运营费用皆由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承担。调解处工作人员由法律专家和医生共同组成，比例约为1∶2至1∶4。工作人员受理案件后，基于专业判断医疗事故中医生的过失轻重以及赔偿金额。医疗事故调解处对事故的最后处理意见不具法律效力，如当事中的任何一方不同意该处理意见，仍可诉诸法律。[10]
上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疗纠纷调解模式对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我国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实施至今已逾10年，但仍处于摸索阶段，其发展需要借鉴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实践的路上不断探寻与摸索，以期构建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模式。
2.2.2 国内开展情况
过往解决医疗纠纷的三种途径各有其缺陷性，医疗纠纷处理方式多样化、经济化、便捷化、人性化，才符合当代医疗纠纷有效解决的现实需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作为医疗纠纷第三方介入解决机制的主力机制，因具有程序启动灵活、调解成本低、保密性强等优点成为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的新措施、新机制，但总体来讲，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下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正处于初始的摸索阶段，目前主要的调解模式包括5种：宁波模式、北京模式、山西模式、上海模式和台湾模式。
（1）宁波模式。即通称的“医疗纠纷的宁波解法”，自启动以来，广受各大媒体以及医疗系统内各机构的关注。宁波市政府于2007年12月颁布《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次年2月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处置机制全面启动。宁波模式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与理赔处理机制有机结合，在建立医疗保险理赔机制的同时，引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共同处理医疗纠纷案件。调解过程所需经费由政府承担，双方当事人免除一切调解费用。
（2）北京模式。早于2005年时，北京医学教育协会和北京卫生法研究会两家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分别受保险公司指定，对医疗纠纷案件进行调解，两家调解中心的调解团队均由医学专家和法律专家组成。2010年12月北京市发布《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后，北京市政府于次年5月成立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北京医调委是独立的、自治的群众性组织，其调解所需经费由北京市财政拨款，也接受社会组织和企业的捐赠、赞助，不收取调解当事人任何费用。(https://www.daowen.com)
（3）山西模式。2006年10月12日，山西省成立全国首家省级专业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即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该医调委下设医学专家部、法律事务部、纠纷调解部、责任保险部和办公室四部一办。全省采取“六统一”的工作模式即（统一准入、统一管理、统一鉴定、统一调解、统一参保、统一赔付）。山西医调委是国内首个工作内容全面，操作规范的医调委，[11]也成为了江苏、江西、河南、山东、天津、四川等省市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基础模式。
（4）上海模式。2006年4月，上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普陀区正式成立，这是我国首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由政府出资，聘请法律、医疗界专家组成的群众性自治组织，通过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重点调处本行政辖区内的二级或三级医疗机构发生的案情复杂、相对疑难的医患纠纷和矛盾。2011年6月上海市发布《关于开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意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在上海大规模推行。
（5）台湾模式。台湾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包括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简称“消基会”）、医疗改革基金会、地区医师公会等。“消基会”的服务范围包括帮助消费者进行医疗鉴定、协助医患双方当事人沟通协商等，在医患纠纷的调解和医药投诉的处理方面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受到大部分患方的支持与信任。根据调查，有42%的患者家属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会选择“消基会”处理。[12]
2.2.3 研究现状评析
经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大部分学者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证研究。桂平静对将纠纷诉诸北京市医调委的150位患者或家属进行问卷调研，发现患方对机制的认知度普遍较低，影响患方态度的人口学因素主要是：性别、患者的医保类型；自身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机制宣传力度不足，纠纷受理范围不合理等。[13]龙滋霖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制度具有专家咨询制度保障调解的专业性、高投保率保障高赔付力等特色之处，但存在群众对其接受程度低、纠纷预防排查机制不成熟等问题；[14]李菲对山西模式和普陀模式的实证考察，发现普陀模式中资金充沛，人员专业，然而存在中立性难以保证、偏袒患方、调解员过度老龄化等问题，山西模式中立性较强、医疗保险责任制度有特色，然而存在资金匮乏、宣传不足、缺乏对调解员资格的规定等问题。[15]
（2）制度构建。卫洁对制度的构建进行分层研究，第一层级是梳理该制度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机制，其中体制机制上分为调解办公室和调解部，运行机制包括调解人员、调解程序和调解效力，第二层级是对该制度进行的思考，对比发现机制具有调解不收费、程序灵活、中立性保障、专家性保障的优势与特色；[16]丁凤楚结合我国各地的实践经验与国外的相关制度，对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构建提出应当建立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制度、应当依法建立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程序等建议；[17]蒋兴涛分别从我国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现行立法依据、医疗纠纷ADR的有益经验以及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地方实践三方面论证了我国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可行性。[18]
（3）制度完善。孙忠河结合实践，分析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面临的困境，并从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加强人民调解员的队伍建设、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加强运行及保障机制的建设、建立诉调衔接联动机制和加快制定《人民调解法》六个方面提出了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对策；[19]陈翰丹针对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论述了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运用情况，分析了机制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优劣势，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对机制的完善提出建立医疗损害保险制度、创设调解协议书的司法审查和确认制度等建议[20]；刘颖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进行效益分析，认为人民调解是低成本、高收益的调解模式，并提出创新专家会审、规范法律法规、完善医责险、加大政府投入、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和多元筹资等优化策略。[21]
（4）地方研究。刘兰秋以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依托，分析北京市医调委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经费来源、受案范围与调处程序，以及与诉讼等其他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相互衔接的机制的建立情况，对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提出完善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议；[22]刘加良对“诸暨模式”和“宁波解法”进行分析，提出医患纠纷调解情况良好的背后存在着合格人才的匮乏会影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有效性、经费保障的无力会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步履维艰、医疗责任保险的不平衡发展会降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率等问题。[23]胡敏分别从宁波地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实践、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的意见论述，在文章中，作者对宁波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分析，包括制度运行主体、调解的运行程序、调解的运行效力等。[24]陈颖等通过对云南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开展的基本情况和试点地区的运行机制与经验调查，认为云南省在开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中基本实现了“三个到位”，即：出台政策法规到位、人员配备到位和经费保障到位；规范了“三项流程”，即：组织队伍规范化、调解程序规范化、保险理赔规范化。[25]
我国学者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分析和研究，自身缺乏调查数据支撑，目前，国内鲜有研究医患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感知性评价的相关成果，而了解医患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认知与评价，对改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完善机制系统运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曾对患者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态度进行调查研究，但该调查缺乏医方态度的比较分析，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运行效果评价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医患双方的视角出发，了解双方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认知与评价，并对医方、患方和医调委调解员进行深入访谈，探讨医调委的作用效果，以期在调查中发现医调委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寻求完善的方法来补充以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