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人的关系

环境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的生存和发展、人的思想和行为与环境密切相关。环境对人的影响，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认为环境对人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荀子非常重视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认为人能为环境所熏染、同化，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墨子·所染》），说的就是这一思想。教育家颜之推曾对家庭影响的作用有过生动说明：“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虐，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颜氏家训·序致》）主张建设家庭环境，使其对人的思想品德形成积极影响。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认为，环境对人的意志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主张对环境进行有效控制，促使人们形成坚定的意志。

在西方国家，许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探讨环境对人的思想品行的影响，认为环境与人的思想品行的养成之间存在联系，主张从改善环境入手，提高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德谟克利特认为，人需通过环境的熏陶、日常的锻炼和教育而获得“第二本性”，即思想道德素质。奥古斯丁认为人性本恶，需要教育和环境来加以改造。他重视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认为通过父母的言行，儿童不仅学会判断和表达，而且可以学到良好的品行。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因素）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有重大影响。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了天赋智力人人平等、观念和知识都是后天形成的“白板说”，主张加强对教育过程中环境的控制。爱尔维修、欧文等十分重视社会环境对人的素质的作用，提出环境决定论。欧文指出：“人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一生的每一时刻中所处的环境和他的天生品质使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行为主义学派创始人华生否定遗传的作用，认为人道德的和不道德的行为都是环境影响的结果，环境和教育决定人的发展。这个观点夸大了教育和环境的作用，否认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其片面性显而易见。近代以来，不少西方学者从隐性教育视角研究环境，认为隐性教育就是潜藏在正规的或显性的认识性、活动性德育及专业课程之后或之外的教育，特别是教育环境的体制性和气氛性教育影响；隐性教育的作用是经常的、潜移默化的，它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道德风貌。(https://www.daowen.com)

上述观点都有一些可取之处，对我们认识社会环境与人的思想品德的关系具有一定启示作用。但也都存在一定局限性，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实践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克服了这种局限性，科学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借鉴价值。

马克思在批判环境和教育决定人生观的形成和性格的旧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科学地阐释了人与环境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过教育的。”马克思在这里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忽视人的能动性的倾向。他的观点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这一观点内在地包含着以下两层意思：第一，人与环境是互相创造的。马克思认为，人与环境都有受动和能动方面，不能对其关系作单方面的谁决定谁的理解，它们实际上是互相创造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一方面，环境给人以影响，制约人的活动。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制约人的发展，影响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可以改变环境，并在改变环境的同时改造自身。人在社会环境面前，绝不是消极被动的，人能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改造和变革环境，使之适合自身发展的需要。第二，人的活动和环境的改变辩证统一于实践。在人与环境相互创造的过程中，两者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应理解为环境变得有利于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是有利于环境建设的活动。两者是否如此，取决于变革的实践。也就是说，两者统一的基础是人的变革的实践，是人正确地发展自己的能动性的方面。可见，马克思主义既承认人有受外部世界决定的一面，又认为这种决定不是最终意义上的决定；人在既定条件下是能动的，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