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绍钧:同情、真诚以及叙述的分化力量
鲁迅的短篇小说只是其文学成就的一小部分,产生于1910年代末至1920年代初这一短暂的创造性时期,而此时他已年届中年。笔名为叶圣陶的叶绍钧,则是一位相当多产的作家,自1922年至1936年,他出版了6本短篇小说集以及最早的白话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倪焕之》(1929年)。事实上,叶早在1914年年仅20岁时就开始发表小说;在那一年,他的19篇小说(都用文言写作)刊登在上海的通俗杂志《礼拜六》上。(49) 虽然他创作这些小说,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但他仍坚持说它们是严肃的,不仅仅是“街谈巷语”(50) (借用古人用来贬低小说的说法)。历史学家顾颉刚,是叶儿时的同窗和终身的好友,他后来也赞同这种说法,认为叶从一开始便“宗旨在写实,不在虚构”,因而“和那时盛行的艳情滑稽名派是合不拢来的”。(51) 如此热忱地投身于小说创作,叶绍钧或许不可避免地要与《礼拜六》式的商业杂志的政治文化立场分道扬镳。1917年,当杂志编者刊出一则启示,称“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叶满心厌恶,中断了与杂志的合作,转而将精力投向教育事业,到离苏州不远的乡间去任教,在1919年之前再也没有提笔创作。那一年,在北大加入了新潮社的顾颉刚写信给叶,(52) 邀他入社,并建议他为社刊写些东西。叶此时正狂热地沉溺于新文学运动的观念,迅速作出了回应,将小说《一生》投给《新潮》4月号。随后,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白话小说,以及多篇谈论教育改革和妇女问题的文章,引起了茅盾、郑振铎的注意。他们二人在1920年冬着手组织文学研究会,叶绍钧应邀成为12位创始人中的一员。不久,他便前往上海交结文友,到了1921年,便脱颖而出,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颗新星。
和许多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叶一直笔耕不辍,成果丰硕,这使我们能够考察他的创作历程。鲁迅的小说,成熟于对生活的深刻剖析,以一种十分晦涩的方式表达了自我及阶级的问题,而叶绍钧的早期作品却充满着浓郁的自我关注和感伤情调。随着技艺日趋精湛,叶显然力图在小说中清除这些因素,以获得对周围社会环境更为客观的再现。虽然,他仍在使用传记性的素材,但也努力在个人生活与小说表现间构造更大的距离。这种进步被多位批评家称为朝向现实主义的“成熟”,(53) 但或许因为叶早年的美学特性,他为这种“成熟”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1921年,正当叶绍钧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突飞猛进之时,他在一本名为《文艺谈》的文集中谈到:创作应当理解为一种自我修养,作家应在自身中培养起同情和真诚的品质。(54) 但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作为一种美学形式的现实主义,对这两种品质的态度十分暧昧:因为现实主义包含“真实”与“虚构”的双重诉求,现实主义叙述者的声音难免具有一定的构造性,完全的“真诚”是不可能的。另外,现实主义作品激起怜悯之情,也仅仅是为了通过净化作用来宣泄它。我们将会看到,叶绍钧早年在日常生活以及在写作上对这些价值的执著,使他抗拒了某些现实主义的形式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发展。
除了相当惊人的创作产量,叶绍钧在叙述技巧方面的尝试,甚至比鲁迅还要大胆。谈到自己小说受到的最重要的影响时,他写道:对史诗和冒险小说他没有多少兴趣,年轻时最吸引他的是华盛顿·欧文的杂记和古德斯密的小说的“笔趣”。(55) 普实克认为,叶的早期小说也受益于中国传统的笔记和歌谣,这一点与屠格涅夫、契诃夫这样的西方现实主义者相仿。(56) 这些多种多样的模式在深思熟虑后,应用于不同的场景和氛围,对叙述资源高度节制性的把握通常得以展现。在允许的范围内,身边的生活往往成为他创作的起点。叶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小说素材的:
我在城里住,我在乡镇里住,看见一些事情,我就写那些。我当教师,接触一些教育界的情形,我就写那些。中国的革命逐渐发展,我粗浅地见到一些,我就写那些。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知识分子跟小市民,因为我不了解工农大众,也不了解富商巨贾跟官僚,只有知识分子跟小市民比较熟悉。(57)
由于不肯越出他个人观察中的生活视界,他的小说倾向于以当地的或家庭的生活为叙述基础,(58) 他对情节的处理也是十分节制的(正如我们发现的,叶将巧妙的情节构造与通俗小说相结合,虽然在他看来,后者无耻地迎合了读者对感官刺激和社会黑幕的期待)。即使是在他小说中处理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时,他也暗中作如此处理:譬如,小说《夜》(1927年)涉及到了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的对共产党的大屠杀,但这一事件是通过一位老妇和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展现的,他们的家人在屠杀中遇难。同样,在《倪焕之》中,叶也避免直接描写1927年革命事件,它们只是片断性地出现于主人公的回忆之中;正如茅盾所抱怨的那样,这种间接表现使叶的小说丧失了一种历史现场的紧张感。(59)
叶绍钧小说中情节性的减弱最终导致的,是对心理和情感现实的不断增强的关注。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隔膜》中,许多作品都是一种抒情性流露,而故事发展似乎仅是一种布景。同样,人物也没有像为情感迸发所必需的那样充分地展开,他们常常是无名的,只被冠以人称代词。例如,在《不快之感》(1920年)中,叙述者努力要克服一种含混的、无法解释的不快感,整篇小说不过是一次情感分析的练习。在这样的作品中,如果说叶冒险堕入了唯我主义,那么他所寻求或找到的情感流露的本性会以某种方式使他化险为夷。同情或怜悯之情的“在”与“不在”,在他的小说中始终如一地上演。《母》(1920年)和《伊和他》(1920年)等小说中的母子亲情最为突出地——也是最感伤地——表现了“同情”。
在《隔膜》的序言中,顾颉刚认为集子的标题与内容不符,他指的是其中的一些作品唤起了(60) 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他觉得,只有几篇小说与标题相协调,譬如《隔膜》、《一生》、《一个朋友》(1920年),这些作品都在探讨使人相互分离的社会隔膜。顾的区分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属于主题层面。这两类小说的道德前提是一致的,只在表面上有消极和积极的分别而已。标题“隔膜”所指的正是“同情”意识内部的社会及心理的阻隔,小说只不过在道德关怀的表述策略及情节安排上有所不同罢了。在那些所谓的感伤小说中,主人公获准拥有一种对“同情”的抒情性自觉,对此,读者也会在心中产生共鸣。在文本中,这种经验的救赎价值的确立是含蓄而不夸张的。譬如,小说《春游》(1920年)记述了一位少妇某日在湖边的漫步,她感到与丈夫无比亲昵,周遭的大自然十分宜人,它的结尾是这样的:“伊的生活依然如故,没有变更,然而伊那感想永远牢记。根据着伊那感想,也不能说伊的生活没有变更。”(61) 少妇的顿悟中充满了精神的转化力量,但却奇妙地超脱于叙述;在情节的层面,“什么也没有更”。
然而,即便变化甚微,另一类小说可称为“情节小说”。例如,频频入选各类文集的《一生》采用的是一种简单的自传形式,但主人公的一生,一个由虐待、逃亡和寡居构成的曲折故事,就缺乏那种能使其超越“情节小说”的情感冲击力。如果“同情”之心没有被唤醒,惟妙惟肖的叙述似乎就毫无意义。最终,叙述者提供的只是对主人公的人性的感受,因为她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小说最初的标题“这也是一个人”(62) 所昭示的含义,在一种淡淡的讽刺中,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动物形象形成了对照。“她”不过是一件器具,(63) 在家里“伊是一条牛——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64) 她只是朦胧地感到自己的痛苦,只能用眼泪来表达自我,与其说她是一个确定的人物,不如说是浸泡在作者的同情之泪中的一块善感的海绵。在小说结尾,叙述者痛楚地觉悟到在“隔膜”中,为个体生活带来意义的精神升华无法达成,他吁请读者通过同情小说中的愚盲的受害者——放纵他们自己道德上优越感——来弥补这种缺陷。总之,《隔膜》中的这两类小说都明确表明,“感伤故事”中主人公内心的情感流露比“情节小说”夸张的叙述要更为可靠。叶似乎认为,生活不过是心理和精神现实的自然流动。
在更深的层面,叶绍钧对叙述的拒斥,源自他对人世间时间作用的深深忧虑,是时间驱动着小说中的活动毫无目的地进行,这些活动反过来制造了社会隔膜。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常常将时间经验为一种幻灭的过程,一种在母子亲情中显露出的那种完满的“同情”意识逐渐丧失的过程。或许,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中,内涵最丰富的作品是《苦菜》(1921年),它讲述了一个人如何依靠自我的锤炼和修养,来抗拒这种幻灭的力量。在小说的开始,叙述者描写了房屋背后一小块被“顽皮的小孩”当做游戏场的空地。他觉得,他们的游戏让这块土地“废弃”了,所以计划将它围起来开垦出一个菜园。但是,建造菜园的目的不是实用性的,而是精神性的:他“热烈而深切地期望着那片宝地便是我新生活的泉源”(65) 。最初,在荒芜的土地里播撒种子,简单的体力劳动的确让他周身洋溢着力量。精神的颓靡被一种生机勃勃的自我实现所替代:“我不觉得时间在那里移换;我没有一切思虑和情绪。(66) 我化了,力就是我,我就是力。”(84页)然而,在等待蔬菜生长的过程中,这种活力逐渐变成了一种不耐烦之感。热烈的理想主义最终带来的仅仅是焦灼。
叙述者心中希望与烦闷的纠结,与他雇来帮工的一个饱经沧桑的菜农福堂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福堂看来,种菜是一项乏味的劳役,它的“滋味”和叙述者打算培植出的蔬菜一样的苦涩。为了谋生,福堂才种菜,它不能带来个人的满足,至多能被忍受。对于叙述者的绝望,福堂毫不“怜悯”,植物的残枝败叶不能让他心动,他惟一的梦想是从对土地的依赖中解放自己(或许,他的梦想是孩子们一度拥有的但现在已被叙述者禁绝的无拘无束的狂欢)。以叶绍钧早期小说特有的方式,福堂的不幸使得作为主题的“同情”动摇了,小说的主旨也由此传达:叙述者认识到,他其实与菜农相差无几,他的其他事业——教书和“艺术的生活”也都变成了日常劳役。知识分子热衷于精神生活,而菜农看重生存现实,在这里,阶级的碰撞没有带来鲁迅小说中此类场景所引发的批判意识。在小说结尾的陈词滥调中,福堂的不幸被道德上的自满缓解了,但如果说叙述者自我陶冶计划的失败,部分是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阶级角色(参与了一项不合适的劳动),更深层的挫折其实源于他没有理解时间的本性,作为幻灭的根源,它可以被忍受或超越,但从不能被掌握。
当第二本小说集《火灾》(1923年)出版时,叶在艺术上已相当成熟。从形式上说,《火灾》中的小说由纯粹的白话写成,句式简洁,很少夹杂文言词汇,从情感的自我爆发到更为自我节制的叙述,有了一种明显的变化。故事情节更为复杂、明确,起承转合间一种新的对于叙述者及其功能的自觉凸现了出来。其中,叙述者的身份经常是偷听者或告解者:(67) 这样的作品有《晓行》(1921年)、《悲哀的重载》(1921年)、《旅路的伴侣》(1921年),故事的细节是被叙述者无意听到,或者是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主人公热情地讲述给他的。由此展开的叙述可使“同情”在作品中得到更为深入的施展,叙述者的情感反应全被即时地记录下来。然而,局外人的身份又使他保持了一种与所记录的事件的个人距离,因而,他的同情无论怎样真挚,似乎都于事无补。小说让主人公有机会袒露自己的烦闷,借此方式自始至终使他置身于生活事件之外,进入叙述者所营造的一种恒常的道德及情感空间。但叙述者与人物又缺乏任何可靠的关联,他既不能在现实中缓解对方的痛苦,也不能提供长久的精神安慰。在故事结尾,叙述者与主人公不得不告别,生活依旧无可奈何地日日轮回。
在这些作品中,叶绍钧似乎不再轻信“同情”能够带来真实的精神转变,同时又将一种新的权威割让给了时间和它的功效。人物抱有的理想和雄心日渐丧失,颓败的过程更加不可逆转。“同情”的效力似乎逐渐被限定在文本内部,一旦如此,它便无可避免地要在结尾得到净化性的宣泄。结果,怜悯和真诚等品质的功能受到了新的质疑。下面,我将简要讨论两篇小说,《火灾》和《云翳》(1921年),它们都触及到了上述问题,并在更宽广的意义上探索了在个人的道德理想与有限的外部世界的压力间寻求协调的自我奋斗中,写作自身所扮演的角色。
在《火灾》的开头,以叶绍钧的一个朋友为原型塑造的主人公言信,(68) 就显然代表了叶绍钧大声呼唤的真诚和同情——(69) 这两种基本的美德,他的名字的含义是:“说真话”,而在小说中,他的第一个举动便是以温柔的爱心抚慰叙述者哭闹的婴孩。在照看孩子方面,他有自己的秘诀:“我们尤其要将整个的心倾注于她,使她的小心灵十分安慰,仿佛包在一个快乐的网里。我们对她的心如其少倾注一分,她立刻能够觉察,于是她因求慰而啼哭了。”(157页)言信的同情心虽然在哄孩子方面卓有成效,但对于贪婪地追求“刺激”的成人世界,却无法奏效。言信向叙述者描述的自己家乡的生活,就是代表性的一例:土匪们纯粹是为了追逐冒险才肆虐四方,而乡民们也反常地欢迎着土匪的骚扰,将其看作是对乡村沉闷生活的调剂。在小说上下文中,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心理的异常只是孩子哭闹的一种变体,是人类对于同情和关注自然需求的一种扭曲表现。它成为最终吞没小镇的火灾的导火索:“言信的预言现在应验了,由人心的火灾引来了一场真实的大火。”(162页)言信自己也成了追求刺激的普遍激情的牺牲品;他以一种颓丧的、自暴自弃的口吻向叙述者坦白,惨剧让他无比震惊,以致也像其他村民那样“疯狂”。
听了言信的告白,叙述者所做的惟一一件对故事情节产生影响的事是,他建议言信写出村里的这场人心的大火,以便让外人知晓。言信作出了热烈回应:“火灾!火灾,是我回去之后惟一的工作了!外间人不管,我会逐篇寄给你看。”(161页)叙述者无疑会认为,他建议的写作计划会对朋友起到治疗的作用,但“强度的兴奋了”的言信显然又将它当做吸引一个他者的同情性关注的手段而已。写作的合约,直接引发了言信对同情的需求以及对刺激的渴望。(70) 有意味的是,对于叙述者来说,他承诺的不过是一种延迟的同情,以回报言信的记述。经过漫长的等待,他只收到言信一封偶然的来信,信中谈到自己“神志昏迷不醒”,身患恶性“疟疾”;此时,写作合约的失败带给叙述者的失望,似乎超出了对朋友恶化的健康的担忧。言信对火灾的记录,牵动着叙述者的情感,其中也包含着一丝好奇,它最终与村民们热衷追寻的战栗相差无几。但他小心翼翼,不致在火灾的故事前完全暴露自己。因而,在叙述进程中,他可以尽情地表露“同情”,又不会有“引火烧身”的危险。但对于言信来说,回到家乡、回到“同情”经验原初的现场,目睹事后的衰败,这种行为是自我毁灭性的。他能够说出实情但不能写下它。一系列问题被悬置在故事的结尾。如果说出于道德目的的写作,从可叙述的外部世界返回原初的情感之“家”,如叶在批评文章中所界定的那样,是一种“说出真实”的行为的话,那么除了沉默什么才是纯粹的写作呢?叙述行为——譬如叙述者对言信的故事的讲述——是否也加入了那吞没了整个成人世界的对刺激的疯狂追求呢?
与《火灾》一样,在《云翳》中,叶绍钧也没有将故事讲述当做事件的叙述性记录。小说以主人公孟青对夫妻“一体”的虔诚思考为开端,谴责性地否定了个人自由和隐私的观念,认为是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但孟青,这位小说家,继而又讽刺性地创作了一篇怀疑婚姻关系之真诚性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附先生为妻子写了一封信,本想描述他的一个梦:他与一位朦胧的女子坐在一个极为浪漫的花园里,谈论着艺术。在那个梦中,“他感到人间伴侣的情愫,惟有这回这才是真正的交流”(71页)。然而,他一边写一边又担心梦的内容会让他的妻子怀疑他对她的挚爱,最后他扯了一个谎,说妻子就是他在梦中遭遇的女性。与附先生对梦中实情进行压抑相关的不忠之感,同样也出现在孟青自己的身上。(71) 他写完小说后,对于该不该发表,顾虑重重。他自己的妻子会不会怀疑他,会不会将“观察他人而得”的东西错当成他自己的真实情感的反映?附先生的梦境处在一系列复杂的暴露和掩饰的过程的中心,如果梦境本身是潜意识的浮现,那么它的颠覆性意义在附先生的写作中第一次显露了出来,在信中它随即被压抑;这一过程在孟青这里又一次重演,他写下了附先生的故事,随即又将它烧掉(“这篇小说终于埋在灰里和他的心里”[74页]),最终,在我们阅读小说时一切才彻底暴露。作为潜意识的表现,梦境代表了做梦者“内心”自发的、原初的活力。与其说它表露了见异思迁的性诱惑,毋宁说暗示出完全的忠诚只有在一个人潜意识的朦胧衬托下方才可能。这一信息包含的唯我主义暗中消解了孟青和附先生对夫妻亲密无间感情的热情维护,前者在小说开头作出表白,而后者竟然宣称他的写作与他的主体自我合二为一:“这不是我的话语,我的文字,乃是我的心音。”(69页)孟青和附先生都将写作当成是“同情”之伟力的表现和确认,但在个人情感的表述中,他们所写下的东西恰恰与他们的意图相左。最后,他们被迫篡改或销毁自己的作品,以保全婚姻的和睦和精神的权威。小说极力渲染了一种“无聊到极点”的感受,为了摆脱无聊,附先生才挣扎着提笔写信。在文中,这种“无聊”可以理解为对写作揭示性、分离性的力量自然的心理抵制。如果写作必然会如其所示破坏作者的美好意图,摧毁它希望建立的与读者的信任关系,那么抗争的结局或是终止写作,或是放弃那些对个人忠诚及双方感情提出过高要求的盲信。表面上与作者最美好的愿望处处为难的《云翳》,虽然没有作如此选择,但也努力表达了对写作深刻的怀疑,解除了“同情”的群体价值。
在《云翳》复杂的叙述嵌套中,(72) 叶绍钧开掘出围绕故事核心(这里是梦境)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它由连续相接的两个叙述者完成,其中每一个都从自己的角度与它发生关联。附先生以浪漫主义的第一人称讲述他的梦境,而孟青选择的是非常现实主义的第三人称。但两种讲述模式的效果都出乎我们的意料,尽管附先生坚持他的言语直接发自内心,但第一人称写作并没有保证其忠诚。同样,第三人称写作也没有使孟青超脱他所记述的事件和情感。因为,如他自己所担心的那样,读者或许会疑心,他仅是将自己的感受注入到了人物之中。附先生的记述不是口无遮拦的自我表现,他无法将读者可能的反应(这里是他的妻子)从意识里清除;而孟青的记述也不是完全超然、客观的报告,他对素材的选择恰恰受到了他对主题表达的兴趣的约束,在两种讲述模式中,主观动机与社会(或模仿)动机并行不悖。由此,小说的创作与叶绍钧的伦理困境便交织在一起;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怎样将主观的伦理因素与僵硬的社会环境相调和,即如何不经篡改地使自我外化,这个问题让叶绍钧大伤脑筋。
或许不是巧合,在创作这些体现了写作自身的去魅力量的作品的同时,叶也第一次开始把握传统现实主义技艺的精髓。在《火灾》中的《饭》(1921年),以及20年代出版的三个小说集《线下》(1925年)、《城中》(1926年)、《未厌集》(1928年)中的许多作品中,叶已能够在叙述中,将伦理关怀进行客观化处理,作者明确的抒情或训诫的意图已降至了最低点。现实主义不再只是从主题上处理幻灭经验的便利工具,而成为某种觉悟有效的形式表现。尽管它一再声称忠实于再现,但现实主义完成的似乎不是文本与外部世界的紧密关联,而是对它们之间界限的重审。社会与个体的日趋分化,使得这种形式区分也在小说的主题层面得到了反映。(73) 很多批评家都发现,(74) 叶对心理分析颇感兴趣,但它遭到了一种新观念的挑战:个人生活是被社会所控制的。在小说《孤独》(1923年)、《春光不是她的》(1924年)和《微波》(1926年)中,个体人物不仅在残酷的社会魔掌中饱受幻灭之苦,而且还被由此导致的孤独、痛楚等私人情感反复折磨。但是,疏离感不是社会领域与个体心理分裂的惟一结果,在社会环境的惊涛骇浪里挣扎的个人,不得不建构多种自我防范性的社会角色。在叶绍钧的一些具有鲁迅小说讽刺神韵的作品中,教员们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为则表明了结果的虚妄。
这些讽刺小说,大都取材于学校生活,预示着叶篇幅最长的作品《倪焕之》的诞生。叶绍钧毕生都在关注着教育:家境贫寒的他没能进大学读书,从18岁就开始了教书的生涯。他从事过多种教育工作,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在甪直中学的经历。甪直这座小城离他的家乡苏州不远,叶的一位名叫吴宾若的同学于1917年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实验学校,并邀请叶绍钧加盟。他接受了聘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1年;甪直中学后来成为小说《倪焕之》中学校的原型。吴宾若在教育理念上与叶绍钧有很多共识,也是一位热心的校长。叶在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的几篇文章,大致勾勒出了他的教育理论,他强调应该“知行合一,修养和生活合一”,他还认为社会的进步实际上依靠的,是学校中“健全的个人”的培养。(75) 我们将会看到,这也是他的虚构性自我——倪焕之的教育理念。
叶绍钧写道,“我因年轻不谙世故,(76) 当了三数年的教师,单感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时甚且是苦的;但自从到甪直以后,乃恍然有悟,原来这里头也颇有甜津津的味道。”(77) 他坚信,在教育上最初遭受的挫折不是来自学生,而是来自他的那些心胸狭窄的同事们。(78) 他们缺乏甪直的进步教师所秉承的理想主义,因而不仅远离了学生,也与广阔的社会脱节。他在小说中描绘的教员众生相就是这些挫败的写照,但在其中,也不乏同情之感。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教师一直是被讽刺的对象(如18世纪的小说《儒林外史》),但在叶的小说中,教师们面对的问题却迥异于前人。在新的社会里,他们不再是未来的文人官僚,而是西方意义上的专业人士。专业的划分使他们被迫处于社会的边缘;任何人对他们都可以轻慢无礼,从他们的雇主,那些官僚老爷,到那些精灵古怪,能让他们斯文扫地的学生。少数人仍拥有一定的革新热忱,但在令人气馁的阻碍面前,最终也会放弃革新的努力;(79) 其他大部分人已变得冷漠麻木,将教书或者只看成是饭碗,或者当做对更为积极的事业,譬如政治,畏首畏尾的逃避。
在《饭》和《潘先生在难中》(1924年)两篇小说里,由于地方上的饥荒和军阀的混战,主人公的教育工作根本无法进行。《饭》中的吴先生和潘先生都在勉力完成自己的责任,但在乱世之秋,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养活、保全自己的家庭。这二人身陷困境,滑稽可笑,都是因为无力同时身肩两副担子:环境最终迫使他们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80) 吴先生在上课时一度将学生丢下不管,因为只有在那时集市上才有米卖。对于工作如此疏忽,表明自我保全的要求已超过了他的公共责任感,而学生们也显然识破了其中的原委:“先生比我们发财得多,我们的骨头烂了,他肚子还饱胀呢。”(81) 在小说的结尾,吴的自私更为露骨地表露了出来,即便经受了一连串的羞辱,他还是在物质的回报中获得了安慰:“桌子上雪白光亮的究竟是一块大洋呢,他不期而然地取在手里,手心起冷和硬的感觉。”(51页)吴先生职业中的社会责任感已丧失殆尽,对于他来说,它仅是用来赚取米粮、养家糊口的手段。
《潘先生在难中》的主人公也是位教师,他也同样置身于家庭责任——战乱时他带领全家逃难到上海——与学校职责的冲突间。后来,他忠实地听从教育局的指令,只身返回危险的村庄,在那里起草了一份通告,鼓励学生返校:
通告说兵乱虽然可虑,子弟的教育犹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废弃的,现在暑假期满,学校照常开学。从前欧洲大战的时候,人家天空里布着御防炸弹的网,下面学校里却依然在那里上课:这种非常精神,我们应当不让他们专美于前。(82)
潘先生夸张可笑的忠诚当然掩盖不了他的劣迹,他一边为自己小家庭的安危牵肠挂肚,一边偷偷收集红十字会的旗帜和徽章,将它们当做护身符,相信其魔力能保护他自己和学校免受迫在眉睫的伤害。潘先生的故事与《饭》一样,最后的结局都是主人公的自我暴露:兵乱过去之后,潘先生受命“撰写彩牌坊上的大字”,以表彰保卫城镇的将军的仁慈与美德,(83) 他的笔下尽是溢美之词,但脑海里闪过的却是一幕幕地勉强逃脱的灾祸景象。一个人要压抑自我内心真实才能灵活善变,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真诚只不过是一种颇有市场的手段,它的真实内涵已经失落。作为一个权势的奉迎者,潘先生与《饭》中的吴“先生”一样,也沦为了纯粹的职业工具。
教育是知识分子们困境之中的避难所,对于叶描写的这些教师来说,它不仅是衣食的来源,也是他们逃避席卷社会的政治运动的借口。然而,政治活动本身也充满了精神的危险,在叶为数不多的几篇描写自觉的政治活动的小说中,《桥上》(1923年)便是一个范例。小说中,一位名叫组青的年轻革命者计划谋杀一个富有的地主。他没有实际的目的,只是希望通过行动告诉人们:对于社会的不公,他不是一个熟视无睹的旁观者,他要以象征性的暴力“喊醒”“可怜的”大众。写作的功能在这里被谋杀替代:组青对此不予以解释,因为谋杀“与念书写信相类,想干时就自己去干”(84) 。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谋杀成了一件异常荒谬的行动,完全与现实无关:“发狂似的飞快的一个动作,他的右手伸出窗外,像平时打鸟儿一样,随手取得个最适当的准头,就是结实的砰的一声……”。组青的疯狂,来自一种无能,他无法在受庇护的想象世界(也是文学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领域)与真实的世界间作出区分,在后者那里,暴力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在《桥上》中,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危机四伏地相联;逾越两个世界间的界限造成的危险,在叶的小说中得到了更为典型的喜剧性描绘。《一包东西》(1926年)写了一位教员,他认为自己携带了一包违禁的宣传品。在接受检查时,那些宣传品闪现在他脑际,(85) 上面印的正是他害怕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暴力:“现在这一包方方的,是坚实的纸张,那一定印着个横倒的非常难看的尸体,胸口上有模糊的一滩,就是就近被恶魔残害的一个。而且,无疑地,下面一定印着警切的题语:‘为人们牺牲的!请看恶魔的猖狂。’”(86) 他仓皇逃离检查站,一路上反复检讨自己对正义的政治运动的逃避,并将个人的恐惧合理化为对职业的忠诚(“虽然算不得什么大志愿,我那个学校总要把它搞得像个样儿;那些学生,也要看看他们将来的眉目。”[61页])小说出人意料的结尾是讽刺性的:那些令人胆颤的小册子不过是一位老妇的讣告,这一发现迫使教员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怯懦:站在镜子前,他羞愧地体验到了他个人的道德想象与自己社会角色之间的严重分离,他不敢再看自己的眼睛。“分离”导致了精神的分裂,惟一的救治便是投身于危险而艰苦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去。继续保持超然物外的姿态,只能将暴力转嫁给自我,或者更糟,通过腐儒们盲目的教授,影响到下一代。
在叶绍钧小说中,我们发现的所有这些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以不同的方式在他篇幅最长的小说《倪焕之》中全部表现了出来。这部小说是应叶的一位编辑朋友周予同之约创作的,连载于《教育杂志》上。叶于1928年1月开始动笔,每隔七八天就写完一章,于同年11月全部完成。(87) 虽然它是发表在一份教育杂志上的,(88) 但叶希望这部小说既能宏观地描写1911年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转变(茅盾正是这样盛赞它的(89) ),也能记录在此期间他个人纷乱的心路历程。小说讲述了叶绍钧的自我变体——倪焕之的一系列奋斗,他希望为自己人生的三领域:教育、感情和政治,都带来崭新的活力。但是,他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作为一名教师,倪的第一个抱负是推行一套改革方案,其中也包括叶的道德理想,即将同情和真诚的品质贯彻于教育之中:倪主张“只为儿童服务,只知往儿童的世界里钻”(5页),对于有问题的孩子,不能靠纪律约束,应该合理地唤起他更美好的本性,这种方式被其他教师轻蔑地称为“诚意感化”(73页)。倪最为反感的是将教育看作是书本知识的灌输,仅仅将传统的教条传递给新的一代。在校长的鼓励下他投身于教育(校长希望能使他(倪)远离“最难处的军界政界”[16页]),但他困惑地发现教书的工作与他在电报局里的第一份工作并无差别。教书的经验不过是“厌惮的感觉”(57页),而教师也仅是机械的知识传递者。然而,为了使自己的道德理想变为现实,倪将他的工作变成了一项使命,其目的不是向孩子们传授书本上的静态的知识,而是要在他们身上激起生机勃勃的活力或“野气”(47页)。用倪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希望“要学生‘生’”(19页)。在实践上,这意味着要在教育环节中引入歌唱、体育、园艺等这样的课外活动(53—54页)。在骨子里,倪的改革方案触犯了成年教师们希望传授给孩子们的传统价值。教师积极的作用只是在“创造环境”,孩子在其中可以自发地成长。但是,理论的实施却没能使教师的作用发生转化,教师们想要培养的那些品质,正是孩子们无比丰富的天性,但教师自己却十分匮乏。因而,倪一面要雄心勃勃地激起孩子们的活力,(90) 一面又渐渐被一种模糊的“气馁”所困扰,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的“期望”过于美好了。他追寻的精神升华只能存在于对理想的期待性冥思中,而他的理论一旦运用于现实,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失望。十分有趣的是,倪在事业上最大的满足感,是来自观点的书面演绎(在他写信的时候,或是在阅读与他心意相通的校长蒋冰如撰写的教育论文的时候)以及与同道的理想主义者,如他的未婚妻,进行的理论探讨。
事实上,对教育的共同热忱,是倪焕之和未婚妻金佩章首次相逢的基础,倪也将他们的关系像他的教育改革方案一样理想化了。既然先进的教育应当打破壁障(33页),那么爱也应是打破两性之间“无形的障壁”(49页)的“黏合力”(157页)。虽然这对年轻人开始只是谈论教育问题,但他们青春的身体里也萌动着性的渴望:在倪焕之与未婚妻一同阅读蒋冰如的教育论文的时候,“焕之已经解除了对于异性的拘束”,自信地说:“是一篇非常切实精当的文章呢!”(52页)然而,无论爱情之火多么炽烈,“好像无数的小蛇”不得不从胸中得到抒发(139页),他都不能直接向佩章袒露自己的心扉,只能选择情书作为一种替代。他们的通信不仅传达了五四一代年轻人朦胧的性意识,而且表明作为一种崭新的政治力量和爱情力量表达基础的口语,在性爱方面的功能。焕之的态度十分明确,他选择用口语写信,是为了缩小写作与言说间的差距(“却觉说来很爽利,无异当面向你说”[141页]),更好地表达他在爱情中找到的生命冲动。佩章,虽然也喜欢阅读他的来信,“仿佛听见他音乐一般的声音,而他的可爱的神姿也活跃地呈露在眼前”,但却觉得这样“似乎太爽直太露骨了些,这中间多少含有侮慢的成分”(142页)。在回信中,她选择了文言,这让她很放松,也让通信保持坦率,但表达的只是一种羞涩:(91) “你怎么说出这些话来了!”(173页)无论是用白话还是用文言,通信的目的并不纯属个人交流:书信拓开了一个空间,在其中想象力可以构造出一个情感的共同体,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倪焕之的浪漫理想一旦与婚姻琐碎的现实相遇,它便破灭了。婚后,他很快就厌倦了家庭琐事,也对佩章大为不满,认为她心里只有狭隘的家庭生活。他贪婪的想象必须另找出路,落实它的理想。在他的幻想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女子,“一个勇武的女神”“头发截到齐耳根,布料的长袍紧裹着身体,脸上泛着兴奋的红色”,她与佩章不同,“写起信来是简捷的白话”(223页)。尽管焕之决定终止与佩章通信,不满于“累累赘赘地写上一大篇”,但那些信件还是令他回想联翩,似乎代表了他爱的全部内涵。同样,倪发现真实的满足只能在精神的或浪漫的自我安慰中找到——梦境要胜过现实,文学的幻想要胜过实际的生活。
倪焕之人生中第三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参加激进的政治运动,如果只从个人主观参与的角度看,这个领域也与他的教育生涯和爱情生活一样,充满了活力和理想主义色彩。他很早就看出了革命行动与普通政治活动的区分:在他看来,后者不过是军阀之间连年累月的“讨厌”争斗(33页)。而革命,则超越了一般的政治生活:它首先是一种纯粹的潜能,是人们意识中潜藏的“力量”(215页)。如果忘记了这一点,革命就会发生可怕的蜕变,如投机分子蒋土镳“蒋老虎”一样,将进步事业只当做谋取私利的手段。在他自己的行动中,倪并没有完全摆脱权力的诱惑,但他追求的权威不是对他人的实际支配权,而是想象中他的演说施加在公众之上的精神影响力。由于做惯了教师,他仍将自己委任为“革命的教育者”(211页),其职责是“要让大众都来当我们的学生”(185页)。他的话语里仍洋溢着虚幻的理想主义,而这些话语也曾同样支配过他那流产了的教育方案。“咱们一伙儿”,(92) 借助这句口号,他是在呼唤更大范围的同情。但是,在讨论《隔膜》中的两类小说时我们已发现,对“同情”的呼唤或许只是对它缺席的掩盖。在一次集会上,那个袒胸的工人激动的言语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感觉,他心怀疑虑地修正了倪的口号:“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呀!吓,怕什么!”倪喊出的口号只是正面表达了一种幻想性的希望,对它的修正却十分现实地揭示了中国潜在的力量以及阻碍它爆发的社会隔膜。事后,倪焕之自己也承认,恰恰是“这点意思”切中要害(218页)。倪也试图与这个袒胸汉子交谈,对方却不理不睬:“那个男子并不理睬别人的同情于他,岸然走了过去。焕之感觉依依不舍,回转头,再在他那湿透的青布衫的背影上印上感动的一瞥。”(205页)此时,大部分普罗听众立刻发觉,这位年轻知识分子大声的演说,没有掩盖住他与他们的差异。遭受挫折的倪焕之,开始怀疑自己“说教似的演讲”。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他曾发现有大人的干扰,孩子们会过得更好,同样,此刻他也认识到,工人和农民不需要教导,他们身上已经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发动力就在于生活本身”(217页)。
如果说倪政治上的幻灭与他在教育、恋爱方面的遭遇分属不同的阶段,那它也只是小说对革命表现的一个部分而已。即使在倪焕之投身革命之前,革命已经对他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只是他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从头至尾,小说描述的他的每一次心理波动都与同期的历史政治进程有明显的关联:复辟帝制的传闻,使他很早就预感到今后的幻灭(135页);五四运动鼓励他向往乡村以外的世界(177页);五卅惨案让他放弃教书,参加城市中的政治运动(203页);而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又将他最终推入绝望与死亡的深渊(264页)。其实,革命的影响可以一直追溯到倪的学生时代。在一次追述中,小说告知我们,1911年的革命在倪年少的(93) 心中第一次激起了对传统教育的无情蔑视,僵死的书本知识让他厌恶,他渴望“做一点事”:“一面旗子也好,一颗炸弹也好,一支枪也好,不论什么,只要拿得到,他都愿意接到手就往前冲。”(13页)但是,他没有抓住上述任何一件东西,他独特的方式是抓起了笔,将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他身上的活力无论怎样释放,都是来自早年革命影响的激发。革命不能被化约为倪的主观幻想,与教书和恋爱相比,它属于更高的现实,持续不断地推动着倪的人生。但是,这种推力是侵犯性的,革命总是违背倪的意愿,将社会义务强加在他肩上,打消他的幻想,迫使他走出教室、家庭,以及文学的白日梦。我们已知道,这个“白日梦”正是教育事业和浪漫生涯的核心。
随着倪不断的幻灭,外在历史力量的革命视角开始压倒小说中倪的主观视角,正如在贯穿全篇的自然意象中,“火”取代了“水”。“水”的意象,是倪自发的政治热情以及其他狂热行动的标志:他的教育方案是“开源的”(125页),他指导学生进行的“悔过”常被同事们讥讽为“整端眼泪”(75页),正如他与佩章间的通信(142页)。在他参加集会时,总会有倾盆大雨突然落下,而他的双眼也会盈满泪水(207页),他的言辞“挟着活力,像平静的小溪涧中,喷溢着一股沸滚的泉水”(227页)。然而,作为历史力量的革命,虽然在倪焕之的梦中希望性地想象为巨大的浪潮(240页),但更常见的隐喻是破坏性的、净化性的“火”之意象:蒋老虎的势力“正像刚才旺起来的火”(257页);倪焕之的革命朋友,最后说服他放下教鞭走向革命的王乐山,将革命暴力比作火焰,只有玩火的孩子才能懂得它的危险(264页)。当倪焕之陷于两种对立的革命观点的纷争,不能自拔时,也是乐山对革命热烈的解说,使他从造作的感伤情绪中摆脱出来,心像“一颗炽碳”般火热(317页)。(94) 在关键的一处,倪焕之为朋友的精神高度所折服,乐山虽然自己可能会被“历史的轮子”碾碎,但他仍坚守自己的信念,要“用自己的手去推动它”(317页)。在一种传统伦理尺度的现代表述中,乐山将退出历史的人(“站在一旁,呆看的人”)与献身其中的人区分开来;他骄傲地宣称自己属于后者,但他仍然信奉着传统的姿态,以拒绝任何可能的实利——甚至是最基本的个人生存——的方式来保持一种道德纯粹。他还说过这样的话:“今天快到结笔完篇的时候”,而“要写这篇文章需要担保品,担保品就是头颅”。(233—234页)乐山殉身革命的激情引发了倪焕之的感慨,其中充满了惊人的宗教想象:
他想了一阵,捉住乐山的手掌,紧紧地捏着,说:“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有意思呢。”
“佛也许一辈子是地狱里的住民,因为他愿意与一切众生负同样的罪孽,受同样的命运!”是乐山毅然的声音。(264页)
在乐山说出自己要献身于革命的一刻(应当说完全符合“同情”的标准),小说中出现的文化意象最鲜明地表明了一种对尘事的弃绝。道德选择在这里奇异地扭曲了:革命持续不断的侵犯力已成为历史的宿命,对乐山和倪焕之来说,极端的投入就是对残酷暴力的积极接纳。他们必须听从它的召唤,舍生取义,乐山的行动很快证明了这一点。
对“同情”的自愿担负,发展到了极点,似乎就成了对革命决定论的屈服。虽然殉身的精神使乐山保持了“同情”认同完整的道德同一性,但曾向不幸者骄傲地施与过怜悯的倪焕之,最后也如常人一般渴求同情:在小说的结尾,他身染重病,陷入狂乱的呓语中。乔治·卢卡契在讨论19世纪西方小说时曾指出,它与一种“自我的想象”基本相关,(95) 是要从生活异质性的事件中发觉“意义的闪现”。(96) 作为一部效仿西方范本的准自传体小说,《倪焕之》也试图为它的主人公提供这样一种“意义的闪现”。但最后,倪形容枯槁,饱经挫折,濒临崩溃,恰恰是革命——其客观功能在于推动历史与时间的进程——构成了他个人悲剧的主因。革命,像一柄双刃之剑,在向前方的乌托邦迈进的时候,将所有伤感的理想主义都践踏于脚下,只有那些无须小说家式的“自我想象”的人,那些对空洞的“同情”不屑一顾的人,才能享受革命。
作为一次西方小说形式的试验,《倪焕之》或许进行了自我改造。和倪的情书一样,现代白话小说比起传统小说应更具活力,它更为真实地介入现实世界——不仅是外在的物质世界,而且还是激烈的政治角斗场。但小说与外部现实还是脱节的,陷入可怕的循环之中,主观的幻想一次次碰壁,而所谓的转化只是改头换面的重复。和鲁迅一样,叶绍钧最后也在《倪焕之》的结尾运用了“曲笔”(佩章她决心挺身而出,为社会的公益而工作),给外部世界留出一些可能的生机,一些脱离情节发展的出路。
很多批评家都认为,叶绍钧对现实主义的把握日趋成熟,这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在零星的序言和创作札记中,叶对自己作品的解说,似乎也揭示了这一变化过程。在1936年,他写道:
某一事象我觉得它不对,就提起笔来讽它一下……我常常留意,把自己表示主张的部分减到最少的限度,我也不是想取得“现实主义”写实派等的封号;我以为自己表示主张的部分如果占了很多篇幅,就超出讽它一下的范围了。(97)
从这一段中,(98) 我们可以看出,从20年代初他写下《文艺谈》以来,叶的小说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不再坚守小说的表现力量以及它对个人道德的塑造功能;现在,他更为看重的是社会讽刺效果,这似乎指的是他部分作品中出现的对社会弊病的批判。然而,有意味的是,对批判的强调却带了对小说社会功能的怀疑:“所谓讽它一下也只是聊以自适而已;对于社会会有什么影响,我是不甚相信的……所以要讲功利,写小说不如说书,唱戏,演电影,写通俗唱本,画连环画。”(99)
我想,只有少数人会同意叶对自己小说的反省性概括:讽刺在他的全部作品,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作为一部自传小说,《倪焕之》表明,至少到了20年代末,叶仍然醉心于自我的问题及其表现。他的小说创作的重心,不是简单地反映或捕捉外部世界,而是力图将个人的主观世界与外部的压力相调和。我们已经讨论过,叶绍钧的自我观念来自新儒家,它认为通过个人修养,主观存在与外部世界在自我道德的完善中能彼此和谐。换言之,这种修养的目的,在于将主观自我——“我”,与外部的自我——“她/他”完美地结合。在叶看来,“同情”的匮乏造成了他内心的烦乱,也影响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只有匮乏以某种方式得到了补救,一种真实可靠的自我感受才能获得。我们注意到,在叶的早期作品中,常常穿插着抒情片断——自我可以自由地崭露真挚与同情——而作为小说基本构成的情节、视点等叙述手法却遭到抑制。当叶在艺术上日臻成熟之后,他也开始调动这些因素,通过视点的营造检讨叙述表现中“真诚”的局限,利用情节构架探讨时间对个人憧憬和理想的消解。但在《倪焕之》中,(100) 时间/叙述与革命间的一种新的关联出现了。这种关联既充满希望,允诺了对社会隔膜的最终打破,又令人恐惧,因为它在客观上宣告了叶苦苦追求的布尔乔亚式的自我的灭亡。这种布尔乔亚式的自我——充满信心地凌驾于被客观观察的社会现实之上——正是《倪焕之》所要模拟的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所要追寻、确立的。在《倪焕之》中,叶绍钧的小说形式探索正是以这种自我观念为开端,但最终,他却听命于具有深刻颠覆性的道德内省。现实主义小说,在形式上以自我的创造和表现为根基,但告终以自我的消解,一种叙述的自毁。
夏志清在论到《倪焕之》时,曾指出:“尽管小说十分真诚,但作者与人物之间同情性关联太过紧密,以致不能产生叶绍钧短篇小说所见长的客观冷讽”。(101) 这就是说,叶在“讽刺”中没有压抑住主观的参与,这只是使得作品过于粗糙,不能提供完美的审美经验。我们或许会同意,《倪焕之》在形式独创性方面无法与鲁迅最好的作品相媲美,结果是他与小说形式进行搏斗的痕迹清晰可见。但是,如果对《倪焕之》作同情性的阅读,我们会发现使这部小说从夏志清称赞的短篇小说的狭窄空间里脱颖而出的艺术雄心。叶希望通过这部小说,解决他那一代人面对的问题,即创造一种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自我。为此,他绝不只是挪用西方模式以适应中国情境,而是积极地探索借鉴的形式鉴源,发掘其内在的局限。现实主义小说,经过变形仍然传达了他的志愿。和鲁迅一样,叶绍钧的小说创作也打破了作家对小说改变现实的道德功能所抱的理想主义幻想,而是直面了一种形式困境,在其中文学变革之可能性变得暧昧了。
(1) 76
(2) 胡志德(Theodore D.Huters)在《雪中盛开的花朵》(Blossoms in the Snow)中对《祝福》有相似的评论。
(3)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2—290页,此处为第284页。
(4) 77
(5) 有关鲁迅心理情结的讨论,见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鲁迅1881—1909年的求学经历》(Genesis of a Writer:Notes on Lu Xuns Educational Experience,1881—1909);莫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现代中国文学》(Mordern Chinese Literature),第161—180页,尤其是第168页。
(6) 78
(7) 鲁迅:《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421页,此处为第416页。
(8) 79
(9) 鲁迅:《示众》,《鲁迅全集》第2卷,第68—73页,此处为第69页。
(10) 鲁迅下面的一段话就是《示众》故事的大貌:“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11—316页,此处为第311页;摘自李欧梵:《铁屋子中的呐喊》,第72页。(此处有误,原文应出自《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3—164页。——译者)
(11) 80
(12) 韩南(Patrick Hanan):《鲁迅的小说技巧》(The Technique of Lu Hsüns Fiction),第89页。
(13) 雷纳·吉拉德(René Girard):《暴力与牺牲》(Violence and the Sacred),特别是《神话与仪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yth and Ritual)一章第89—119页及《牺牲的替代》(Sacrificial Substitution)一章第250—273页。
(14) 81
(15)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人物》,第41页。
(16) 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书中讨论了阿Q“缺乏内在自我”的问题,见第129页。
(17) 82
(18)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2卷,第457—532页,此处为第494页。以下引文页码见正文。
(19) 鲁迅:《药》,《鲁迅全集》第1卷,第440—449页,此处为第441页。
(20) 83
(21) 鲁迅:《示众》,第69页。
(22) 84
(23) 85
(24) 正如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所指出的,“正传”一词取自传统小说家的套话:“闲话休题言归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488页)。
(25) 在鲁迅的作品中,小说《离婚》便展示了权力的运作:无比威严的七大人单靠鼻子里的一声低吟就制服了桀骜不驯的农村女子爱姑(“她这时才又知道七大人实在威严……她非常后悔”。《鲁迅全集》第2卷,第152页);权力的效果更多地是通过它在受害者身上激起的恐惧而不是它的滥用来体现的,旁观者的冷漠加剧了这一点。
(26) 典籍书册中表现出的中国文化本性——纲常伦理——或用鲁迅常用的比喻“吃人性”,在《狂人日记》中被大胆揭示,小说中的狂人发现儒家经典里写满了两个字:“吃人”。
(27) 86
(28) “曲笔”被杨宪益、戴乃迭译成“innuendoes”,见《鲁迅作品选》(Selected Works)第1卷,第38页。
(29) 87
(30) 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459页,此处为第456页。(https://www.daowen.com)
(31) 依米列娜(Milena Dole
elová⁃Velingerová):《鲁迅的<药>》(LuXuns “Medicine”),莫尔·戈德曼:《现代中国文学》,第221—232页。
(32) 88
(33) 韩南:《鲁迅的小说技巧》,第93页。
(34) 李欧梵的《铁屋子中的呐喊》一书也讨论了鲁迅小说中疏离的孤独者及他(或她)与庸众的关系。但我论述的重点与他有所不同,在我看来,小说背后基本的社会结构不是二元关系(孤独者和庸众),而是一种三元关系(知识分子、庸众和受害人)。知识分子感觉被困于庸众与受害者之间:疏离之感(部分源于自怜)使他对受害者抱有一定的同情,但作为社会中相对优越的分子,他又与庸众有同谋之嫌。鲁迅所关注的疏离者不是被误解的或困窘中的个人主义者,而是那种道德懦夫。他笔下的所有孤独者都是对中国社会的吃人本性有所洞察的知识分子,但他们都没有勇气或能力贯彻他们的伦理冲动。
(35) 89
(36)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5—23页,此处为第7页。
(37) 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第24—34页,此处为第34页。
(38) 90
(39) 《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第86—109页,此处为第108页。
(40) 《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1—17页,此处为第12页。
(41) 91
(42) 《在酒楼上》,第8页。
(43) 92
(44) 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19—22页,此处为第20—21页。
(45) 《自序》,第415页。
(46) 《明天》,《鲁迅全集》第1卷,第450—457页,此处为第451页。
(47) 《写在<坟>后面》,第28页。
(48) 93
(49) 商金林:《叶圣陶年谱》,《新文学史料》1981年1期,第253—267页,此处为第258页。对于这些早期小说的讨论见陈辽《叶圣陶评传》,第20—30页。
(50) 叶绍钧致顾颉刚信,1914年11月13日,转引自陈辽《叶圣陶评传》,第21页。
(51) 顾颉刚:《隔膜》序,《隔膜》,第1—17页,此处为第13—16页。
(52) 94
(53) 参见杨义《论叶圣陶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2期,第201—222页;任广田《从<隔膜>到<倪焕之>——论叶圣陶二十年代的创作思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4期,第209—225页。
(54) 95
(55) 叶绍钧:《杂谈我的写作》,《叶圣陶论创作》,第149—155页,此处为第151页。
(56) 普实克:《叶绍钧与契诃夫》,《抒情的与史诗的》,第178—194页。
(57) 叶绍钧:《叶圣陶选集》自序,《叶圣陶论创作》,第194—198页,此处为第195页。
(58) 96
(59) 茅盾:《读<倪焕之>》,《文学月报》8卷20期(1929年5月12日),收入《茅盾文艺杂论集》,第272—294页,此处为第286页。
(60) 97
(61) 叶绍钧:《春游》,《隔膜》,第6—9页,此处为第9页。
(62) 商金林在《叶圣陶年谱》中认为它是小说最初的名字。
(63) 98
(64) 叶绍钧:《一生》,《隔膜》,第1—5页,此处为第5页。
(65) 叶绍钧:《苦菜》,《隔膜》,第79—91页,此处为第80页。
(66) 99
(67) 100
(68) 据商金林的《访叶圣陶的第二个故乡甪直》,言信的原型是诗人徐玉诺。《苦菜》也是以叶绍钧生活中的一桩真实事件为基础的,见陈辽《叶圣陶评传》,第68—69页,文中所引《火灾》、《云翳》原文出自叶绍钧的小说集《火灾》(第156—166页和第64—74页)。
(69) 101
(70) 102
(71) 103
(72) 104
(73) 105
(74) 例如,杨义:《论叶圣陶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第207—213页。
(75) 叶绍钧:《小学教育的改造》,《新潮》2卷2期(1919年12月1日)。
(76) 106
(77) 叶绍钧:《心是分别不开的》,《未厌居习作》,第152—160页,此处为第155—156页,叶所指的教师经历是在1912年与1915年间,他当时在苏州一所小学里任教。从1915年到1917年,叶失去了工作,部分是依靠为《礼拜六》等杂志撰写小说为生。
(78) 陈辽:《叶圣陶评传》,第19页,叶的书信中的有几处表明了他与同事间的摩擦。
(79) 例如小说集《城中》中的《搭班子》(1926年)和《未厌集》中的《抗争》(1926年)等作品中的人物。
(80) 107
(81) 《饭》,《火灾》,第50页。
(82) 《潘先生在难中》,《线下》,第195—221页,此处为第210页。
(83) 108
(84) 《桥上》,《线下》,第57—79页,此处为第73页。
(85) 109
(86) 《一包东西》,《未厌集》,第57—68页,此处为第60页。
(87) 吴泰昌:《忆“五四”——访叶老》,《文艺报》1979年3月5期。《倪焕之》最初连载于《教育杂志》(20卷1—12期)的教育文艺栏目下,1929年全书由开明书店出版。文中页码出自这一版本。
(88) 110
(89) 茅盾:《读<倪焕之>》,《茅盾文艺杂论集》,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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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12
(9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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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16
(96) 见卢卡契《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ovel),第77—83页。
(97) 《随便谈谈我写的小说》,《叶绍钧选集》,收入《叶圣陶论创作》,第119页。
(98) 117
(99) 同上书,第120页。
(100) 118
(10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