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从国际金融危机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
21世纪初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之后波及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称,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飓风”,是一股强大的“腐蚀性”力量。在世界各国的共同抗击下,现在全球经济正渐趋复苏,一场大风暴行将过去。此时此刻,人们痛定思痛,理应从危机的经验事实中进行冷静的深刻的理论思考。其中,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这场罕见的危机中经受了怎样的考量?这场危机又怎样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应当成为人们进行深刻理论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 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呼唤和青睐
这场金融风暴爆发之后,人们在措手不及的慌忙应对之中,渐渐深感到亟须寻求有力的理论支撑,以减少应对的盲目性。于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获得了人们的青睐。《资本论》在欧洲的销量直线上升,不仅普通的民众、大学生、银行家、企业经理,而且包括法国总统萨科奇、德国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等在内的众多政要,都仔细研读这本书。可以说,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呼唤。究其原因,在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博大精深及其强烈的科学性。
(一)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思想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现象。当时,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开拓,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与此相伴,资本主义也出现了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促使马克思进行了严谨的理论思考。正是在1857—1858年的危机中,马克思着手全面批判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一般经济规律和经济危机进行系统的研究。在这个时期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和雇佣劳动关系以及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资本运动规律的主体分析,从而奠定了经济危机的理论基础。后来,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主要包括以下核心内容。
1. 关于经济危机的本质与根源
马克思把视野放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和探究经济危机的本质与根源。马克思认为,在直接的产品交换(W——W)中,任何参与交换的个人都是既买又卖,这种买卖的平衡使得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既不存在可能性,也不存在现实性。但是,当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进行物物交换,就已经包含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这时的商品交换过程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W转化为G,又从G转化为W。“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2) 商品卖出取得货币后,卖者不一定马上就购买,“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3) 除了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外,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也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货币一出现,便产生这样的可能性:一方卖出自己的商品,另一方后来才付款。”(4) 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但是,“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5) 。这些条件和关系,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才具备。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现象和经济范畴。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实现剩余价值则取决于社会消费力。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会使资本家无限地、盲目地扩大生产。“构成现代生产过剩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制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6) 而“社会消费力……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7) 结果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8) 。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广大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的过剩。所以,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9)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亦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其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生产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10)
2. 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表现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11) 。这就使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具有了周期性。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更新的平均时间(特别是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固定资本的更新周期)决定了经济周期的长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在英国,机器的平均再生产是5年;实际的再生产因而也许是10年。毫无疑问,自从固定资本大规模发展以来,工业所经历的大约为期10年的周期,是同上面那样决定的资本总再生产阶段联系在一起的。”(12) 19世纪70年代初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持续时间又作了如下论述:“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13) 这种经济周期由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组成。“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周而复始的更替。”(14) 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经济危机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间危机”理论和长萧条理论。
马克思还详细描述了危机的表现。“在危机中……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15) “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拍卖相继发生。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16) 上市的商品量由于资本家销毁存货、关闭企业、缩减生产而减少了,商品供应超过购买力的情况也逐渐有了改变。于是,危机阶段就过渡到了萧条阶段。然后再按周期规律经过复苏、高涨阶段直到新的危机的到来。
3. 关于信用制度的杠杆作用与金融危机
马克思说:“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17) 马克思认为,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它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18) 。信用具有双重作用,它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19) 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此时就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20)
马克思在分析信用危机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货币危机(金融危机)。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的货币危机,实质上是“作为经济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的金融危机”,亦即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二是“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即独立的金融危机。对于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来说,“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21)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包含的矛盾才会爆炸式地展现出来。
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它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马克思认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资本主义在进入发达阶段后,金融系统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在生产之外,产生了一个虚拟资本市场,并以虚拟资本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由富有阶层、银行、投机者和小资本所有者组成的、以证券虚拟资本和信用货币相互交易转化为内容的自循环市场,信用和信用货币在这里加速膨胀。正是在虚拟资本背离实体经济的自循环过程中,货币与虚拟资本商品、与信用货币的对立显露出来,货币作为一般价值形式同虚拟资本的市场价值和信用货币的面额价值的矛盾积累起来,等待着一次强制性的统一和重新组合——货币金融危机。所以,马克思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22)
4.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后果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二重后果。一方面,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爆发,使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遭到极大的破坏,旧的生产平衡被破坏;另一方面,危机淘汰了落后的生产力,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促进了创新和固定资产更新,为经济复苏和繁荣提供了条件。因为价格下降会刺激资本家采用新机器和新的劳动方法来使他的总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一般价值,即提高一定量劳动的生产力,降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不变资本的贬值是一个会使利润率提高的要素。然而,“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一部分资本,会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而且,在生产条件扩大,市场扩大以及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会再次发生。”(23) 所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24)
(二)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迄今最深厚、最科学的危机理论
早在马克思之前,西方经济学家就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解释。他们的基本看法有两种:一种是否认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另一种是虽然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对危机进行了错误的或表面的解释,这些解释自然显得苍白无力。马克思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对经济危机进行了研究。如凯恩斯主义用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危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并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流动性偏好这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来说明有效需求不足。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试图为价格黏性寻找微观基础,并以价格黏性为基础论述了经济危机等等。总体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内因论、外因论、综合因素论三种理论。面对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金融危机,西方经济学者又用数学模型进行了解释。
客观地讲,西方学者对经济危机现象和机制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无论在理论的深刻性和科学性上,还是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角度看,西方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相比,都存在着天壤之别。首先,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危机理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根本缺陷,因而其研究多是在市场经济运行层面上进行的,对经济危机原因的研究也往往是着眼于经济运行中的货币变动、价格变动等因素,而不涉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不涉及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则运用矛盾分析和制度分析方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部,透过现象看本质,最终得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结论。其次,西方经济危机理论大都是对已发生危机的总结和解释。由于是“事后”行为和经验性的描述,这些理论对解释特定的危机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移,经济运行的机制和外在环境都在发生变化,这种理论往往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根据这些理论做出的预测的准确性更受到怀疑。事实上,依据这些理论,从来没有比较准确地预测过任何一次经济危机。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前瞻性却一再为实践所证明。
自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后,在19世纪,又爆发了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等年份的经济危机。对于19世纪马克思危机理论诞生后的几次危机,马克思、恩格斯都准确地做出了预测。对于1857年的危机,1856年9月26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25) 恩格斯致马克思的回信完全同意马克思的判断,他说:“这一次是从来没有过的末日审判……我也认为,这一切会在1857年出现。”(26) 对于19世纪60年代的危机,马克思在1864年8月17日致莱·菲力浦斯的信中指出:“西蒂区一家接着一家发生的重大破产事件,已经证明大风暴即将来临。”(27) 对于19世纪70年代的危机,马克思1873年1月预言:“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是处于预备阶段。”(28) 对于19世纪80年代的危机,恩格斯在1882年12月22日致奥·倍倍尔的信中说:“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也这样看——真正的危机会在通常爆发的期限以前很早到来”(29) 。对于19世纪90年代的危机,恩格斯在1892年12月3日致奥·倍倍尔的信中说:“……危机时刻正在到来。我每天早晨阅读《每日新闻》和收到的一些法国报纸时,又有全然置身于47年(注:指1847年)之感。”(30) 恩格斯在1894年10月4日为《资本论》第3卷加的脚注中指出:“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31)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继续周期性地规律性地爆发,也都一再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总之,当代的西方经济危机理论无法在实践中充分证明其价值,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也难以取得超前的发展。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任何西方危机理论所难以企及的,它是迄今为止最深厚、最科学的危机理论。正因为如此,21世纪初这场空前的国际金融风暴引起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强烈呼唤,当不足为怪,或者说,自在情理之中。
二、 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考量和检讨
(一) 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依然根源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矛盾运动
21世纪初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们纷纷对危机的成因做出了分析。不少学者将危机归因于金融创新过度和金融衍生品泛滥;也有不少学者和政治家将危机归因于政府金融监管缺位;还有人将危机归因于道德和信用缺失。如巴拉圭总统费尔南多·卢戈就曾尖锐地指出:美国陷入次贷危机是由于“不道德投机,罪有应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似都有些道理,但是,仔细研究就可以看出它们对危机的研究只停留在问题的表层,未能从制度的深层进行探究,因而均不可能触及危机的本质性缘由。从制度的层面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依然是马克思当年分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所导致的生产过剩。这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
首先,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没有变,其结果,造成在社会财富不断膨胀的同时,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32)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而且这种贪婪的本性在金融主导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实现资本的贪婪本性,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采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革命成果,并运用企业并购重组、产业集中等组织创新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通过相对减少员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支付以更快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这样,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美国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进入21世纪后,一直处于0.46以上的高位。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7年8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到2006年底,美国贫困人口比率为12.3%,有3650万人、770万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全国国民收入的比率达到21.2%,而处于社会下层的50%的人口仅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2.8%。美国最富裕的5%的家庭收入是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的12倍以上。由此造成普通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严重不足。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导致在私人经济利润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工人实际报酬持续下降。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开始兴起,并逐渐在政府决策中取代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调自由市场的存在与扩张,削弱政府宏观调控;强化自由竞争和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付;一味强调私有产权的效率,推行公共产品与服务私有化;等等。这些政策主张在实践中使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得以进一步强化。为维护私人经济利润率的持续提高,形成了“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工人实际工资(报酬)持续下降。据美国左翼经济学家艾里克·尼尔森(Eric A.Nilsson,1999)的研究,美国生产工人纳税后的实际工资1978—1995年期间降低了12.5%;由雇主提供的福利的实际价值比实际工资下降得更快,在同期下降了21%;生产工人实际小时报酬,在1978—1994年期间下降了13.7%。由此极大地加深了贫富分化,加剧了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不足。
最后,在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为了避免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只得通过无限度扩大消费信贷(如“次贷”)的办法来刺激需求,结果无可避免地导致严重金融危机。扩大消费信贷的办法就是为劳资双方共同认同,并为政府肯定的“透支消费”。于是,各大金融机构、投资银行着力进行金融创新,通过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金融工具,刺激广大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进行“透支消费”。但是,从本质上说,“透支消费”只不过是“寅吃卯粮”,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它只是为相对过剩的生产创造“虚拟消费”条件,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借了钱总是要还的,众多低收入民众之所以能负债消费,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降息政策和过度的金融创新。降息减轻了家庭的偿债负担,为信贷更多地推动消费支出放松了条件。房地产泡沫膨胀使得美国家庭资产迅速升值,相对降低了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美国家庭正是凭借增值了的家庭资产去获得贷款,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负债消费。金融创新所导致的各类债券市场又为家庭的过度负债消费提供了条件。但是,一旦政府提息和房地产等家庭资产贬值,因提前消费特别是提前住房消费而产生的负债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当“透支消费”的债务普遍无力偿还,造成金融链条断裂,全社会的购买力突然紧缩,生产过剩的真相便顷刻之间暴露无遗,危机由此发生。所以,21世纪初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本原因看似是一些人所认为的“消费过度”,实则还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生产过剩。
(二) 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尽管是直接爆发于虚拟经济领域的危机,但它仍然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与爆发于实体经济的危机有着同样的根源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越来越呈现虚拟化趋势。在虚拟资本的膨胀过程中,一方面,虚拟经济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另一方面,美联储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可能引发的经济衰退,又实行连续降息的货币政策。在低利率的刺激下,导致美国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并带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迅速发展与房屋价格及房屋信用泡沫的渐渐变大。其结果既膨胀了金融市场,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经济的虚拟与金融化。此次金融危机首先由次贷引起,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获取超额利润,设计出了次贷等大量脱离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结果使本来支付能力不足的众多消费者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严重超前消费,过度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从而为金融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可见,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尽管直接爆发于虚拟经济领域,但它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与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系出于同一根源。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早就分析过,严重的、大规模的货币危机是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它是由工商业危机的因素所引起的,是工商业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因而其根源和工商业危机即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一样,在于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及与其相关联的生产过剩。这就再一次深刻地考量和检讨了马克思关于“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三、 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验证和运用
(一) 启动大规模投资的应对之策与马克思关于危机是新的大规模投资起点的论断
21世纪初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出台了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刺激经济。在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2月签署的总额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约有1500亿美元用于新的公路、轨道交通、发电、能源输送和排水管道等公用设施的建设。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国会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把政府所有的救助项目计算进去,美国纳税人可能负担的救助款最高可达23.7万亿美元,而美国目前的年GDP总量不过14万亿美元。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评论说,这个天文数字比美国建国以来打过的所有战争的花费总额还高。换算成今日币值,二战时美国约耗费4.1万亿美元,“华尔街这回干的好事等于打了六次第二次世界大战”。2009年欧盟委员会也公布了总额达35亿欧元(约合46亿美元)的能源投资计划以刺激经济。我国政府则也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其中15000亿元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10000亿元用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4000亿元将投向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用于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用于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资分别为3700亿元。另外,2100亿元投资将投向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1500亿元用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
各国这种大规模投资措施既是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运用,更是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验证。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可以促使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他说:“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从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33) 在危机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有实力的大企业却可以利用这一时期来重新装备企业,改进技术,率先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用新机器、新厂房、新设备来代替旧机器、旧厂房、旧设备,以求降低成本,取得竞争优势。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导致生产资料市场的扩大,从而出现生产资料部门本身的引致投资;由于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增加,扩大了消费品市场。这样,就会使生产从危机中摆脱出来,经济从萧条走向复苏,资本赢利增加,生产上升。
因此,各国普遍采用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是有效的反危机措施,有助于经济复苏和新一轮繁荣。但是,在大规模投资中,要注意科学投资,要注意投资的领域,避免新的投资形成下一轮的过剩。恩格斯指出,“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34) 如果在大规模投资中实行非科学投资,就必然会导致这个结果。我国应对危机的一揽子投资计划突出扩大国内需求与调整振兴产业、加强科技支撑、强化社会保障有机结合,拉动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增加就业有机结合,克服当前困难与促进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这样一个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综合性计划,其实质和核心是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因而,它既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应急之举,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长远之策。从实施的情况来看,不仅已经收到了经济较快趋向复苏的现实效果,而且可望为未来的发展尽可能减少隐患。
(二)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应对之策与马克思关于提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能从根本上克服危机的论断
21世纪初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个国家都出台了刺激内需的种种应对之策,这些正是对马克思关于提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能从根本上克服危机的理论的验证和运用。马克思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起点。“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35) 由此可知,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扩大需求无疑可以减弱危机的影响。启动消费主要是推动收入性消费和预期性消费。这就提示政府要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流动性,并提升人们的消费预期。
推动消费需求增长,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推进平等,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就连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也致信总统奥巴马,呼吁美国进行一系列改革,改变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对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现为通过调整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中国,则表现在把改善民生、关注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三) 强化对虚拟经济管理的应对之策与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及其和实体经济关系的论断
21世纪初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国家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强化对虚拟经济的管理。诸如提高金融机构国有化程度、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加强风险评估及建立预警系统等等。这方面应对之策的采取,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对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及其和实体经济关系理论的验证和运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进行了系统研究。虚拟资本作为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如债券、股票、汇票等等,它并不直接在企业生产中发挥作用,而是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与此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现实资本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实体经济的运行。与虚拟资本关联的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使用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生产性的实体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最终催生泡沫经济,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并且,虚拟经济一旦背离了实体经济,不仅不能为实体经济筹措资金,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从生产和消费领域内掏空资金,反而成为损害实体经济的帮凶。因此,要有效应对危机,保证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然要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管理。一方面,坚持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另一方面,坚持虚拟经济以现实资本为基础,坚决抑制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
(四) 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等国家强力干预的应对之策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迫自我扬弃的论断
21世纪初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启动的最大规模的救市计划就是向金融机构注资,收购私人企业的股份,先后收购了房地美、房利美等企业。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收购行动。诸如此类国家强力干预的措施,既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付危机的应急之举,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迫自我扬弃的表现。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有着精辟的阐述。例如,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股份制的产生时,马克思指出,股份制使私人资本表现为社会资本,使私人企业表现为社会企业,“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6) 。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37) 。在谈到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时,马克思又指出,“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的,但也仅仅是自在地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38) 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以被迫不断实现自我扬弃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给予了深刻的回答。马克思说道:“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39) 恩格斯也说道:“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40) ,“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41) 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促使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它愈来愈要求冲破私人占有的束缚而承认其日益增强的社会属性,由此就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至上层建筑作出有利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某些调整即自我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扬弃一步,对资本的私人性质就否定一步,向社会主义的“入口”就接近一步。这种自我扬弃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实际上是不断发生的,只不过在遭遇危机、灾害等特殊环境下包括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表现得更为醒目而已。
(五) 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应对之策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加剧世界各种矛盾激化的论断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必然会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尖锐化。此次金融危机也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它既加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通过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要求表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尤其是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
现行的美元本位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它是由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也是斗争和矛盾调和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及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世界经济运行的金融和贸易体系,为了恢复和重建世界经济得以运行的体制,1944年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国际货币关系有了统一的标准,对战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无法解决“特里芬悖论”问题,也不能顺应各国经济地位的变化对货币体系的要求,到20世纪60至70年代,在经历多次美元危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开始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现行的货币体系下,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没有改变,而且还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产生了新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由于美国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创造了大量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复杂动荡,金融投机日盛,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日渐淡化,结果导致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频频爆发。从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到1987年美国“黑色星期一”;从1992年英镑危机、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到1994年、1996年日元危机;从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金融危机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金融危机以前所未有的周期短、影响大和波及面广冲击着整个世界。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揭示了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
此次危机爆发后,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呼声。危机的后果,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了重创,同时,近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日益提高。此消彼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然要求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必然是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世界各国将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整合金融力量,构建多元化和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四、 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也要与时俱进,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演进。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特征,正是使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一) 依赖扩大信贷消费延缓危机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危机形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1世纪初金融危机起因的直接表现是消费过度,负债消费,也就是通过信贷使一些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也进入某些消费领域。大规模负债消费的实质,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如果不是依靠贷款提前消费,就没有支付能力购买房产和其他重要消费品,就会直接表现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贷款消费,造成一种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经济繁荣,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无限增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这样尽管最终不能避免危机,但的确达到了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危机爆发的目的。若从2001年美联储实行低利率政策和商业银行大量发放次贷,竭力鼓励贷款消费尤其是鼓励住房贷款消费算起,到2007年4月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拉开次贷危机帷幕、2007年7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美国这场实为生产过剩的危机被延迟了整整五六年之久!
关于信贷对危机爆发的影响,马克思曾大量论述了生产信贷和商业信贷加速生产过剩和危机的爆发。由于当时消费信贷还处于萌芽或初步发展阶段,所以马克思尽管已在实际上分析了消费信贷对于加速消费、使潜在需求提前变成现实需求从而促进资本周转的作用(42) ,但是,他尚未明确提出通过扩大消费信贷可以延缓危机爆发的思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金融危机依赖大规模扩大信贷消费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特征,是对马克思关于危机形成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从另一方面看,这场危机也表明,依赖扩大消费信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危机的爆发,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而且由于矛盾的多年累积会酿成更猛烈的危机风暴,以至于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对这种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考也必将进一步充实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宝库。
(二) 危机起爆于虚拟经济领域并向实体经济领域传递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此次危机起爆于以金融领域为起点的虚拟经济领域,并逐步向实体经济领域传递。在2008年10月之前,危机的影响一直集中在金融领域。最初仅仅是次贷证券衍生品危机,之后迅速扩展到以投资银行等相关金融机构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危机,进而从金融机构扩展到全球金融市场,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末又从金融体系传递到实体经济,并且呈现出不断加深的走势。
此次危机之所以起爆于虚拟经济领域,主要原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本来各自独立运行的各国国内金融日益融合在全球金融的大潮之中,资本跨国游动更加便利,可以在全球寻找投资、投机场所。此外,不断发展的金融创新也为国际资本投机创造了更方便的金融工具。大量资本从实物生产和贸易领域转向金融、房地产投机场所,加剧了金融动荡,从而使危机首先从金融领域发生,进而再向实体经济传递。
马克思曾结合现实资本(及在此基础上的实体经济),研究过当时初级形式的虚拟资本(及与此相关联的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与本质属性。而现代社会的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级的程度,显示出许多与初级形式时不同的特征和作用。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从反面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国民经济的稳定与活跃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虚拟经济的稳定与活跃。因此,必须在马克思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对虚拟经济的认识,高度重视虚拟经济的发展问题,并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层面加深对虚拟经济的理解。由此出发,现代各市场经济国家都应将宏观调控的重点逐步转向虚拟经济领域。必须十分重视应对资本市场风险,尤其是作为顶级风险的证券市场风险;必须坚决遏制金融过度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泛滥。要建立对于虚拟经济直接调控的机制,并以实体经济健康运行和发展的需要为目标,以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运行方式的发展要求为依据,展开有效的调控活动。尤其需要加强虚实经济一体化研究,建立虚实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调控体系,切实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共赢特别是虚拟经济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服务。
(三) 国家主动救市干预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危机应对和政府干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此次金融危机中,国家主动救市干预伴随着整个危机发展的全过程。20世纪30年代危机爆发时,各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危机在1929年开始爆发,但迟迟几年都未见政府有任何有力的干预救市措施,直到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才实施一系列新政,其中包括成立金融复兴公司、由政府注资13亿美元收购6000家银行股票、整顿金融秩序、改混业经营为分业经营等干预措施。这次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的干预救市措施则显得非常快速有力。美国早在2008年2月就通过168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7月,当“两房”面临破产之际,政府宣布接管;到9月危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时,布什又提出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并于10月3日获得国会通过;奥巴马上台之后,马上公布了2750亿美元的按揭援助计划,新任财长盖特纳提出了2万亿美元的援助方案。继美国之后,欧洲各国政府也纷纷效仿。德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政府都宣布拿出巨额资金进行救市。同时,各国还普遍采取降低利率等措施刺激经济,对付危机。美联储自2007年9月以来,连续降息,到2008年12月,基准利率已经调到了0附近。此外,通过召开各种国际会议,如欧盟成员国会议、G7集团会议、G20集团会议等等,以图统一步调,相互协调配合,共克时艰。
此次危机的爆发,彻底粉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神话,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并不是唯一版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已经越来越不能保证现代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面对日趋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明确和重视现代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统领地位,各个国家应当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建立有政府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之所以成为应对危机和维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特征,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内在需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已经远远超越了私人资本所具有的调节能力,迫切要求作为社会资本代表的国家越来越多地展开强有力的干预和调控,并在最大限度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运行的主导。这在遭遇危机、灾祸等特殊时期更应如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体制,其本身就包含了国家和政府经济调控的职能,发挥好这方面的职能更有其特殊意义。可见,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国家主动救市强力干预的特征所体现出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统领作用的思想与实践,对马克思的危机应对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关于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客观上要求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节的思想,无疑又是一大丰富和发展。
为强化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统领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必须深化经济人研究,在扬弃传统经济学个体经济人假设的同时,增加“社会经济人假设”。社会经济人是指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理性的抽象,或者说,是对世界和各个国家市场经济中客观需要的社会理性的人格化表现。社会经济人假设,应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提,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能够指导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逻辑起点,并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包括在应对危机等特殊事件中政府发挥统领作用的理论基石。
(四) 危机冲破意识形态和制度界限全球蔓延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危机后果(危机扩散)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按照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但此次危机与以往的危机不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而此次金融危机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传递,而且冲破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在全球蔓延。这种危机的国际传递,不仅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使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很深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日益加深,世界各国无可例外地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20世纪80年代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快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步伐,并逐渐形成了“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与秩序。在这种分工模式下,消费国的稳定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由此也决定了美国等消费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2001年以来全球“创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就是美国依靠过度信贷拉动过度消费,从而带动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中东欧经济体的出口,进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国际分工模式蕴藏着极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一旦美国等消费国增长持续减速、消费严重乏力,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那么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将无可避免。
进一步看,金融危机在国家间的传导与扩散,主要有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心理传导等渠道。就此次金融危机而言,贸易渠道对危机的传导,主要原因在于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国民财富大幅缩水,信用规模急剧收缩,居民消费支出因此而锐减,并通过收入效应作用于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使之出口减少,企业利润下降,从而也逐渐被卷入危机之中。金融渠道对危机的传导,主要是由于许多国家持有美国债券、股票及其他金融资产,机构投资者也将大部分资金投入了美国金融市场。而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国内金融机构倒闭,持有这些金融机构资产的跨国金融机构也因此遭受重创。美元的贬值造成了持有美国债券的债权国资产严重缩水,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亦遭受资产贬值的损失。心理传导则主要是通过对股市的影响发生的。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支撑因素之一就是信心。由于通信的便利,全球的股市信息可以迅速传递,这就使得金融危机引发的心理恐慌如同“传染病”一样,在本国乃至全世界人们中间传递和扩散,导致人们行为的极端盲目和过度反应,从而把相关国家和地区也引入了危机。
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被卷入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风暴在所难免。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尽管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如果政策失误,造成普遍的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严重不足,加之对宏观经济调控不当、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力等因素的存在,自身发生经济危机也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向我国转嫁危机,更要从过分迷信西方发展模式的思路中解放出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认真解决好我国提高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的问题,并且不断优化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妥善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谨防自身发生经济危机。
(1) 本文系周明生、孙耀武2009年所写论文。论文原题目为《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考量、丰富和发展》,曾获“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原文的后三部分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1期。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3) 同上书,第13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5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136页。
(6)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3—604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
(8) 同上书,第273页。
(9) 同上书,第54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0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0—301页。
(17)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5页。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页。
(19) 同上书,第546页。
(20) 同上书,第555页。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页。
(23) 同上书,第284页。
(24) 同上书,第27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73页。
(26) 同上书,第81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66页。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5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6页。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4页。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495页。
(37) 同上书,第499页。
(38) 同上书,第686页。
(39) 同上书,第294页。
(40)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8页。
(41)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4页。
(4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