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汇兑问题以及广域决算网
（二）通货、汇兑问题以及广域决算网
虽然海关根据税则课税和管理进出口，但征税中的现金收取，主要由中方管理、经营的海关银号负责。而且，征税额原则上以海关两（100海关两=111.4上海两）为单位，但在实际交付过程中，通常以每个地方使用的银两单位（马蹄银或者墨西哥元等银币）为基础，因为它们随时会因汇率浮动而变动，所以在换算上，首先要清楚白银的市场价格，然后把地方银两换算成海关两，再交纳手续费等，要履行性质不同的征税手续。中国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以上这些具有中国特征的地方性通货情况，随着通商口岸之间贸易的发展——也就是与内地市场之间贸易的进行——遂成为外国商人的批判对象。
根据19世纪70年代海关税务司的调查，指出各个通商口岸存在着以下问题。
牛庄：墨西哥元带有高额溢价。
天津：海关银号的破产。中国商人受到优待。有必要进行通货的统一与管理。
芝罘：应该统一海关两的交换率。海关两比当地银两的比价过低。
宜昌：宜昌银两比汉口的海关两比率要高。香港、上海银行也采取与海关两相同的待遇。
汉口：针对马蹄银的不确实性，虽然政府开设了公估局，却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支付与收取过程中的交换率、银锭与银元之间的交换率会发生变动，需要政府银行的介入。
九江：海关银号与海关相分离。
芜湖：应该明确海关两的重量与纯度，而且海关两所用秤应该由外国制造。
宁波：茶行与海关相争。海关两有必要减价。存在着海关银号以及政府官员中饱私囊的问题。
温州：墨西哥元的变动问题。
厦门：税务司以及海关监督没有对海关银号的支配权。在银两重量与品质方面有分歧。吏员追求个人私利。银号收据发放过迟。
汕头：银两交换率过高。
广东：海关银号势力过强。政府应该铸造“海关两”货币。
琼州：日本银元价格下降。
北海：琼州银号对小商人课以高税率。
如上所述，外国商人对各地通商口岸之间的银交换率都提出了强烈批判。因为它们并不仅仅是几个通货统一、用秤规范化的提案，更具有通货圈的地域性特征，表明每个通商口岸都持续存在着不同交换率。而且，这一问题在各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汇兑决算中，除去应时变动的汇率之外，各地相互间还存在着一定的交换率（请参照表4-17、18），使通货圈之间链环相扣。打个比方来说，各通货圈间的汇率关系正如外国汇率关系一样，两地间的出入差额介入其他地域，由多方汇兑相抵消，只有最终的差额才需要动用银两作清算。从这一点上来说，国内多地域间决算与国际贸易的决算在原理上并没有什么差异。但是，在国际贸易中，银本位与金本位的选择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国际市场上的银价下跌，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决算机制
在轮船招商局时期，马士就非常重视由于银价下跌而带来的白银借款黄金偿还中的损失问题。他不仅关注金银关系中的汇率关系，而且还对贸易决算中汇率关系会发生何种变化以及一般消费市场中使用的铜钱流通价格（=银钱比价）变动问题非常重视。把这些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对外、对内金融市场，是由金银关系、白银关系、白银铜钱关系这三层关系构成的，国际决算中的金银关系、国内多地域间贸易决算中的白银关系以及内地市场与通商口岸之间的白银铜钱关系，作为物价、汇率的反应而变动（请参照图5-1）。而海关、常关、厘金局则分别与这三种变动相对应，发挥着金融机能。到清末，就形成了以香港、上海为中心的多地域间的广域决算机制。
那么，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决算又是怎样进行的呢？贸易收支差额由金银等贵金属收支来抵补的这种方式，在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中又发挥什么样作用呢？我们以与所有通商口岸都有直接贸易关系的上海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表5-8是国外各国、国内各地在上海的金银进出口量。
国际关系中的上海，主要从日本进口黄金，然后经由香港或直接出口到欧洲，用以填补其入超或部分赔款。在国内经济中，上海只向进口大豆及豆粕的牛庄和营口、进口茶叶的汉口、向外国商品中介地广东输送白银，以抵补其入超的一部分。但是，正如表5-5所反映的那样，这些只不过抵补了差额的一部分。
那么，不用金银移动的决算是怎样进行的？那就是通过：
（1）营口的过炉银、宁波的过账银等信用决算的方法；
（2）通商口岸间汇兑的决算方法；
（3）由外国银行开展的，银行券、汇兑以及贵金属交易的决算。
这样三种方式来谋求信用供给、预付资金移动以及支付与决算的顺利进行。在以上例子中可以从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有密切关系的（2）和（3）来分析这一问题。
在汇率决算方面，对于向上海出超的牛庄，正像以下引文所示，采取了不依赖金银的决算方法：
需要由上海向当地的汇款，原本有其他各种方式，但这一期间的汇兑基本上都是从当地向上海的所谓逆向汇兑。而且，在当地仅由汇票发出人使用信用票据进行买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盖而言之，大豆、豆饼、豆油等土特产品概由负责总出口的批发商卖出，棉布、棉线等外国杂货类商品概由进口商买入；同时由票庄、银炉或者外国银行等其他一般商民作为中间人来进行，如果用当地的过炉银向上海汇款，则需要变成所谓的九八规银。
从以上叙述可知，上海对营口的入超决算，是由营口向上海的逆向汇兑方式进行的，从而把营口商品贸易的出超部分——若从资金的移动上来看，应该成为营口的入超部分——留在上海，明确发挥了为上海金融市场提供资金的作用。
另外，在汇兑关系方面，对于华南的情况，马士在1898年北海贸易报告“通货”一项中作了如下叙述：
使用帆船向琼州（海南岛）紧急运送了价值85080海关两的大米，而用于出口的562546海关两部分则全部运送到了香港。……因为该港缺乏银行机能，进口出超部分一般使用银元来抵补，但商人们却办妥了发往香港的汇票。过去两年间的30日支付（并非一览支付）票据的贴现率如下，同期农民、小商人使用的通货——铜钱对墨西哥元的交换比率也如下。
表5-8 国外、国内在上海的金银进出口一览表（1904年）（单位：海关两）
票据贴现率
银钱比价
在华南地区存在着以香港为决算中心的特点。在福建、广东等通商口岸，既有票据与通货行情反映的贸易的季节周期性，又在与东南亚贸易中存在着如前所述东南亚华侨向本国汇款之际利用香港的情况。这使得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的重要性更加增强。
2.外国银行的金融活动
不可否认，外国银行的资金供应、决算手段供应等，给通商口岸之间贸易的扩大提供了便利。而且，开放港口之间的贸易关系是经由外国银行进行决算的。我们试以汉口茶叶贸易中的外国银行活动为例。
经汉口出口的茶叶金融，大部分在上海进行。直到后来海上运输船为了与欧洲进行直接贸易到达汉口以后，发往伦敦的汇兑开始在汉口卖出。而欧洲向汉口的进口贸易，已经不需要特许银行向伦敦发送汇款了。其理由在于，外国商品向汉口输送的程序采取了中国商人先从上海运到汉口、然后转给其他商人销售的形式，而它在金融上则依赖两地的钱庄以及票号进行资金调配。洋行因其驻外机构在上海，所以其汇款发往上海；而独立商社作为上海商社的代理，因其下从事手续费业务，汇款也都发往上海。
汉口出口贸易的兴盛时期只限于较短的夏季时期。在这一期间，上海商社的代理店以及其他的购买者，都为购买各种商品向银行要求资金供应。虽然汉口的洋行大多没有什么资金能力，但围绕借贷业务，银行与洋行之间的竞争却与上海的竞争态势毫无二致，非常激烈。
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通过在上海购买山西的票据，汉口的银行业务开始了在汉口的资金运营。此时虽然与英国的茶叶贸易有所减少，但取而代之与俄罗斯的贸易开始扩大。商品运输采用经由中亚的陆路和经由敖德萨转口的海路两种。从中国的内部问题来看这一情况，这意味着上海与汉口之间的商品运输关系以及金融关系开始松散，汉口作为金融市场开始拥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它还表明，对于从来都是中国金融机关从事的内地金融活动，外国银行开始介入到这一领域——由于购入山西票据进行资金调配——中来。
如果从当初的贸易金融来看，外国银行在汉口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就是在内地贸易——特别是四川贸易上，外国银行也逐渐将其金融业务转向上海。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外国银行开始积极参与内地金融业务，汇丰银行也从19世纪80年代末屡屡通用银行券，与钱庄建立起了信用关系和资金融通关系。
如表5-9所示，外国银行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东南亚的主要贸易都市、欧美的金融中心都设立了总部和分部，不仅拓展国际金融活动，而且也在中国境内的金融活动中扩充自己的网络。
3.通商口岸间多元决算网的形成
那么，地域之间的收支差额又是如何被抵补的呢？因为贸易收支与金银收支未必一定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由汇兑决算进行的清算，因为通常是由多元决算进行的，所以每个通商口岸各自的收支都不平衡。
（2）虽然使用汇兑决算，但因使用的通货单位各地有所不同，所以贸易收支的差额并不一定与金银收支的差额相一致。
（3）由于每个通商口岸拥有的腹地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情况各有不同，所以也会因适应腹地市场的商品需要以及货币需要而发生贸易上的变动。
（4）存在着不必经由通商口岸，而是通过铁道和其他内陆途径进行的商品及资金转移。
表5-9 亚洲的外国银行及支行、代理行开设年份一览表
贸易关系成立的基本前提是地域间供需关系的存在，有时这个基本前提也受到决算关系的左右。也就是说，由于决算关系上的方便，会导致贸易关系的途径以及由此出入商品的改变。扬子江贸易即是这种情况的例证。针对上海入超状况，为取得贸易平衡，扬子江贸易中的出口贸易被充分地利用起来，其间创造并加大了镇江、宜昌、汉口的出口力度。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由于决算关系状况的变化，形成了新型的茶叶出口这一贸易关系的变化。
海关也拥有海关两这一全国通用的银两单位，如表4-18中所示，根据各个通商口岸的银两基准进行换算，上海的海关银100两比其他所有通商口岸要高。这种情况表明，各通商口岸入超结算的时候，购入上海两比较有利。而且，负责这种结算的是钱庄与票号等传统金融业者，此外还有新近加入这种金融业务的外国银行。于是，通商口岸市场圈通过将自己置身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多元决算关系之中，使自己在国内、国际贸易中都能够发挥作用。
海关围绕海关税务问题，在涉及财政问题、外交问题、内地市场等领域时，都使中央与地方的对立关系表面化。与此同时，为了发挥通商口岸市场圈的作用，一方面以通商口岸为中心，向内地市场扩展业务；另一方面不断扩大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活动，从而大大促进了沿海、沿江的经济活动。以海关为视点，来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10余年，不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上海海关统计局H.B.马士所描述的时代。而且它还意味着提示出了使洋务运动再评价成为可能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