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　命

1937年7月7日，日寇炮击卢沟桥，华北局面，岌岌可危。

抗战全面爆发之初，中国共有108个大学与独立学院，共有1 892个中学，不到两年，就有54所被破坏，或被占领，仅是财产损失的总值据估计已达法币217 401 743元的惊人数字，还有许多学校因为逼近战区而自动放弃了，这种损失还没有计算在内。全国各大学四分之三是分布在平津一带，以及沿海各大埠和长江下游的诸城市里，这些地区最早遭到战事影响，厄运难免，不是毁于敌机的狂炸，便是遭受日寇的焚烧，至少也是要被敌军所强占，充作兵营，或其他用途。最先是天津南开大学被敌机炸毁，校舍夷成灰烬，接着在8月间，上海各大学都被敌人付之一炬。在学校被毁以后，学生们立刻变成难民。平津一带的学生，都陆续逃到上海，成千上万的学生，流离失所，想找一个地方继续求学。沪上的工厂、商店多半成了瓦砾场，很多学子都和自己的家庭隔绝了，经济来源也渐渐地断绝，他们被迫迁移到公共租界继续攻读，可是这里没有宿舍住，生活费又高，一切设备与书籍更需要重新补充。同时，因为战争的扩大，其他各地的大学也渐罹浩劫。杭州、苏州、南京、安庆、保定、太原、开封、济南、青岛这些城市的学校，都为战争所波及，学生们没法继续上课。一直到了广州失守和武汉的撤退，全国各校员生，差不多一致感觉到，若想恢复弦诵生活，势非迁移。其中，国立北平大学在卢沟桥事变后，农学院即被敌军摧毁，8月间敌军侵入北平城，各学院又被敌军占用。除农学院大部分房舍及农林场设备已被暴敌损毁及摧残外，其余各学院所有家具及图书仪器，多被盗劫，而以法商、工两学院损失为最甚。8月中旬，敌军南城警备司令部，占据和平门外的国立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敌军山之内航空部队，占据石驸马大街的文学院，教职员、学生、校工纷纷逃避。校工有在校门外观望者，竟至触怒寇军，立加逮捕绑缚，欲予枪毙，几经交涉，始得释放。对于校中什物，任意破坏或升火为炊或遗弃满地，并运走物理系无线电机。至于学生私人书籍、行李之存置学校库房者，亦横遭抢劫盗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师生仓促离校，大部分图书、档案、教学用具等留在北平校园中。校园内房舍、家具等一切用品均被日军侵占，教学设施及重要器材悉遭劫毁，遗失殆尽。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学生们没有了平静的课堂、安全的校园，只能选择中断学业，另谋出路。仅1934级、1935级、1936级学生中就有328人失学，约占总学生数的50%。自1937年7月28日开始，敌寇先用机枪扫射国立北洋工学院，天津沦陷后即侵入，所有房屋设备、全部院产被占据。

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我国最根本的文脉所系——高等教育，也面临根基沦丧的空前灾难，尤其是大学数量接近全国半数、在校大学生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平、津、沪三地，面临的危险最为严峻。中国高等教育向何处去？

1937年8月21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致电浙江省政府主席、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提出为求“集中原有力量，于内地创造一二学术中心，以求效力国家”，“俾平津优良师资不致无处效力，学生不致失学”，“拟在长沙、西安两处筹设临时大学各一所”。^[1]这是赋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这两所战时临时大学“使命”的最早表述了。在1937年8月25日，王世杰致电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时，也有“为使平津各校师生迁地研习，并发展西北高等教育起见，决定在西安设一临时大学”。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之《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也有：“合并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学院向陕甘一带移布”。在此之前的1935年12月28日，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建议国立北平大学迁陕时，也曾有“西北自中央主持开发以来，物质建设成就渐显，惟教育一端依然落后”，而“全国学区”却有“畸形畸重之弊”等说法。(https://www.daowen.com)

于是，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同一纸命令，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中央研究院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研究院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自己标明的使命是：“本大学受命于危难之际，由平津三校院移陕联合成立”，“为国家谋永久之安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对于培植青年之教育、百年树人之大计，而运筹兼顾不任偏废”，要“保存若干学术研究精神，弦歌未断，黉舍宛然”，“鼓励刻苦攻读之勇气，冀成学风，一以坚抗敌之壁垒，一以奠复兴之始基”，“努力造就，蔚为国用”，“共体国家维持战时教育之至意”。^[2]

1937年10月18日，伴随着以西安鼓楼标准时为作息时间的启用，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正式宣布成立，拟订11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11月15日正式上课。要求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四院校师生赶到西安报到，并欢迎新的学生报考，以及转学、借读等。于是，师生们冲破敌寇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纷纷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