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渡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在西安组成不过半年时间，日寇逼近山陕间的风陵渡口，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于1938年3月16日至4月20日再次千里大迁徙。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校1 400余名学生历时一个多月，先从西安乘火车沿陇海路西行近200公里至宝鸡，再徒步250公里，翻越秦岭到陕南城固，全程近500余公里。出发前在西安采购的锅饼就有317袋4 338公斤，还有1 500余公斤咸菜。1938年3月19日还在秦岭马道一带遭遇土匪劫车抢劫。途中有一位教授、一位学生因旅途劳累而亡。李书田常委称为“徒步千里的破天荒大举动”；刘德润教授记为“百年不遇的大事”。迁徙途中发生了“谢似颜行不由径”，“女生入观开先例”等很多流传至今的故事。

1938年1月10日至4月，魏寿昆、张伯声、雷祚雯三教授带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矿冶系三四年级19名学生，应陕西省政府之邀，前往安康深山勘察砂金矿，历时3个多月。他们或乘火车，或乘卡车，或乘船，或步行，夜宿学校、破庙或农家，还携带载重车、井架、水泵、柴油机等器械，途中通过两河关800之众土匪和紫阳土匪出没地，以及遭遇秦郊铺一带4 000余众的聚众封路事件等，在沿途各县警队、壮丁的武装保护下，翻山越岭，为后方建设探矿，并沿途开展抗日宣传，仅仅在探矿工作区内即步行925公里路，的确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演绎了战时矿冶专业野外实习的一个经典案例。

与此同时，1937年12月初，董守义、佘坤珊、罗根泽、徐佐夏、王同观、郭俊卿等教授，率领学生宣传队第一、二、三队百余人，也在大部队迁徙之前途径宝鸡、大湾铺、观音堂、东河桥、黄牛铺、草凉驿、其实不过、凤县县城、双石铺、留凤关、南星、榆林铺、庙台子、留坝，在凤县、留坝、南郑、沔县（今勉县，下同）一带宣传抗日救国、调查地方病和为群众诊病治疗。调查得知“山中百姓尚不知今为何朝代，以为皇帝住在南郑城”的封闭民情，更遑论抗日救国了。他们雇佣驮骡5头，合雇一辆大车，载运行李，上山时往往需要推挽而行。沿途住宿条件很差，均系铺草席而眠，每间房子拥挤几十人，晚上连一支蜡烛也很难找到，在黑暗中摸索行动。途中自带锅灶，每日饮食两次。经过土匪出没的东河桥、黄牛铺、庙台子一带，每至夜间都要值夜警卫，在观音堂和东河桥间遭遇冰雪，受尽艰难困苦。但是，一到目的地，便开始散发宣传品、个别谈话，或训练壮丁，到集会上演讲等等。在汉中，他们还与魏寿昆教授率领的勘矿队举行了联欢活动。他们于1938年2月中旬返回学校，历时两月余，历程500余公里。(https://www.daowen.com)

这条难于上青天的南渡之路，不少师生们也重复地走了无数次：1941年间，新生剧团的同学们北上宝鸡、西安演出，就遇到暴雨引发山洪，冲垮公路，亲眼看到颠覆在悬崖边的汽车，自己乘坐的汽车被山石扎破轮胎，黑夜越过秦岭等险情；1946年，因参加学运被通缉的卫佐臣、卢永福学长，也曾徒步走出秦岭深山，奔向解放区；有一年寒假，一位女学长乘坐的汽车在秦岭翻车，在摔下深沟的瞬间，幸亏她身上穿的棉大衣鼓足了风，像降落伞一样落到沟底，身体竟然没有大碍。

与汪堃仁从东向南，再由南向北的迁徙路程相反的是，在他抵达陕南城固的同年，另一支在结束了由东往西和由北往南翻越秦岭的迁徙之后，在李书田常委的带领下却开始了由陕南城固向西南方向西昌的另一次迁徙，在那里筹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其代表人物也是后来的一位院士，叫魏寿昆。他也是携妻带女，与大家由陕南乘汽车出发，经四川广元至剑阁，到梓潼，进入成都平原，找到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成都接待处，再由成都乘汽车颠簸至雅安。然而，从雅安到西昌的450公里，就只能徒步跋涉或骑马、坐滑竿。这时，不巧的是魏寿昆发现妻子已经怀孕，还有9岁的女儿，他只好将行李物品放在滑竿上，妻子和女儿乘另一滑竿，自己则气喘吁吁地随图书设备驼队登山。一路上一会儿阴云密布，一会儿细雨蒙蒙，一会儿又万里晴空，一会儿穿过土匪出没之地，经过了传说当年唐僧西行取经的晒经关，也战战悠悠地经过了大渡河铁索桥，途经荥经、大相岭北麓、大相岭顶峰（海拔2 830米）、汉源、富林镇、大渡河、晒经关、越西、小相岭顶峰（海拔3 030米）、冕山、泸沽、安宁河平原、礼州，最终抵达西昌。从城固到西昌全程1 079公里，历时12天。就这样，刚一到驻地，他就和李书田在暗淡的灯光下谈起了开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