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雪曼西去求学[18]
尹雪曼，又名尹光荣，1918年出生于河南汲县（今河南卫辉市）李元屯村。1937年9月，顺利考取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经济系，1938年4月学校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又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尹雪曼于1941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尹雪曼的结发妻子、江苏镇江人金惟萱1938年考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毕业后，夫妻双双去了台湾，金惟萱在台北建国中学任教，晚年丢下尹雪曼先走了一步。不用替他担心，学生辈的粉丝方荷相恋于他，成就了老少配，虽然女方父母反对，几经波折，方荷竭力说服母亲允诺，终圆婚配。
尹雪曼17岁考上河南省立安阳高级中学，该校原名河南省第一高级中学，可见在河南省那是数一数二的高中了。1937年夏天，尹雪曼从安阳高级中学毕业，就与几位同学结伴赴北平考大学。到了北平，住在玄武门内一家公寓里。然而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的城门立刻关上了。城里面虽然有点人心浮动，但大家也没怎么当回事，仍然埋头准备功课。可是，左等右等，北平的城门除每天定时开放以外，大多时间仍旧紧闭着，就这样到了7月23日，才听说北平的几所大学不在北平招生，而改在武昌招生了。
尹雪曼、金惟萱夫妇
于是，士子们只好再往武昌进发。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一位学生，主动作了他们的向导，领着他们搭乘火车出西直门，到门头沟，再改骑小毛驴，走长辛店，搭乘平汉铁路火车回到家中。尹雪曼在家没敢多停留，向母亲要了50块银元，立刻再搭火车赶到武昌。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均在武昌、汉口设点招生。
燕京大学的考试单独进行，时间略早一些，尹雪曼虽也报了名，但到了考试前两天，停泊在江面上的日本军舰忽然卸下炮衣，街面上立刻躁动起来，说日本人要向汉口开炮了。与尹雪曼同行的两位女同学说，都要打仗了，还考什么？！于是，姊妹俩不听劝阻，打道回府了。当时，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编为一组，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编为一组，两组同一天考试，一个考生只能参加一组考试。尹雪曼受了一位中学同学的影响，决定报考北平大学，随之参加了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这一编组的考试。考完试，有的同学又奔南京、上海、开封赶考了，尹雪曼则选择立刻回家。
回家不久，即遇连阴雨，卫河决口，所有的地都被淹了。尹雪曼在家焦急地等候录取消息。
按常理，地处九省通衢的中原，应该是交通发达、信息灵通之所，然而在抗战岁月里，这一切都乱了套。家在河南汲县（今卫辉市）的尹雪曼，焦急地等候北平大学入学录取消息，直到家门口的河南大学都开学一个多月了，仍然没有半点消息。尹雪曼的哥哥劝弟弟死了上大学的心，索性在家种地吧！尹雪曼痛苦难耐，后悔没有报考家门口的河南大学，要不现在都上大学一个多月了。
过了几天，尹雪曼忽然接到在陇海铁路局工作的一位初中同学从郑州寄来的信，说“恭喜你考上北平大学，兹将报纸寄上，请速跟学校联络”。尹雪曼赶忙看这张《大公报》的第一版，果然有国立北平大学放榜广告，在法商学院政治经济系那一排，赫然有“尹光荣”三个字。尹雪曼高兴得眼泪立刻流了出来。
在一个寒风嗖嗖的夜晚，尹雪曼与父亲、哥哥三人连夜出发，走出李元屯南寨门，到了火车站，等候为避免日机轰炸而改在夜晚行驶的列车。当晚火车先到新乡，第二天早上到达郑州。本想找给他报喜的同学袁启龙，无奈他家住满了从北边逃难来的亲友，只好找在河南大学读书的郭继武同学，在其宿舍住了几天，这时知道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已经在西安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于是多方与西安联系，恰巧找到一位小同乡——在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就读的牛百盈。牛百盈很快电复：“速来”！
于是，尹雪曼搭乘陇海铁路火车，到了西安，一下车就直奔位于鼓楼和西门之间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校本部而去。他回忆：(https://www.daowen.com)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校本部设在西安大西门里的贡院。那是一座前清政府举行考试的地方，陕西省的秀才、举人，大概都曾经在这座院落中进出过吧。贡院里房屋很多，院落很大。我背着我的行李卷，像刘姥姥似的走进去。但见到处是人，人人年轻活泼，人人脸上布满青春气息。
我在传达室打听了一下，查出牛百盈住第一宿舍，一位男生正好站在我的身旁。他听见我要找牛百盈，便说：“你跟我来。我认识他，我也住第一宿舍”。第一宿舍仿佛是一座大教室，但现在装上上下铺，住满了学生。
牛百盈看见我，好高兴。他说：“你来了，走，把被卷放下，我们先去注册”。我好兴奋！心直跳。我要变大学生了！
跟着他走到教务处的注册组，牛百盈向柜台里的人打个招呼，他们于是拿出名册查出我的姓名，让我报了到，注了册，并立即发给我一枚蓝底白字、三角形的徽章，上写“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牛百盈替我别在左襟上。[19]
尹雪曼回忆当时戴上这枚徽章的心情：“我虽然没有再掉眼泪，然而一股油然的兴奋之情，却从心底直涌向心头！”
1938年3月，日本人打到了风陵渡口，陕西东大门告危。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再迁陕南汉中，于是尹雪曼又随学校撤离西安，南迁汉中。尹雪曼记得他与同学邱德生是一个小队，邱同学负责押运小毛驴驮着的行李，过柴关岭后生病了，尹雪曼还扶着他走了好一段的路。学生们以大队行军的方式前行，经过黄牛铺、大散关、草凉驿，到了凤县。尹雪曼描述，“凤县是个小小的山城，城的一半在山上，一半在山下，站在东门城楼上，可以望见西门。”过了凤县就是柴关岭，随后就是山谷平原，更是一幅鸟语花香、绿意盎然的陕南景象。南迁的队伍，在张良庙修整了几日。尹雪曼回忆说：“那真是一处福地洞天。它是那么的静，是那么的美。人们一旦来到那儿，不仅尘虑顿消，什么功名利禄也都会褪色。”第二天到了褒城。再往南走，抵达汉中。在汉中休息一天后，即赶往城固小西关外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1939年改为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就读，在此度过了4年的大学生活。
尹雪曼在国立西北大学就读期间，与同学们一起组织了西北文艺笔会，出版《文艺习作》。在课外活动中，他“喜欢”上了一位高他两级的体育系的女生，名叫陶鹏。每天一大早，尹雪曼就跑到她的宿舍门口站岗，起初陶鹏浑然不知，后来知道了，就将尹雪曼当成小弟弟看待，让他回去上课，说是回头找他。不想，她从未去找过他，而尹雪曼也只好关上了初恋的大门。
后来，尹雪曼主持筹办了学生校园社团“新生社”，办有壁报、歌咏队和话剧团，主要是话剧团比较活跃。
1941年夏天，尹雪曼从国立西北大学毕业不久，即赴美国留学，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相继任重庆《新蜀夜报》副刊主编、上海《益世报》采访主任等。1949年，赴台湾，历任台湾《新生报》南部版采访主任、副刊主编、副总编辑、《中华日报》主笔。后转政界和教育界，历任台湾地区教育厅秘书、台湾地区电影制片厂主任秘书、“教育部”文化局第二处处长、“行政院国军退辅会”参事兼《荣光周刊》社社长、台湾成功大学、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台湾文化大学、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台湾政战学校教授等。
当然，最出名的还是他的作家生涯，有《苦酒》《迟升的月亮》等12部散文和杂文集，还有评论、理论、译著、自选集17部，加上他在内陆出版的《变调的结婚进行曲》等作品，足有40余部，可谓著作等身。由此，坐上了作家艺术家联盟（相当于作家协会）的第一把交椅。他坚决反对“台独”，在他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中，只提“中华文艺”，不提“台湾文艺”。他也日夜思念故乡。1982年2月26日的《人民日报》刊出尹雪曼的署名文章《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内陆官方报纸最早发表的台湾作者文章之一。1990年4月，阔别故乡53年的尹雪曼第一次回到故乡，写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一文。之后，他多次回到大陆，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聘为兼职教授。1994年5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对尹雪曼的专访，他强调：“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创造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这个责任就在你我。”
尹雪曼虽曾多次返回故乡，却未能回到母校。但是，他在由他主编的《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收录的《大学生活二三事》等文章中，充满深情地回忆了母校。西北大学雷抒雁校友随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时，见到了东道主尹雪曼，二人互相认了校友，相谈甚欢。
2008年2月23日，尹雪曼在台湾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