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来自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信
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诸位负责师长钧鉴：
我是过去师大、去年西安临时大学、今日西北联合大学被勒令退学的一个学生，是文学院外国语文系二年级学生，是今年一月下旬吧，我实在不能在前方血肉横飞、后方歌舞升平的矛盾环境中生活下去了，被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心所驱使，离开了学校。
我第一步先跑到了河南开封，投考中央空军学校。我以为目前救亡的急务是扩充空军及机械化部队，可是不幸得很，因为血压过高未得及格，于是又跑回学校来。这一次是在西安临时大学注册组请了假的，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到注册组康绍言先生那里去查一下。
在学校里住了十余日，这时，山西方面军事情况日益紧张，天生不安分的我，实在不堪造就，救亡的热心又像钩钩一般地把我从培植将来建设新中国的西安临时大学里牵引了出来，而抛到目前学习抗战本领的训练里去了。我是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纯洁青年，过去在北平时连民先队也没有参加过。我绝对……不是为了进行什么阶级斗争……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为了学习一点工作的方法、吃苦的作风，准备到国防第一线上为可怜的老大民族去流鲜红而纯洁的热血。
因为离开学校匆促，没能够向当局请假或休学，这个是我的疏忽，可是在三月初的时候曾一度回到学校里向学校请求休学，一同被勒令退学的方澄敏因为工作的关系没能亲自到校请求休学，也托我向学校当局办理休学的手续。可是，不巧得很，敌人太凶了，我们的学校为了脱离比较危险的地区——西安，而搬到安全的地方——汉中，好令一般莘莘学子在象牙之塔里安心研究起见而搬家了，一切办公的表册、文件、钤记等物已经装箱了，已经停止办公，我只有找到书记（？）孙宝贤君托他代办。他已经允许我学校搬到汉中时，替我和方澄敏办理休学的手续，则我同方澄敏并未私行离校、目无校规。这一点事实，我希望常务委员问一下，查一番，不要轻轻易易地使我的学籍丢了！
上面，我也提到过我是一个纯洁的青年，有时做事有点疏忽轻慢的毛病，我离开学校参加救亡工作，没能按照学校的规定……（原信不清）或休学，这是一个错误，可是后来我也托付了……为什么学校勒令我退学呢？实在令我莫名其妙。如果因为我私行离校目无校规的话，我有托付孙君代为办理休学的事实，如果以为我到延安来，进共产党的学校，这是思想不确的话，则目前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什么呢？难道大敌当前的今日，还在兄弟阋墙吗？我们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也是经中央许可才办的呀，名誉校董还有我们抗日战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啊！我左思右想总想不出我被勒令退学的原因为何？实在闷得慌，我总还希望贤明的负责人为正义、为救亡、为使青年们能放心大胆地参加工作，应该再把我和方澄敏被勒令退学的执行重新考虑一下，这个也实在有原谅的余地呀！我们私行离校是为了挽救可怜的、老大的中华民族啊！
这是我最后向我们的师长们提出的要求了，我总还希望能收回成命，保留我的学籍，将在民族解放以后能有机会再到学校里去研究、去念书，如果木已成舟，我们的举动已经犯学校的规则太甚，已无挽救的可能时，则请注册组按学校的定章，正式退学、修业证书及保证金寄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第三队第十班周坪转崔润珊”。
诸位师长们！我听同学们说，西北联合大学目前的任务是培植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干部，这种长久之计的教育实在是将来建国之基础。总理说过：“革命不易，建设尤难”，这句名言很能证明将来建国的任务比目前民族解放更困难千百万倍！我希望在任务不同、目的统一的原则下，我们分道扬镳吧！我们担任目前打日本救中国的比较容易的任务，你们担任将来建设新中国的更重大的、更艰巨的任务，如果我能在民族解放以后仍然生存着的话，一定拭目以观这建国的伟大任务在你们努力下来完成呢。
师长们！别了！民族得救以后再见面吧！此致民族解放敬礼！(https://www.daowen.com)
外二学生 崔润珊 谨启
中华民国廿七年二月十六日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第三队第十班崔润珊呈请休学来函局部与信封
这封信原存于西北大学档案馆，以后上交给上级档案机构，是一份反映全面抗战初期西安与延安间、国共间、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间的关系，以及反映进步学生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和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物。
这封来信的主人崔润珊，原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新生，时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外国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在1938年1月下旬，因“实在不能在前方血肉横飞、后方歌舞升平的矛盾环境中生活下去了，被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心所驱使”，离开学校，先投考河南开封的中央空军学校未果而于三月初回到学校，复在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之前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第三队第十班受训。从来信看，崔润珊在校时，连“民先队”这种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也未参加过，更别说加入共产党，但到了延安以后，一个政治上的“纯洁青年”，却一下子热血沸腾，燃起了“挽救中华民族”“准备到国防第一线上为可怜的老大民族去流鲜红而纯洁的热血”。这封信的本意是希望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常委办理休学手续，保留学籍。其理由充分，表示不应该进了共产党的学校，就取消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学籍。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以为我到延安来，进共产党的学校，这是思想不确的话，则目前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什么呢？难道大敌当前的今日，还在兄弟阋墙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也是经中央许可才办的呀，名誉校董还有我们抗日战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啊！”“我总还希望贤明的负责人为正义、为救亡、为使青年们能放心大胆地参加工作，应该再重把我和方澄敏被勒令退学的执行重新考虑”。
当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常委收到这封信时，学校已迁至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们的最后处理结果是：李蒸常委指示注册组查明崔润珊学籍无误，并致函崔润珊告知处理结果：“函内所称托孙宝贤君代请休学系于本校南迁前在西安面述，并未具呈，及抵城固后，孙君于五月十七日始代具函呈请休学，已在常会根据该生来函决议退学之后”；“未经向学校请假核准，擅赴他处受训，应即令其退学”；“所请休学，碍难照准”。然而，有点人情味的是，“请发给修业证明书一节，或可通融。来函请求时可照发”。[30]
很遗憾，我们并未找到后来的“崔润珊”，甚至也难辨其性别，只是找到了他信中提到的女同学“方澄敏”，知道方澄敏是著名战地摄影家方大曾的胞妹。方澄敏在接受陈申访问时，提到“我是那年（1937年）9月份走的，先去天津我父亲那里，后来考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31]别的，竟一无所知，希望能够知道其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