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翻越秦岭
1937年年底,抗战形势严峻,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陷。次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窜抵风陵渡,距离西安130公里的陕西门户潼关告急。日寇亦经常隔着黄河向对岸陕西境内打炮,敌机也经常到西安侵扰轰炸。[32]抗战时住在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第一院所在地城隍庙附近的陈相鸣老人回忆:“45年前,我还是一个8岁的孩子。每次警报响了,母亲就拉着我的手随人群往西边玉祥门的城墙洞里躲,胆子大点儿的,就在戏楼和城隍殿能遮挡的地方蹲下。间歇轰炸后,有一天,警报解除,我回来走到大殿前,见地上有一只手套,就过去看,谁知竟是人的手……而回头往墙上看,上面到处粘着血淋淋的人的皮肉。心惊胆战地回到家,一个裁缝师傅被从地上炸飞弹起后摔到地上,结果吓得拉了两天稀就死了。当时西大街城隍庙东边的琉璃庙街口西边,均有防空洞,一次炸弹掉在洞口,事后,拖出了好大一堆尸体,惨不忍睹。因为轰炸,城隍庙里一些古迹被炸毁,西安有名的画匠宋宝先生留下的古画也荡然无存。轰炸一阵子后,沿街就多出很多乞讨的残疾人,他们缺胳膊少腿或者是烧伤。全是日本人轰炸造的孽。”[33]1937年,西安的老百姓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在城墙的墙体内修建了大大小小的防空洞,总共600多个,连起来有5公里长。[34]
为此,在1938年3月,由蒋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出面,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及为国家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命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再迁汉中。于是,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于1938年3月初开始了紧张的迁校筹备工作。3月2日,派总务处徐世度持公函前往汉中地区寻觅校舍。9日,经校常委会23次会议决定,成立以徐诵明等17人为首的“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准备南迁。魏寿昆三教授率领的安康勘矿队也奉令调回,准备一起南迁。1938年3月11日上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在国立东北大学与本校第二院所在的大礼堂召开迁移队务会议,全体负责人参加,主要讨论行李运输、列队赴火车站、车辆分配、配给交通组脚踏车、行军次序、每日行进地点等;3月14日,学校决定购买团体票迁离西安;3月15日购买途中所需物品,收拾行李,并将全校行李运到火车站附近。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南迁学生骑脚踏车途径柴关岭
1938年3月16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 400余名学生正式迁离西安。全校师生员工,按照行军编制,在校常委、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带领下,乘陇海路火车由西安出发至宝鸡,然后下车,住宿宝鸡一晚,次日按照预定计划徒步南行。
常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宝鸡到汉中盆地,当时唯一的通道是川陕公路。这条公路要翻越秦岭山区,途经双石铺、凤县、褒城到汉中。公路上行驶为数极少的所谓“客车”,烧的是木炭,既无车棚,也无座位,如不发生故障,也要三天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秦岭峭壁陡立,高耸入云,公路坡度大,弯道多,路面差,在柴关岭一带险段经常有车翻人亡的事故发生。因此,虽然千余人大队的徒步行军费时长,生活上可能艰苦一些,但从安全、经济的原则上看,还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https://www.daowen.com)
从3月20日第一中队自秦岭北麓的宝鸡隘门镇出发,至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接到教育部命令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4月2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 400余名师生全部翻越秦岭,在秦岭南部的褒城一带休整待命。一位体育教师在褒河从高处跃入水中时,卡在石缝,不幸身亡,化学教授周明崇和一名学生因劳累病逝于途中,其余均安全抵达目的地。

第一中队(包括女生、高中部、教职员)翻越秦岭
4月18日,徐世度勘察及布置校舍任务结束。刘德润教授于4月18日率新编之四中队抵达南郑,19日抵城固校舍。4月20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发布通告,第25次常委会会议议决:本校职员均已到达新址,所有各院长、处、组参加行军大队之职员,自应一律解除迁移时行军职务,应自本月22日起各回原职服务,在行军中购用及积存之物品,应由经手人即日点交庶务组。其各部分经手款项,并应于本月内详细报销清结,以完手续。
至此,长途迁徙结束。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于5月2日在城固考院校本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始上课。自1937年3月16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经西安、宝鸡、凤县、留坝、褒城、沔县(今勉县,下同)、南郑、城固,翻越秦岭,历时36天,分布于汉中三县六地,全程千余华里,其中步行250余公里,是为四院校历史上首次。李书田称为“徒步千里的破天荒大举动”,刘德润教授记为“百年不遇的大事”。